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江南地区古村落的生态美、生活美是诗意生活的标杆
前言
江南地区古村落的生态美和生活美也是诗意生活的标杆，为何在今天这种日常生活的美被打破了？是江南地区的古村落不美了，还是人们失去了感受美的能力？现代工业文明是一把双刃剑，以诗性审美文化为基础的古村落，失去了最初的审美意象。传统村落的演进进程并非已经终结，而是正在进行。这种演进过程，体现着从有形到无形、从历史到现代多重因素叠加的特点。稳态是主流的传统保护模式的主张，空间的动态变化由于需要长期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往往被忽视，这使得被保护对象陷入与当代生活不相符合的困境。因此，对于古村落的空间重构与空间环境保护，人们不应忽视对传统空间中生活需求的认知，不应割裂空间保护与人居生活之间的联系。对传统空间的保护、重构都应将传统空间中的居民及其日常生活作为重要参考因素，尊重人们对传统生活的情感需求，维护人们在传统空间中寻求更高生活质量的权利，提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品位，从而建立起传统空间的当代审美意象。
一、江南地区古村落居民的社会生活及空间演变
中国的传统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着完整的“民间社会”，在文化精神相对自成一体的江南地区，这种物质生活情境和精神生活情境主要表现为相对独立和深厚的诗性文化底蕴，这种诗性文化情节，又具有日常生活的普适性。这种日常生活的诗性文化，是以殷实的物质条件为前提的。明代以后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为知识分子逐渐走向独立提供了良好的支撑。在这种新经济、新思想的影响下，江南文人的世俗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士人在与权宦巨室加强联系的同时，也冲破了许多传统的禁忌，与平民、缁衲、高人、艺人、陶工、锡匠、 *** 、商贾、僧人各个阶层的人的交往都较前代增多，社会交往范围大大地拓宽。”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民众对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审美意识不断萌生发展，市民文学、古玩收藏、园林艺术、饮食娱乐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审美文化应运而生。在这种“文化思潮”中，文人们的审美观念从高雅转向世俗，在他们的带动下，江南地区平凡的生活也精细化、审美化了。
1。传统民俗中的社会生活
自宋代开始，在礼制文化之风盛行的影响下，民众聚族而居，数世同堂是社会家庭结构的主流。江南地区古村落一般厅堂楼房众多，家庭往往有着严格家风家训，形成了以礼制为中心的家庭生活。旧时江南地区无论城镇居民还是农村的居民，都非常重视购买土地，但不重视房屋，这是和当时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经济体制密不可分的，土地是农民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命根子”。每一个节气都有对应的习俗礼节，主要包括婚嫁、生育、建房、慰病、丧葬等方面。更具有当地特色的是正月十六吃野粥，每到正月十六，为了辟邪消灾，居民对着鹊巢临时搭灶，用米、豆类、杂果煮粥，称之“烧野粥”。近年来陆巷村对外开放旅游，每到时节，不少城镇游客便来后山烧野粥吃，在这种岁时传统的体验中，体味传统的文化精神。
2。礼制文化影响下的建筑空间
礼制文化是信仰活动的中心思想和精神空间永恒的主题。自宋以来，至明清，江南地区古村落的精神空间都是以礼制为前提的。礼制理论长期左右着居民们的生活方式、社会行为，成为稳定传统社会的无形的法律，也是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礼教文化对生活方式更大的影响是形成了家族式居住模式。“粤民聚族而居，大或万丁，小者千户。”宗族观念、礼法制度，是继宋代程朱理学发祥以来，最深入原住民血脉的宗族信仰。宗族结构和组织，完整地体现在古村落的建筑空间中。这种聚族而居的亲缘关系，使得古村落的空间语境具有了社会性———体现在村落的整体方位、宗祠的选址上，整个古村落的社会结构也因此得以划分。在笔者走访的苏州古村落中，宗祠往往选址于村落的中心位置或者道路开敞的便利位置。虽然宗祠的功能已不复存在，但是这种围绕宗祠建房造路的村落格局在当下的江南村落生活中仍然得以保留。这种宗法观念，体现在精神生活中，就是祭祀、礼佛等文化活动，以及举行这些活动的空间、场所，它们共同构成了古村落的精神空间。江南古村落的信仰文化，基本涵盖了中国传统社会制度文化的“村礼”“族礼”“家礼”，它们关系到村落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信仰文化是村落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展示了文化如何被创造和传承。
在当下，它们作为一个古村落的文化空间而存在，或保留一段历史，或保留当地传统家族文化。江南地区古村落的社会生活，具有融合、共存、复杂的性质，因此具有多元主体互相交融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于不同的主体行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活动，体现生活主体与生活空间之间变迁和演化的关系，体现当地的传统文化、建筑艺术及其鲜明的特色空间格局。社会生活往往与地域特点、传统空间组织和民俗文化密不可分。对于村落居民来说，经济生活、家庭生活、岁时节庆、民俗礼仪等能共同还原古村落居民的社会生活情景。这些社会生活往往通过祖辈流传下来的“生活样式”代代相传，从而使生活体系具有社会属性。
二、当代社会需求下的古村落空间转型
我们研究空间变迁，不仅研究空间变迁的特征，还应该从实践和生活的角度探究不同层次人群的生活需要和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生活需求对空间结构变迁的影响，尤其可以透过时间叙事来理解古村落空间及其转型变迁。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工养政和以商养政代替了以农养政。古村落中的乡土文化随着二元制度的瓦解而逐渐转型。古村落空心化最主要体现在多元化和逆乡土趋势。乡村人口的流失主要起源于“民工潮”，即上世纪80年后的一场人口大流动。人口的流动改变了农民传统保守僵化的思维方式，打破了地域之间的区域界限。他们比任何人都渴望吸收现代化的讯息，他们在各地打工，吸收各地的文化，为乡村社会带来更为开放和丰富多元的文化信息。而一些因旅游资源开发较早、具有较大商业价值的古村落，因很多异乡客来此做旅游经营，人员成分发生较大改变。
乡村人口的流失，除了导致村落空心化，在文化空间中也体现为逆乡土的趋势。我国公共资源在地区的配置上，长期偏向于城市，很多乡村孩子上学会因为路途遥远而存在困难，再加上农民进城务工的增加，很多乡村孩子会远离家乡，进城读书。教育改变的是知识结构。乡村孩子的市民化，逐步使得乡土的传统文化无人传承。虽然乡土社会结构的变迁带动的是乡土文化结构的转型，但是以乡土为据地、以土地为基础的物质依托依然是无可撼动的基础。传统村落保护的一大难点，就是如何对待空心化的村落。这里所说的村落空心化，不单是指人口流失的空心村，更指一种“文化空心”村。
结语
虽然有些村落人口很多，但是这个村落的文化已经不复存在，传统生活方式已经消亡。村民是古村落的主体，这一观念已经得到我们的普遍认同，他们是乡土文化的主人、继承者、阐释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发展得并不如我们的愿景，有些古村落群体，不能称为“原住民”，他们保留的只有户籍，而并没有文化归属感。他们不再进行农业生产，对当地的空间历史没有记忆，毫无感情，并不能称为古村落的主人。古村的文化需要被理解和传承。这样的村落，即便保留了原始的格局，依然只能称为徒有其表的文化空心村，无法对之进行持续性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