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官本位与合法伤害权

古人受到官本位思想的影响，认为做了官就算是成功了。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往官僚阶级队伍里面挤。其实，他们认为的没错，官本位思想有一定的市场应用空间，或者说，在以权力为基本架构的封建统治秩序面前，官本位还真的成了影响深远的思想。做了官就有了权，有了权，就有了合法伤害权。有了合法伤害权，也就有了钱。

在官僚架构体系之内，皇帝是金字塔的塔尖部分，但并不能为所欲为，除非出了昏君，可以不顾一切，胡作非为，不然皇帝要受制于朝廷的官员，即便皇帝不上朝，朝廷上的官员也会照样履行职责。也就是说，从皇帝到地方官员组成的官僚系统具备一定的稳定性，不会随意变更，也不会在战乱时期突然土崩瓦解。即便改朝换代，换了皇帝，还要照样设置文武百官，照样要人们遵守制度。而在封建时代，经济比较保守，主要是农耕文明为主，经商的不多，甚至有些朝代看不起经商的，还认为商人并不直接搞农业生产，只是赚取商品的差价，其实并不利于农业的繁荣。

做农民就要一辈子受人压迫和剥削，要是做商人，就有可能被官府盘剥，被人看不起，甚至直接赔本。还是做官来得更实在，也更让人趋之若鹜。古代农民唯一的上升通道就是科举考试，从小培养孩子读书，学成之后，孩子就要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的做官，考不中的只能等到下一次再考。而对于权贵们来说，孩子从小受到优质的教育，科举考试的时候，会搞一些暗箱操作的事，就让孩子轻松考中了。当然，还有开国皇帝分封文臣武将的事，还要让他们的官职实现世袭。可是，农民的儿子却得不到这样的资源，只能靠自己刻苦攻读。毕竟，普天之下农民比较多，农民的儿子也是很多的，按照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法就是，要顾及大多数人的感受，于是，就有了提倡苦学勤学的精神。

可是，有人考了一辈子也没有考中，就更别提做官了。还有人考了几年以后，终于放弃，做了书馆先生或者幕僚文人，当然朝代不同，落地的考生谋生的手段也不同，但大多和文化有关系。考中的考生就会成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典型，不但自己做了官，而且会举家迁往做官的地方，还会任用家族的人作为左膀右臂。主要还是他们有了权力，可以在权力允许范围内取得合法伤害权。

一般人没有合法伤害权，“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而官员则不同，会利用权力搞一些合法伤害。老百姓交不起赋税，就要被合法伤害，打官司要用刑，照样会被合法伤害，指摘官员毛病，怂恿人们反对官员，也会被合法伤害，盗匪被逮住之后，或者被认为是盗匪的被逮住之后，也会被合法伤害。也就是说，只要官员认为谁有罪，按照法令，就可以搞一些合法伤害了。毕竟，人们做人都是有底线的。只是听官员说说，并不会那么重视。等到官员派三班衙役带着铁索逮捕人的时候，人们就害怕了，知道官府要来硬的了。于是，抗税不交的要想办法交税，打官司的要想办法送银子，以免挨揍，指摘官员毛病或怂恿人们反对官员的暂时偃旗息鼓，而盗匪们一样会给官员送银子，以免被剿灭。

如此一来，在合法伤害权面前，人们似乎都无计可施。合法伤害权是官员本身具备的权力，也是以国家权力系统为背书的权力，别人无法干涉，也无法改变。即便官员换了人，合法伤害权仍然存在。要是仅仅为了国家利益还有情可原，可是大多数官员都把这种权力放大了甚至直接弄得跑偏了，一切不再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官员自己的裁定为准绳。于是，除了权力可以左右官员的裁决就是银子可以左右官员的裁决了。

上级下派的任务，下级官员不敢怠慢，当然也要分轻重缓急，上级催逼得紧，下级就要赶紧办；上级催逼得不紧，下级就不忙着办。即便下级官员已经对某些案子做出了裁决，要是上级一个命令，也照样会改变案子的走向以及最终结果。因为上级有比下级更大的合法伤害权，要是下级官员不听上级指挥，或者弄不好，就有可能被革职查办，情节严重的就有可能下在大狱。于是，下级官员要和上级官员搞好关系，过年过节的时候送银子过去，送字画、古玩、珍珠、玛瑙、玉石、名酒、名马、房屋、女人，当然也就会获得庇护，免除被合法伤害。

下级官员处理案子的时候，会利用合法伤害权搞一些权力寻租。会吃了原告吃被告，会暗地里收一些盗匪的银两，还会在缉捕盗贼的时候从监狱里提出几个死刑犯，冒充盗贼，不但自己收了银子，而且对上级交差了，获得升官进爵的可能。还有更恶劣的就是杀良冒功，找几个老百姓杀了，就算是剿除盗匪了。其实，真正的盗匪寻求了官员做保护伞，始终逍遥法外。

如此一来，官本位思想就会普遍流行，而且会让人们趋之若鹜。毕竟，人们都羡慕官员手中的合法伤害权，而且这种权力不受制约，监督不到位，当然也就让官员为所欲为了。官员们并不傻，只要没闹出什么大动静，没有动达天听，直接“捂盖子”，就算是没事了。即便动用合法伤害权对一些“刁民”就地正法，也不会产生什么恶劣的后果。于是，官员始终都是官员，而老百姓要想发达，就要让孩子参加科举考试，以后做官，拥有合法伤害权……

轮回，似乎无可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