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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宰白鸭”,究竟有多残忍?连亲生儿女都不放过

历史文化2年前 (2023-04-19)880

“宰白鸭”是什么?有一首诗就叫《宰白鸭》,其作者郭光启写道:“宰白鸭,鸭何辜?青天在前不敢呼。得钱卖命代人死,妄冀剖腹可藏珠。”

这是盛行于清朝的恶劣风气,地方官员官官相护,纵使皇帝下令彻查,最后也未能杜绝。

“宰白鸭”屡禁不止,昏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参与其中。而清官即使深知内情,遇上这种冤案也无力改变,“宰白鸭”中的受害者往往在死后才等来公正,或永远背负着冤情。

宰白鸭,鸭何辜

“宰白鸭”通俗来说就是真凶买人顶罪,光绪年间有一个著名的“王树汶案”,其受害者就如同待宰的白鸭,毫无反抗之力,只能任人宰杀。

案件起因是一个退休官员被强盗抢劫,他吞不下这口恶气,于是怒气冲冲地去官府报案。退休官员是在河南被抢,那时河南盗贼猖獗,时不时就有抢劫案发生。但受害者不是怕被报复而忍气吞声,就是官员对此类案件视而不见,或收受贿赂草草结案。

因为此次报案人身份特殊,当地官员不敢怠慢,当即下令要搜捕盗贼,于是发生了后续一连串的故事。

只要确定了案发地点,其实官府要排查出真凶并不难,但这个盗贼身份不一般,其中又牵扯到 *** 勾结的问题,所以案子一拖再拖。直到报案人自己打听到匪首的名字,点名道姓要官府抓人,官府这才不得不实施抓捕。

原来这个强盗叫胡体安,而除去强盗这个身份,他还是镇平县的捕快,所以他手下有些仰仗他庇护的小弟,那天就是他指使小弟去抢了报案人。

胡体安白天用官方身份耀武扬武,夜晚则化身强盗四处抢劫,事后以权谋私掩盖实情,实在要交差时就花钱买个穷人来顶罪。他这样靠着双重身份收敛钱财,一直平安无事,使他越来越胆大,直到他盯上了这次的报案人。

一天,胡体安听说来了一个身有万贯家财的肥羊,他顿时双眼冒光,满心满脑都只有白花花的银子。

胡体安怕这只肥羊被别人捷足先登,甚至来不及多打听这人的来历,他就急匆匆制定了抢劫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胡体安多年的捕快没有白当,这次抢劫他既没杀人,也没伤人,按常理来说构不成死刑。于是胡体安拿着抢来的银子去潇洒,以为可以和从前一样,最多花钱了事,事后他还能继续作恶。

当知道报案人是退休官员后,他差点吓得腿软,因为这次影响太过恶劣,熟知律法的他清楚死刑是逃不过的。

恐慌过后,胡体安又想故技重施,可这得罪的是退休官员,有几个人愿意做这个替罪羊呢?除非是没什么见识,又容易被唬住的无知少年。

恰好胡体安家中有个才十五岁的仆人,名叫王树汶,没见识且没背景没关系,是再好不过的替罪羊。胡体安寻到一线生机,然后重金贿赂前来抓捕自己的官差,串通一气唬王树汶,信誓旦旦地保证不过坐几年牢。

见他不太愿意,胡体安又是许诺给他好处,又是威胁他不从的话就当场取了他的性命,吓得王树汶不敢反抗。

王树汶入狱后,认为尘埃落定的官吏才告诉他死刑的事实。这消息如晴天霹雳,再胆怯的人在死亡面前也会激起求生欲,王树汶自然当场改口,说自己是替人顶罪。

可无论他怎么喊冤,急于结案的县令都一口咬定他是真凶,动用酷刑将他屈打成招。上级官员也乐于早些结束案子,都没有多加审查,即使明摆着王树汶与三十岁左右的胡体安,在身材与年纪上都不相符。

自觉没了生路的王树汶,泄愤一般徒劳地大喊冤枉,一直到上了去刑场的囚车,也高声喊冤,而恰好是这一举动让事情有了转机。

王树汶大声自述身份,控诉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围观的百姓听后纷纷议论起来。他们虽然没有断案的本事,但都不眼瞎,眼前的少年很是瘦弱,与身强力壮的盗贼根本扯不上关系。

监刑官不敢无视舆论将他斩首,于是急忙上报河南巡抚,王树汶得以暂时捡回一条命。

他幸运地等来案件重审的好消息,但与这个案件有关联的官员怕丢了乌纱帽,抱成一团想将他推上死刑台,不断往他身上泼脏水。如果不是有要将此案彻查到底的官员保他,他怕是早就被杀人灭口。

原本不难翻案的冤案,因为一众官员的互相包庇,硬生生审了五年。等到王树汶出狱,他已经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

至于罪犯胡体安,早就改名换姓去了其他地方逍遥,至死也没伏法。而“王树汶案”不过是“宰白鸭”中的一种典型,有些“白鸭”的冤案,其中甚至有至亲之人的参与。

卖子求财

清朝陈其元所著的《庸闲斋笔记》中,也有有关“宰白鸭”的记载:“富户杀人,花大价钱给穷人,代之抵死,虽有廉明之官,无不受其蒙蔽,被称为‘宰白鸭’。”

书中有个关于“宰白鸭”的故事,负责审案的官员并非昏官,且知道“白鸭”的冤情,最后却还是判了他死刑。这个官员不是别人,正是作者的父亲陈鳌。

陈鳌曾经办过一起斗殴致死的案子,死者身上的伤口有十多处,很明显是被群殴。陈鳌正想排查凶手,没想到就有人来自首了。

自首的是一个面黄肌瘦的十六岁少年,一看就不是死者的对手,凭他自己压根没法打倒死者,就算有参与斗殴,最多只是从犯。

陈鳌按流程叫他陈述犯罪事实,他说得与初审的口供一字不差,那样子不像一个罪犯在自述,更像是在背诵提前备好的说辞。陈鳌心中明了,这少年是替人顶罪来了,真凶另有其人。

可他再三审问,少年都说自己就是凶手。陈鳌别无他法,只能先将他当做凶手收押候审。

其实他要是糊涂一点,顺着真凶的意将少年斩首,他得功绩又没有后顾之忧。但陈鳌不是这种能草菅人命,还能心安接受褒奖的昏官,他的良心不允许他潦草结案。而想要救这个少年,除了抓到真凶外,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自己翻供。

陈鳌来到关押少年的牢房前,见他蜷缩在牢房一角,明白他还是惧怕砍头的,不是全无求生的想法。打定主意要救他一命的陈鳌,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跑了好几趟才让少年松口,亲口说出自己是替人顶罪。

但陈鳌没能问出他是替谁顶罪,不过这并不意外。少年也许是怕被报复才不说,又或许他真的不知道是谁要买自己的命,毕竟凶手不一定会亲自出面,而是委托能办成这事的人。

少年翻供后,这案子被驳回重审,如无意外应该被无罪释放。陈鳌自认做了一件好事,可没想到他再次见到了他。

此时的少年与之前有些不同,他神情麻木,眼中已经没了求生的意志。陈鳌十分不解,问他为什么再次翻供,少年声泪俱下,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他。

他在牢里苦熬时,他的父母曾来探监,他们见他平安,却没有一丝惊喜的样子,反而像见了仇人一样,对他破口大骂道:“卖你的钱已用尽,你却翻供,你要害父母吗?如果你出狱,弄死你!”

还有县里被收买的官吏私下对他动用酷刑,逼他承认自己是真凶,少年遭受身心的双重打击。他想连父母都恨不得他早些被砍头,他还苦苦忍受这生不如死的日子干嘛,不如认罪少受些苦。如此一来自己能得到解脱,又顺了父母的意,当他尽了最后的孝。

陈鳌这才知道,少年并不是自愿成为“白鸭”,而是被父母卖给了真凶抵命。陈鳌对他的遭遇深感痛心,他想不到天下还有这么狠心的父母,竟然亲手推自己的孩子进火坑,用了他卖命钱的父母也许才是最不希望他生的人。

这次少年铁了心要顶罪,无论陈鳌怎么劝都不愿意翻供,即使清楚他无辜,陈鳌也只能忍痛判他死刑。那把砍刀斩的不只是少年的头颅,更是陈鳌那颗仁义之心。

办完这个案子后,陈鳌对污浊的朝廷感到失望,为自己无力还受害者清白而羞愧,居然脱下一身官服,自请辞官。

难道是因为皇帝对“宰白鸭”毫不知情,才导致“宰白鸭”冤案频发吗?当然不是,实际上曾有官员因“宰白鸭”而被皇帝杀鸡儆猴,皇帝更是下令彻查过这类事件,但效果微乎及微。

兴起根源

早在乾隆在位时,他就曾将一个造成冤案的官员怒降三级,希望其他官员引以为戒。可到了道光继位后,“宰白鸭”的风气依旧盛行。

据记载,道光二年,仅是一个潮州府就查出三十七起“宰白鸭”案。像“王树汶案”,这个案件在结案前就成了全国名案,道光为此曾大发雷霆。然而,风声过后一切故态复萌,地方官员只学会将消息捂得更紧。

其实“宰白鸭”并不是清朝特有,之所以它会在清朝兴起,是因为其时代背景与法律漏洞给了它滋生的空间。“宰白鸭”在乾隆之后逐渐发展至巅峰,也就是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后。

闭关锁国给清朝带来的弊大于利,不但阻碍经济发展,还加快了清朝制度的崩溃。长期不与外界接触,使清廷失去了活力,取而代之的是沉沉暮气,腐败一寸寸吞噬清廷。

历朝历代从来无法杜绝腐败之风,没法做到无一桩冤案,但往往有与之对抗的一股清正之风存在。两者不是势均力敌,就是今天你压我一头,明天我胜你一招。

而到了晚清,清官可贵,更多的是尸位素餐的昏官。且还出现了地方与中央对抗的现象,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地方存心想隐瞒的事,中央听不到半点风声。这导致地方的百姓想传达真实心声给中央,变得比登天还难,只能任由地方 *** 愚弄。

地方豪绅利用金钱打通关系,只要不是冒犯了得罪不起的人,只用往官府送银子,就一切都可摆平。哪怕是犯了死刑,先去极度缺钱的贫民家里挑个人,再给官员送一份厚礼,真凶只管逍遥,砍刀如何也落不到他头上。

一些穷得揭不开锅的贫民,为了一家老小不被饿死,甚至自愿成为他们的替死鬼,一手交钱,一手交命。替死鬼只需咬定自己是凶手,就能成功顶替真凶,这体现了清朝法规制度的一大漏洞。

不同于现代讲究证据,清朝办案:“一经认实,即为了事,究竟所供者是否可信,不暇问亦不愿问也。”就算疑犯明显与推测的真凶形象不符,官员也可以仅凭口供将疑犯定罪。

这个漏洞无疑给“宰白鸭”大开方便之门,真凶甚至不用精心捏造证据,只需要让替死鬼背熟供词,自己就能安枕无忧。

替死鬼一家都盼着这卖命钱救命,何况能答应这事的家庭绝不会事后去闹,而是闷声继续生活,生怕这钱会引起买主的注意,惹来多的麻烦。

而像陈鳌那样的清官,纵使对内情心知肚明,可疑犯与口供摆在眼前,他们能做的居然只有配合真凶,将手中的笔变为屠刀,将自己一心想保护的无辜之人置于死地。

久而久之,在地方就形成了恶劣风气, *** 与 *** 勾结成了常事,官官相护的问题更是严重。百姓有冤无处喊,渐渐也就麻木了。

中央能看到的都是地方悉心美化过的,殊不知自己眼中百姓安居乐业的地方,实际上早被昏官们搅得乌烟瘴气。

如王树汶这样死里逃生,活着等来公道的“白鸭”屈指可数,像那个少年一样含冤而死的才是多数。直至清朝灭亡,随着地头蛇的消失,“宰白鸭”的风气才逐渐消失。

可这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不代表它应该被遗忘,还有许多未昭雪的冤案,“白鸭”们的冤魂不得安息。他们的悲惨遭遇,是对后世的警醒,相信没有人会希望悲剧重演,愿意自己被迫成为“白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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