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考：古人为何会使用“倭”字，来指代古代日本？

引言

历史思考：古人为何会使用“倭”字，来指代古代日本？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说文解字》中以倭通委，意为柔软顺从，木下顺庵认为倭指的是身材矮小的人，新井白石以为“倭国”是大国（おおくに）的汉字音译，唐人在礼记的注写道：倭是古代的ヤ音。倭字作柔软之意时，“东夷”也含有此意，夷同柢，是树木生长的根基，本性柔软而生命力旺盛，木也对应东方，或许深受五行思想影响的汉朝人是出于这一点使用倭字的。

江户学者的看法

木下顺庵是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学者，熟稔汉籍，他认为中国史书对倭国以及人名都没有使用好字是出于对蛮夷的鄙夷之心。木下顺庵的说法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后来发明的万叶假名来看，惯用字选用的汉字未必都是好字。

新井白石的观点只是他个人的推想，而唐人的注出现得太晚，不可用来解释倭字使用的由来。以倭指代日本的由来众说纷纭。不管怎么说，从汉字使用的角度来说，倭字使用较少，用“倭”字作国名算不上好字，奈良中期之后，使用“和”逐渐成为主流。

用倭王来称呼倭国的统治者，是一种较为笼统的做法，本文多次使用，主要是从中国一侧的视角使用，强调日本从中国获得册封的立场。河内春人把卑弥呼和赞获得的称呼作了比较，他指出“王”和“国王”封号的差别，使卑弥呼和赞获得的身份是不同的，尤其是赞获得的“倭国王”称号，使倭国获得了刘宋外藩国的身份。

这个差别从国号来看是不易发现的。在日本史学者中，王权的使用对象不仅限于古代天皇家，形容武家政权集权时也有使用王权的。国家一词容易与现代国家的含义相混淆，王权一词更突出了古代国家的特点。与王权类似场合使用的词还有政权和朝廷。政权更突出某一段时期或某一位统治者的影响力。

朝廷一词容易联想起宫殿和京，而日本和京出现的时间较晚。相比之下，王权一词的包容度更高，统治者（王）拥有更高的地位，并拥有广大的土地与民众，这样的政治组织被称作王权。本文为使用倭王权一词，是避免与倭国混淆，因为中国史书改称日本之前，都可以写作倭国。

日本与中国一海之隔，汪洋大海对中古以前的人来说，往返两地之间十分不易，正是因为地理造成的天然隔绝，在倭国主动朝贡之前，中国对倭的认识比较模糊。“倭”字最早出现在先秦文献《山海经中》中，表示的是地理上的位置。在这短短数十字间，是不能弄清“倭”的所在，只能从方位上作简单的推断——倭与燕地很近。

由于下文中没有更详细的解说，而日本是海岛不可能与燕地接壤，所以不能断定这个倭指的是日本列岛。《汉书·地理志》中对倭的定位比《山海经》更加清晰。与《山海经》中模糊的燕地不同，乐浪是由官方设置的郡，确切可查。

史籍的记载

元封二年（公元109年），汉武帝派军攻下卫满朝鲜，次年设置了乐浪、玄菟、临屯和真番四郡，乐浪郡位于朝鲜半岛北部，虽然建制多有更改，但倭人的大致方位是可以确定的。《汉书》使用“百余国”来描述倭人的政治组织形式，在当时的记事者印象中倭地小国林立。汪向荣认为倭人每年献见的地方，可能性更大的是乐浪郡，若倭人真的抵达了长安，班固不可能只在《地理志》里记录短短几笔。

对此，笔者颇为认同。倭人每年来长安是不现实的，海上鲸波骇浪，危险重重，至遣唐使时代，海上行船多有险情。班固留下的记录还有一些疑问：倭人小国林立，那么每年来的是同一批吗？这个疑问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得到解答的。

继《汉书》之后，记录倭人行踪的是陈寿的《魏志》。陈寿（公元233年-公元297年）是西晋人，《三国志》对陈寿而言是一部“当代史”。《魏志·倭人传》中倭国的位置更加详细了。

倭人生活在带方郡东南方向的大海之中，那么带方郡在何处？带方郡的设立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中央对地方的威慑力下降，辽东周边的少数民族不再受到中央 *** 的约束，中平二年辽东太守公孙度趁乱向辽东扩张，带方郡的位置在乐浪屯有县南部的荒地上。

带方郡设立在对外交往上带来了新的变化，乐浪的影响力缩小了，原来由乐浪对韩、倭的管理的权力，转移到了带方郡，池内宏认为是带方郡的地理位置使然。曹魏沿袭了前代的惯例，因此在《魏志·东夷传》中，倭人不似前代与乐浪往来，而是转向带方郡。从《汉书》中只能知道，倭国非常多，数有百余，到魏晋时，已经能够区分出三十个不同的倭国。

一方面倭国派人来汉地，另一方面汉地也有人渡海前往倭国，两地了解逐渐加深。此处的郡就是带方郡，带方郡为朝鲜半岛临黄海一侧，船行沿着海岸，途中要经过三韩之地（朝鲜半岛南部），航行方向先向南后向东，抵达狗邪韩国。

2-4世纪的朝鲜半岛南部地区被称为三韩之地，主要由三个部族组成——马韩、辰韩、弁韩，三韩的北部是汉四郡。这个狗邪韩国的位置，以及归属存在争论，狗邪韩国大致位置在半岛的南部，有人认为半岛南部只是有倭人聚居地，也有人认为半岛南部存在管理倭人的机关，对此没有文字或出土物比对，以上观点只能是言之成理。

从狗邪韩国出发，渡海之后抵达的地方应该就是今天的日本岛了，《魏志》中记载的有国名的倭国接近30个，这些倭国不一定都与带方郡有往来，有的细节可能是通过倭人转述而来，倭国与倭国之间，实力差距较大，生产方式中渔猎特点非常突出。日本岛多山地，适合水稻种植的土地较少，加之耕作技术有限，难以扩大种植的面积，山林尚野，靠海打鱼是非常必要的生存技能。

擅长打鱼的倭人，凭借优秀的水性，朝鲜半岛与日本岛之间往来，换取大陆的物资。在众多倭国之中，邪马台国最为强大，由女王统领，邪马台是女王宫都所在地，只从文本上看邪马台的地理位置是难以确定的。

今人想要定位测量，必定借助GPS定位坐标，用标准统一的测量工具测量，海里与路上路程用精确的数字表示，古人的记载则简略得多。

邪马台国

《魏志》通过列举臣服于邪马台国的国名来描述女王国的境界——那些不臣属于女王的，以及尚未抵达的地方，就是女王国的边境。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影响力更大，在此之前不是没有男子为王，在国内大乱的过程中，众人推举卑弥呼作新王，称之“事鬼道，能惑众”。

当地人十分尊崇占卜的预示能力，遇到需要做决定的事情，便拿骨头来，用火烤骨头，通过骨头的纹理来预测吉凶，占卜指挥着当地的日常生活，人们自然对担当巫职的人十分敬仰。巫师保持神秘是非常必要的，卑弥呼生活在戒备森严的宫中，日常只有侍女陪侍在侧，只有一名男子可以出入宫室，传递信息。

卑弥呼既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领袖，从魏国官员的角度看，他们接到倭王想要遣使的内容，都是以卑弥呼的名义递送的。

景初三年六月时（公元239年），女王派难升米去带方郡，向带方郡守表示想要朝献天子的请求，带方郡守派人将难升米一行护送到了京城，十二月时，朝廷发诏书答复倭女王，表示接收到了女王献贡的“生口”。朝廷用远超上贡价值的物资答谢女王，并制金印一枚，称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诏书和赏赐于正始元年（公元240年）由带方郡太守弓遵派建忠校尉梯儁携人送往邪马台。

倭国去往魏都路途遥远，与邪马台国接触最多的还是带方郡的官员。带方郡的官员携带朝廷赏赐前往女王宫都，兼有沿途考察。

狗奴国在邪马台国之南，以男子为王，《魏书》记载不如邪马台详细，据此推测去往倭国交流的官员不曾到过狗奴国，与他们固定对接的是邪马台国的人，狗奴国的位置大概是从女王治下的倭人那了解的。

邪马台国对魏国官员的到访准备周全，女王遣使出行，在停船处仔细搜索，不敢怠慢魏国官员。正始四年，卑弥呼派八人带着生口和物资再次朝献。魏朝廷对为首的掖邪狗授予率善中郎将的印，并在正始八年追加了对难升米的赏赐。

结语

总的来说，对邪马台来说，朝献所得十分丰厚，既获得了财宝，又有魏国授印，提高了邪马台的声望，有利而无害。对魏朝廷来说，也不尽是做赔本买卖。高句丽的势力不断扩大，岭东七县尽在眼底，东夷之中斗争频发，所以很有必要了解倭国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