人在上面拉，猪在下面吃，古代军队如何解决几十万人的排泄问题？
古代军队在外打仗，几十万大军是怎么解决上厕所问题的呢？
人吃五谷杂粮哪有只进不出的道理呢？虽然古人对于排泄拭秽之事往往避而不谈，很难找到比较有画面感的记载，但在历史资料中还是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
关于军用厕所的最早记载，出自《墨子·备城门》：
“城上…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圂。”
很显然，墨子在设计守城战术时就已经考虑到了士兵的排泄问题，所以规定城墙上要每隔五十步建一间厕所，“与下同圂”则是在描述厕所的样式，“圂（溷）”就是猪圈的意思，也就是说春秋时期的厕所是两层式建筑，上层是厕所，下层是猪圈，上下层之间有楼梯相连，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勤俭与环保精神，人在上面拉，猪在下面吃，倒是一点都没糟践。
而猪吃掉人的排泄物，人再用猪的排泄物当化肥来促进农耕，生长出来的作物再被人吃回肚子里，或者人直接把猪吃掉，如此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形成了一个和谐的生态闭环。直到某一年，猪生病了。这就又是另一个故事了，我们暂且不讲，说回到圂厕。
关于军中圂厕最多的记载当属秦汉时期。如果我们仔细研读一些史料，会发现在这一阶段里很多著名历史事件中，圂厕都发挥了足以左右历史进程的作用。
先讲一个最广为人知的故事，即发生于公元前206年的汉高祖刘邦“尿遁事件”，史称鸿门宴。
“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根据《史记》的记载，说项羽驻军于鸿门，那么鸿门宴必然是设在军营之内的，饭吃到一半刘邦借口上厕所带着樊哙跑路了。那么刘邦是怎么做到的呢？以前在语文课上学到这篇古文时就以为是找个借口从大门溜走了，现在想想当时真是太天真了。有谁在打算密室杀人时，还把大门敞开了让人逃跑呢？
所以堂堂正正走大门出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军营大门不会没有卫兵把守，而项羽其时对刘邦动了杀心，如果厕所距离营区过远，项羽也不会放任刘邦离席。所以从《史记》的这段记载中我们至少可以分析出以下几点重要信息：
之一，至少在那个时候，军队的圂厕都是建设在营区里面的；
第二，刘邦进了厕所之后就没再出来；
第三，刘邦确实跑路成功，至于他究竟从何通道离开的项羽军营或者说离开的厕所，这一点《史记》上语焉不详。
不过不要紧，我们只需看看圂厕的结构细节，就知道为啥太史公语焉不详了。
已知圂厕是两层式建筑，一层的猪圈自然是要有围墙的，由于厕所门外有便于上下的阶梯，所以人只要到达二层厕门处，就很容易从旁边猪圈的围墙上翻越出去；
另外，除了翻墙，圂厕的墙壁上还有一种叫做“窦洞”的洞穴可以利用。这玩意的作用就是方便粪夫站在围墙外掏粪，洞口不大，猪肯定钻不出去，但是钻个人绰绰有余。
所以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刘邦当时为了逃命不是翻了猪圈的墙就是钻了带屎的洞，这事儿太掉老刘家面子了，纵是太史公也不敢细说。
或许有人还要质疑说难道项羽打仗会带着活猪出征吗？你们难道忘了鸿门宴上樊哙还吃了一条生猪腿呢？古代没啥保鲜设备，那这生猪腿哪来的？洗没洗？你品，你细品。
圂厕一直到汉末三国时期也依然是军队扎营后的标准建筑。按《三国志》的记载，诸葛亮每次出征，扎营时厕所都是要与灶台同步建设的。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
可见一直到这一时期，军队还是比较注重营区卫生管控的。
然而到了唐宋时期，由于人口的激增，不论是军中还是民间，在卫生管控上反倒不如三国之前讲究了。我们先来看看野战条件下，军队是怎么建厕所的。大唐军神李靖的《卫公兵法》有载：
“诸兵士每下营讫，先会两队共掘一厕。”
我们在古代阵法那期节目里有提到过，李靖的部队是50人为一队，也就是说李靖所部每次安营扎寨，每100人就要建一个厕所，而且这个厕所相比于圂厕就简单多了，修筑 *** 只是一个“掘”字，应该就是挖个大坑了事。
为啥不修圂厕了呢？和这一时期的大背景有关。人口一多，人均用地就少了，所以此时平民家的厕所大多是在地上挖个坑，坑里半埋一口大缸，缸口上搭两块板子，人就蹲在板子上如厕，或者连板子都没有，只在缸前立一根横木，横木下有两条腿支撑，形如单杠。如厕者就让大腿前部坐在这根横木上，每次如厕犹如演杂技般 *** ，一个腿麻后仰，就有掉进粪缸的危险。
这还是有条件用厕所的，而根据《通典》、《宋会要》等古籍记载，更多人家压根也没有厕所，只能用马桶解决一切，然后每天增加一项固定家务——倒马桶。
靠山往山脚倒，靠水往水里倒，搞得官府也是很头疼，举一个与西湖有关的例子。古代很多大家都留下了赞美西湖的诗句，还有白蛇传这样唯美悲怆的传奇故事，正是“西湖美景三月天，春雨如酒柳如烟”，西湖就像天上下凡的仙女一样美得让人不忍亵渎。但是，那是文人笔下的西湖。古代的普通人可不管你西湖是人间几月天，我就知道我家马桶一天不到湖里涮家里就要臭一天。
尤其是当南宋定都临安后，西湖周边除了原住民，又多了大批的军队营房，西湖自然就成了驻扎在此的军队取水用水之地。我们来看看《宋会要》及《临安志》是怎么记载的吧：
“今访闻诸处军兵多就湖中饮马，或洗濯衣物作践，至令污濁不便。”
“灌秽洗马，无所不施，一城食用由此池灌注以入……而起疫疾之灾。”
做饭，洗衣服，饮马，涮马桶，没啥是一个西湖解决不了的。宋朝的军队有点特殊，是允许士兵带家属从军的，所以大概在军营中除了普通坑厕之外，军属用马桶的也不不在少数。有句名诗怎么说来着，“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作者或许不单是在吐槽朝廷，而是真的被熏蒙圈了。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不可否认的是，天子脚下尚且如此，江南其他地区能好到哪去？所以说至少在宋朝，靠水居住的人家往河湖中倾倒粪便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以至于官府不得不发布政令，严禁沿河军民“将粪土瓦砾抛至已开河中”，违者“杖八十”。
现在很多小青年喜欢玩古风幻想一下穿越，动不动就向江南折过花、饮一壶浊酒看小桥流水人家的，只能说还是太年轻，你得知道大多数时候，桥边的姑娘她不一定是在抚琴奏忧伤，也可能是在涮马桶。
另外，打破小青年们古风唯美幻想的可不止是古人的排泄地点，还有古人的便后处理。虽然我国的造纸术出现得不算太晚，但是一直到唐朝之前，纸其实都是属于奢侈品的，一是文人惜字进而惜纸，认为用纸拭秽“有辱斯文”；二是很长时间里，纸对于普通人家也确实是奢侈品。更不用提在外打仗的大头兵了。在唐宋之前，上至帝王下至军民，都是在用一种叫做“厕筹”的东西来拭秽。何谓厕筹？一般指竹片，即为竹片，我们应该能想象到，用这玩意的动作是不能被称之为“擦”的，得叫“刮”。而且这种消耗品普通人不一定能日日都用得起，所以多数情况下，树枝树叶土坷垃，凡所能刮，皆为厕筹。至于刮不刮得干净，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试。只是我现在终于明白为啥影视剧里那些鲜衣怒马年少风雅的公子哥和烟罗软纱巧笑倩兮的小仙女们都会随身带着香囊了。
题外话到此为止，我们还是来说军用厕所。由以上例子可知，不论是秦汉时期的圂厕还是唐宋时期的普通厕坑抑或是马桶，通常都是设置在军营中的，那么有没有设置在军营之外的厕所呢？也是有的，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著作《纪效新书》中记载：
“凡白日登厕员役，由各营门将腰牌悬于门上，方准开门而出，毕即还应腰牌，取带回营。”
说白天出营门上厕所的人要持腰牌上报长官，长官准了才可以去，不准就得憋着。不过晚上或者与敌人对峙时就不能出营区了，各部均需自己在营区内找地方挖坑解决。
“夜则大小便俱于营内小厕坑，不许放一人出门。遇贼近或对垒，昼夜皆在营内。”
其实，之所以古代军队的厕所宁可承受上万人排泄物的恶臭也要建设在营区内部，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士兵叛逃或混入奸细，短期驻扎还好，长期驻扎的营地厕所，其清理速度很难跟得上士兵的生产量，这就导致了在军队这个特殊而封闭的集体环境中，一旦疫疾流行，短时间内就能摧垮一支几十万大军的战斗力，因为在古代，蚊虫，腐尸、粪便和饮用水，恰是传播病菌的主要途径与载体，而这些东西对于行军在外的士兵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古代的疫疾很多都是起于战争和军队，纯属人祸，军队走到哪，疫疾就带到哪，而各朝代的防疫手段也无外乎就是派药，隔离和求神问佛，情况实在恶劣了，皇帝或许还会下个罪己诏，仅此而已。
这一情况可以说陪跑了中国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一直到民国时期也未能解决。
直到我们人民军队的出现，才为劳苦大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村民们之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支军队，不仅不会吃你家的住你家的，还会主动帮你修厕所挑大粪。《新四军卫生工作史》及《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两书中记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新四军是如何以身作则，在敌后开展卫生教育工作的。
“按班排建立土厕所，修整道路和排水沟。。。。。。群众缺乏基本卫生观念，这头在河里洗马桶，那头在河里洗碗洗菜；粪缸到处摆，臭气熏人，骡屎马粪，触目皆是。”
“ 一般农村的厕所很难达到卫生的要求，为此 *** 对厕所进行改造，具体的改造措施如1942年卫生干部顾正钧谈道 ： ‘改造厕所，填塞街道上的厕所，重新在村外开设，并做木盖子，禁止随意大小便。’”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八路军、新四军不仅做到了驻地军营的卫生整洁，还选派了大批医务干部深入到每村每镇，帮助村民们扔掉粪缸马桶，修筑公用厕所，有的连队甚至做到了驻地与当地百姓家中厕所均无苍蝇，环境好了，驻地群众的生病率自然就低了。
或许现在看来这点成绩不算什么，但你要知道，当时就算是北平城南京城里，也是遍地粪便。居民晨起倒马桶，也是哪个沟渠近就往哪里倒，很多人会为美龄宫里的爱情故事而感动，赞一句“校长深情”，却不知美龄宫再美也代表不了一个时代，遍地的疾病与污秽才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你在美龄宫外种梧桐，我在根据地里修厕所，不吹不黑，光这一点，就是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之前，其他军队不曾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