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日本人尤其是贵族的观念中，异国、藩客是疫病的源头
前言
日本的地理环境是阻断疫病传播的天然屏障，但从疫病传播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古代对外往来的展开，这样的天然屏障显然失去了隔断疫病的功能，西海道的筑紫与北陆道的敦贺津，作为对外交通的开放口岸成为了外来疫病向日本传播的中转站。这对生存环境相对封闭的古代日本人所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为外来疫病的传播动辄就会造成民众的大规模染病甚至死亡。结果，在经历数次由沿海地区向本州内陆传播的外来疫病后，在古代日本人尤其是贵族的观念中，“异国”“藩客”俨然就成为了疫病的重要源头。尽管这样的观念认识在现实世界中并不能阻挡海上商人与渔人的往来，亦不构成左右日本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但这样的疫病认识却在相当程度上阻断了外来疫病在以天皇为核心的贵族社会中传播的主观以及客观的可能性，也间接加剧了古代贵族排外、封闭的对外意识。从日本古代对外交往的情况来看，自9－10世纪期间日本断绝了与周边国家的往来后，日本朝廷便始终固持消极的外交姿态，尽管允许海外的民间商船来航进行贸易，但却始终拒绝与周边国家建立 *** 层面的外交关系。这样的政策选择一方面取决于古代东亚地区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另一方面也与古代贵族们排外、封闭的对外意识密切相关。而外来疫病无疑是影响古代贵族对外意识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疫病一旦爆发往往会造成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因此在古代日本十分重视对疫病的应对，不仅效仿唐令构建制度性的医疗体系，在中央建立了典药寮等专门的医疗机构，并且通过积极学习、借鉴大陆地区的医疗技术，普遍推行了药疗、食疗等医疗手段。不过，古代医学及科学知识、技术水平的局限必然无法全面、有效地对疫病进行应对，而填补医学与科学在疫病应对方面不足的，正是各种形式的宗教祭祀，如道飨祭、疫神祭、傩祭等。所谓道飨祭，按照《令义解》的解释，“谓卜部等于京城四隅道上而祭之。言欲令鬼魅自外来者，不敢入京师。故预迎于道而飨遏也。”
简单来说，即在京城四角的道路上，用酒食款待的方式阻止“鬼魅”从外部进入宫中或者京城，避免疫病的发生。所谓疫神祭，按照《延喜式》的规定可以分为“宫城四隅疫神祭”与“畿内堺十处疫神祭”。二者的祭祀 *** 基本相同，即向疫神供奉酒、米、鱼等各种祭品，但祭祀举行的地点不同，前者在皇宫、都城的四角，后者在畿内五国间以及畿内各国与毗邻畿外各国间的十个交界处，如山城与近江的交界处、大和与纪伊的交界处等。所谓傩祭，由《延喜式》的规定可知，是由阴阳师在皇宫内举行的祭祀活动。其祭祀 *** 与道飨祭、疫神祭大同小异，也是向疫神供奉各种祭品，但不同的是，阴阳师同时念诵的祭文。简而言之，尽管道飨祭、疫神祭与傩祭在祭祀的 *** 、内容上略有差异，但其中体现的疫病认识却十分相似。
首先，疫病的发生源于“鬼魅”“疫鬼”或“疫神”的存在。因此，在针对疫病的祭祀中，既有固定在六月、十二月晦日举行的道飨祭与十二月晦日举行的傩祭，也有随时因需举行的各种疫神祭。其次，疫病的传播源于“鬼魅”“疫鬼”或“疫神”的移动。并且，“鬼魅”“疫鬼”或“疫神”的移动往往是由外而内，具体来说，即由日本四方之外至畿内十界，再至京城、皇宫之内。再次，疫病的预防在于将“鬼魅”“疫鬼”或“疫神”隔断或放逐于特定的地域范围之外，而驱逐“鬼魅”“疫鬼”或“疫神”的更佳地点则位于区分皇宫、京城、畿内乃至日本内、外的“四隅”“四方”。换言之，皇宫、京城、畿内以及日本之内是“鬼魅”“疫鬼”或“疫神”不可进入的清净之地，而之外则是“鬼魅”“疫鬼”或“疫神”的可居之地、污秽之地。归根结底，在古代日本人的观念中，疫病被视为外来的污秽之物。在这样的疫病认识中，不仅疫病是可惧的，而且疫病的由来之地也是污秽的。这样的疫病认识不仅体现着对疫病发生、传播等方面的认知，而且还关联着对日本以外的空间、国度的认识。贞观十四年(872)正月，“京邑咳逆病发，死亡者众”，平安京流行咳病，众多平民因此丧命，连太政大臣藤原良房也未能免于此疾。
由于此次的流行病以咳嗽为主要病症，因此基本可以断定所谓“咳逆病”即现代医学中具有传染性的流感或肺炎。《三代实录》同日的记录中记述了当时坊间的传言，所谓“渤海客来，异土毒气之令然焉”，即将咳病的流行归咎为渤海使的到来。根据《三代实录》的记录可知，渤海使团于贞观十三年(871)十二月十一日在加贺国登陆日本；翌贞观十四年(872)正月六日，朝廷开始任命负责接待渤海使的相关使节。换言之，渤海使登陆的消息在贞观十四年(872)正月六日前被送入平安京，但渤海使一行此时尚未入京。
当然，不能排除渤海使中有携带病毒者，且病毒随信使被传入平安京的可能性，但矛盾的是，在此之后直至渤海使一行入京的五月，无论是渤海使登陆的加贺国，还是渤海使入京途中经过的诸国，都没有发生类似的咳病。也就是说，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贞观十四年(872)的咳病与渤海使的到来存在直接联系，所谓“渤海客来，异土毒气之令然焉”不过是坊间的无端猜测而已。尽管这种主观猜测看似毫无依据，但却与疫病祭祀中体现出来的疫病认识完全相符，即疫病是异土藩客带来的毒气所致。其中不仅表现出了对疫病的恐惧心理，更影射出了对外国以及外国人的嫌恶、抵触情绪。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古代的疫病认识也是一种对外认识。
事实上，10世纪以后日本人尤其是贵族们的对外意识愈发地走向封闭。9－10世纪期间，在日本先后断绝了与唐、新罗以及渤海的正式国交后，以天皇为核心的贵族社会中逐步形成了外藩之人不可面见天皇、不可进入皇宫的定制。如9世纪末宇多天皇制定遗训，规定“外藩之人，必召见者，在簾中见之，不可直面”，明确禁止外藩之人直接面见天皇；公卿九条兼实在其日记《玉叶》中批判后白河法皇接见宋人的举动时，称“我朝延喜以来未曾有事也，天魔之所为欤”公卿讨论是否应在宫中接见负责铸造东大寺大佛的宋人陈和卿时，中山忠亲直接提出“异朝俗殊，辄不可入禁里”的意见。可见，在断绝与周边国家往来的同时，古代贵族们的对外意识也愈加走向消极、封闭。
结语
东亚地区的国际环境以及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才是实际上左右日本对外政策的客观决定性因素，但在这些外部的环境因素之外，对疫病的惧怕以及对异国的排斥心理必然也在无形中加剧了贵族们消极的对外意识，甚至成为了古代日本朝廷对外交流的意识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