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传统外交，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哪些特点？

引言

古代中国传统外交，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哪些特点？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从南北朝分裂时代走出的唐代，基本恢复汉代疆域的同时，又面对众多域外政权，对外关系空前发展。在这样的实践基础上，协和万邦的外交思想逐步演化为更大范围内处理对外关系的政策，既有思想性也更具现实性。

汉代的主要外交活动

汉代中国的主要外交活动围绕应对匈奴威胁展开，主要是与西域各国的交往，这是当时国家的现实政治需要决定的。而到了唐代，经过前期努力，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唐太宗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这个称呼及其背后的体制，是协和万邦的鲜明体现，亦即天 *** 系的盛大时期。作为天下的共同领袖，唐天子如周天子般，成为裁决当时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

其政策目的，是建立并维持一个中国本位的体系，并非武装占领。协和万邦的思想，在唐代表现为羁縻政策的空前发展和贯彻。该政策主要是通过政治册封和结盟实现的，在民族政策的内涵之外，也带有相当程度的外交实践意义。经过唐末和宋辽金的纷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再次统一中国。

当时的蒙古体系，是一个覆盖欧亚大陆的庞大世界体系。而忽必烈创建的元朝的直接前身则是身在中原的各族军阀、陪臣与少数蒙古宗王拥立建立的“南大蒙古国”。它与阿里不哥经过漠北库里台后继承蒙哥汗的正统大蒙古国朝廷差异很大。对于元朝来说，虽然其存在草原本位和中国本位的结合与并行的双轨制统治体制，但其国本在中原，而不是草原，其国家政策导向也否定对中原地区的杀戮行为。

明代的宗藩体系

到了明代，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天 *** 系，又称宗藩体系，这是所谓朝贡体制的集大成，成为传统外交古典时期的代表。这和明代的地缘政治现实有直接关系。明太祖在统一后，主要外患是北元及其残余势力。他把周边已知范围内的外国几乎全部列入“不征之国”，洪武初年的《祖训录》和洪武末年的《皇明祖训》，都集中体现了明太祖的外交思想。这一思想，是长期以来协和万邦思想的鲜明体现。

明初实现的大一统，创造了明王朝居中，四邻宾服的地缘政治格局。在这种格局下，明王朝在前代经验基础上，创建了完备的宗藩体系，成为和合理念的经典体现，实现了协和万邦从思想到政策的有效转变。协和万邦的对外政策，本质上是多元的，多样性的。

在承认和尊重各政治实体存在和自身特点的情况下，构建一种共同认同的秩序，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体系，即天 *** 系，这一体系总体上追求与外界的和平共处状态。在古典时期，中国的传统外交制度逐步完善。从汉唐至明代，中国逐步形成了完善的外交制度，主要是包括以皇帝为核心的外交决策机制、中央外交管理体制及地方的外交职能相配合的运行机制。

到了唐宋时期，形成了相当规范和制度化的决策体制，宰相领导的三省在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在皇帝和执行部门间起到上下承接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成熟的决策机制。到了明清，内阁和军机处分别起到辅助皇帝决策的职能。

同时，中国传统外交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双轨制外交管理机构。双轨，即外交政令和政务双轨运行的机制。外交机构是国家处理外交事务的行政部门，具有相应的机制设置和运作方式。早期的此类机构，是处理封建事务为主，民族和涉外事务参杂其中的。

后来真正从政治上与域外国家，尤其是大国 *** 后，相对独立和专业的外交机构逐步建立起来。这里最主要的两个外交机构是鸿胪、主客，二者的分工大体上是鸿胪负责具体外交事务的处置，而主客负责外交政令的制定颁行，二者双轨并行的机制成为传统外交专职管理机构的基本运行机制。其他还有负责翻译、交通等杂项事务的各类部门如通事舍人、四方馆等，不一一详述。

“鸿胪”这一机构源于周官之大行，至汉始称“鸿胪”，属于诸卿系统，后几经增减立废。在汉代时，鸿胪的职责比较繁杂，处理外交文书、礼宾、使者和封拜、翻译等事务是其重要业务。后来历经发展，尤其到了唐代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明确化、专业化，成为外交事务的主要处理机构。

到明朝鸿胪寺明确成为负责礼仪制度的主要中央机构，主要负责维护国家礼制，以及作为礼仪规范的执行者参与朝廷的日常运作，外交事务是其重要职能之一，但相比唐代有所虚化。汉代主客曹属于尚书系统，主要负责外交政令的制定颁布。尚书是汉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内廷机构，由主管文书的近臣内侍而出纳王命，日渐枢要。

政务繁重后，逐步分曹理事，主客曹是其中之一，“主外国四夷之事。”业务内容主要是掌管奏令与相关文书。主客曹是内廷机构，大鸿胪是外朝机构，共同执掌外交事务，形成双轨制运行机制，相互配合，外交政令与外交事务协调运转，而尚书主客曹地位高于鸿胪。隋唐至明清主客司，隶属礼部。

尚书省自宋朝虚化、明代废除后，六部直对君主负责，主客职能逐渐与鸿胪相似，以礼宾等为主，双轨制外交管理机构逐渐发生模糊。此外，历代的地方军府和行政机构担负重要外交事务处理职能，如使节的迎送、驻留，突发涉外事务的临机处置等。

到清代时，创立一个新的涉外事务机构-理藩院。最初是负责蒙古事务，后来扩大到负责清朝与北部、西南部和西部诸多邻国的关系，如俄罗斯、哈萨克、布鲁特和廓尔喀等。而礼部在清代则逐步负责南部和海外诸国关系事务的处置。

中国传统外交的主要特征

中国传统外交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比较显著的自身特征：一是形成了“协和万邦”的外交理念。“协和万邦”本身是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很早就有的重要思想。从上古三代时期处理封建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到大一统时期塑造具备和合特征的天 *** 系的理想追求。这一思想经过了几千年的嬗变，由内及外，日益成熟。

期间，以唐代为代表，羁縻政策成为中国中央王朝处置对外关系的重要政策。但羁縻之外，还有域外国家的对等交往，和战频仍。到明太祖时期，重新完成国家统一，他采取了审慎处理对外关系的态度，从战略角度承认多元的世界，在维护自身安全和权利的基础上尊重各国际行为主体的客观存在和生存发展权利，以和平共处而不是霸权主义作为国家对外行为的原则，塑造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对外政策。

二是构建了较为成熟的外交制度。随着中国外交活动的展开，外交制度从早期的萌芽和雏形阶段开始逐步完善。2000年前的汉代，中国就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外交制度，主要包括政令和政务两个系统。政令由皇帝为中心的更高决策机制和其辅助机制组成，如主客、御前会议机制等；政务由鸿胪等具体执行部门组成。

可以说，中国传统外交的制度建设是伴随着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国家形态的成熟同步发展的，很早就体现出较为成熟完备的特点。到唐宋时期，外交机制进一步完善，尤其是随着三省制的发展，中央决策机制更加完备有效。

到明清时期，君权大大加强，宰相取消而代以内阁和军机处等决策咨询和辅助机构，皇帝本人的角色更加吃重，而政令和政务系统出现更加融合发展的状态。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外交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外交制度，主要包括以皇帝为核心的外交决策机制、中央外交管理体制及地方的外交职能相配合的运行机制。

三是形成明显有适应性的动态演化的外交制度。历史本就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的传统外交及其制度一直随着形势的变化动态演化，形成较强适应性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从汉到清，外交决策机制不断适应更高权力结构的变化，外交政令和政务体制不断随形势变化而出现相应调整。

结语

总的来说，如汉代以汉匈两强外交为主轴，构建对匈奴的国际同盟关系；唐代不断进行周边大国外交的实践，而宋代国力较弱，不断通过多元化谈判维持基本稳定的多国关系；明清实现强力大一统，对外关系则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宗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