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斑斑丨一书囊括天下事 走进中国古代的类书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更大类书，万卷古籍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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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素以文献大国著称于世，不仅以数量巨大著称，也以类型完备著称。中国古代典籍中有一类书称为“类书”，与我们今天熟悉的数据库、大百科全书类似。所谓类书，是一种分类汇编各种材料以备检索之用的工具书。类书可大可小，中国古代规模更大的类书是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编成的《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有多大？请看这样一组数据，《永乐大典》凡例与目录就有60卷，正文22877卷，总字数约3.7亿字，装成11095册，《永乐大典》每册的形制比一般典籍要大得多，长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每册30至50页不等。《永乐大典》全由手工抄写，由于卷帙浩繁，永乐年间只抄写一份，是为“正本”，后来在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又抄写一份，是为“副本”。《永乐大典》正本已不知去向，留下来的全部是副本，历经战火的摧毁，仅有四百多册存世，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收藏《永乐大典》最多的机构。
《永乐大典》在编纂之初就立意高远，要包举天下所有书籍，“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这部“万书之书”的编纂时间与其巨大的篇幅相比并不算长，永乐元年（1403年）下令编纂，次年即成，当时名为《文献大成》，但明成祖朱棣阅后并不满意，认为还不够完备，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下令重修，至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而抄写工作则在次年完成，即总共耗费了五年。
参与《永乐大典》编纂工作的有两千多人，主持编写工作的均为一时之选，既有解缙这样官居高位、名扬四海的大才子，也有陈济这样以布衣召为都总裁的学者。陈济的名气虽然不如解缙，但身为《永乐大典》的都总裁，他要负责编纂过程中日常具体的工作，非硕学大儒不能为。陈济参与了《永乐大典》凡例的制定，这对于一部规模巨大的著作来说至关重要，《永乐大典》涉及的典籍有七八千种，怎样将各项内容有条不紊地安排好，这个问题没解决好，谈不上后面怎么编纂。
《永乐大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汉字数量巨大，但是读音是有限的，古人可以依据音韵来统合汉字，《永乐大典》使用的是《洪武正韵》，该书分为76个韵目，每个韵目下有若干字，比如之一个韵目“东”下有东、冬、通等字，这就是“用韵以统字”。《永乐大典》在每一个单字之下，一一罗列与这个单字有关的各种记载，有时是摘取书中一句一段列在单字之下，有时是将一本书都列在单字之下，这就是“用字以系事”。
经过这样的编排，《永乐大典》就井然有序了。尽管《永乐大典》的存世数量不及原本百分之一，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一些已经消失的书，在《永乐大典》中还保存了片段或是整体，清代一位叫徐松的学者在奉命编写《全唐文》的过程中，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很多《宋会要》的条目，他将其一一搜集，编成了《宋会要辑稿》五百卷，这部著作今天已是研究宋代典章制度的必备书，如果没有《永乐大典》保存，我们就永远见不到它了。
大诗人白居易编过类书，文学性类书颇受欢迎
盛世修典，不仅是因为盛世具备和平的环境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也在于只有盛世能提供充足的人力财力物力完成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官方编修的规模巨大的类书往往于盛世问世，在《永乐大典》之后，清朝在雍正四年（1726年）印出《古今图书集成》，这也是一部类书，全书共一万卷，目录就有四十卷，总字数约1.6亿字，规模逊于《永乐大典》，但保存完好。
清朝最重要也是最知名的文化工程是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完成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更大的丛书，丛书和类书是不一样的，类书要将原书打散，再分门别类重新整合，丛书则保持原书原样。有意思的是，《四库全书》也收录类书，按照四部分类法，放在了子部下，有学者统计，《四库全书》在其“收录的3461种、79309卷图书中，65部类书多达7045卷，已接近总卷数的十分之一”。
其实，古代编修类书者既有官方也有个人。唐朝大诗人白居易还编过一部类书——《白氏六帖》，宋朝有一位叫孔传的学者续写此书，后世将两书合为一书刊印，是为《白孔六帖》。这部类书主要采集古籍中的典故，方便作诗作文。据说白居易编写这本书时，准备了几千个罐子，放在一个七层的架子上，每个罐子上贴条子，上书天、地、日、月、星等条目，请学生从书中摘录典故，放到相应的罐子中，再整合起来就成书了。
像《白孔六帖》这样以采集典故有益作文的类书在古代很受欢迎。唐朝开元年间（713年-741年），集贤院学士徐坚、张说等人奉唐玄宗之命编成《初学记》一书，这部类书如其名字所示，便利初学诗文的人掌握典故与前人撰写的经典诗文。我们不妨来看看《初学记》的结构，该书分为23部313类，比如岁时部下分春、夏、秋、冬、元日、人日、正月十五日等18类，每一类下分“叙事”“事对”“诗文”三个部分。
重阳佳节刚刚过去，我们就来看看重阳类下的内容，“叙事”部分引《荆楚岁时记》《西京杂记》等书内容介绍重阳风俗，“事对”部分是《初学记》的特色，编者从典故中抽出对仗的词组，初学者在写诗作文时可直接拿来使用，如“王酒”对“贾饵”。“王酒”背后的典故是晋朝大诗人陶渊明隐居田园，过着清贫的生活，重阳这天，陶渊明家中无酒，正当他在菊丛中摘花时，忽然看到友人王弘携酒前来；“贾饵”背后的典故是汉武帝宫中的侍女贾佩兰传出宫中重阳这日有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的风俗，饵可能是一种用黍等有黏性的谷物做成的糕。“诗文”部分则摘录了前人所写重阳题材的诗词歌赋为初学者的范文。
《初学记》的篇幅只有三十卷，通读一遍也不费太多时间，古代学者评价这部类书虽不“博”但“精”，“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初学记》不仅在唐朝之后仍广泛流传，而且传播到了东亚汉字文化圈，是中国古代很有影响力的一部类书。
日用类书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生活指南
如果既不研究学问，也不作诗写文，类书也可以很有用。古代类书中有一类日用类书，它涉及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实用的生活指南，而当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待日用类书时，它呈现的是普通百姓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思想家的创造不论多么伟大，也是建立在这个一般的思想世界之上的。
民众对于知识的渴求始终存在，但日用类书的产生有赖于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达，大量印制书籍的成本降低，民众获得书籍的渠道方便且便宜，也有赖于整体识字率的提高。目前存世较早的日用类书有南宋末年陈元靓编写的《事林广记》，此书在元朝也较为流行，元朝还诞生了《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等日用类书。到明清两代，日用类书以其销量较大，书商乐意出版，故而各种日用类书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自然其品质也是良莠不齐。
打开《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的目录，我们就走入了元代民众的生活世界，这本书告诉你如何种稻、纺布、栽树、酿酒、养牛、相马；如何烹制各种家常菜；如果遇到了常见疾病，该用什么药方，平时养生该注意些什么；如何举办婚丧嫁娶等各项礼仪才为适宜，这是古人尤其看重的内容，《朱子家礼》正是通过日用类书影响到千万家；如何在市场上判断各种货物的好坏，以免上当受骗；如何与别人书信往来，各种文雅的问候语一一罗列。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还完整收录了一部时人徐元瑞撰写的《吏学指南》。元代科举考试不发达，虽然一度恢复，但后来停止，且录取规模始终不大，由科举入仕不普遍，由吏入仕较为普遍，因此《吏学指南》这样的书很受欢迎，它是一部小词典，解释公文中会用到的各种术语及为吏应当知晓的基本常识、应当遵循的伦理规范。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既然是以家庭为预期的使用对象，自然包括了家礼、家训等内容。这部日用类书以“为学”开篇，收录了朱熹的《童蒙须知》《训子帖》、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真德秀《教子斋规》的片段。将教子的内容放在一本日用类书的开篇，表明时人对家风的重视，先贤教子的经验对于时人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而教子有方才能家庭兴旺。
中国古代的类书是一个浩大的世界，它不仅是多了一种书籍保存与流传方式那么简单，它折射出了民生万象，这里有先贤的教训与民间的智慧，也有实用的知识和美好的希冀。（陈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