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何避讳谈大禹治水？考古：洪水时间有Bug

1996年，受埃及国家博物馆历史年表的启发，我国抽调历史、考古、天文、地理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多位专家组建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开展了为期五年的夏商周三朝断代科技攻关。

要知道，在断代工程实施以前，我国有确切纪年的时间是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而早于这个时间点的历史只有框架而无纪年。所以，断代工程的主要任务就是弄清楚夏朝、商朝和西周的始建年代，建立历史年表。

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正式对外公布，根据断代工程研究结论：夏朝始建年是公元前2070年，商朝始建年是公元前1600年，西周始建年是公元前1046年。

其中，商、周两朝的年表均有出土的金文历谱可以衔接，故而断代较为顺利，唯独夏朝因为缺少自证文物出土，断代工程专家组不得不采取了间接论证法。

即：首先以偃师商城建立的时间（公元前1600年）作为夏商分界点，然后再结合文献记载夏朝471年、夏朝时曾出现五星汇聚（天文学推算公元前1973年4月、前1953年2月出现过）、仲康时出现日食（天文学推算公元前2019年12月、前1970年11月、前1961年10月出现过）以及碳14测定的王城岗大城（禹都）始建年不晚于公元前2070—前2030年，最终综合分析认定：夏朝建立时间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

这种间接论证法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

夏商分界，是完全以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二里岗文化（早商文化）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碳14测年作为依据的，可靠性较高。

但夏朝的始建年，却是在商朝考古发现基础上，加入了文献记载夏朝471年积年的结论，然后再用天文学等演算去评估这个时间是否合理。归根结底，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再根据结论挖掘相对应的证据。

何况，所找到的天象证据也依然属于旁证，而夏朝存在的考古学证据只有中晚期都邑二里头遗址，至于夏朝的早期遗存，断代工程专家组也只能用并不肯定的语气说“以王城岗遗址二、三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应是考古学上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事实上，受限于二里头遗址没有自证性质的文字材料出土，这处中晚期都邑究竟是哪几代夏朝君主所在地，我们也无法准确获知，自然也就无法根据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去评估夏朝的始建时间。

但相比旁证的诸多不足，大禹治水无疑是确定夏朝建立的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证据。

首先，大禹治水是夏朝建立的前提。在从新石器时代向国家文明过渡阶段，正是大洪水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氏族部落分据的政治格局，原本各自为政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华夏部落群，不得不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的敌人—天灾，这是夏朝能够跨越地理单元和血缘界线，建立以夏后氏为核心，不同血缘氏族共同联合的地缘政治实体的先决条件。

其次，大禹治水的遗迹更容易被找到。在古代史料中，有大量关于大禹治理洪水的记载，出土的西周遂公盨、春秋秦公簋、齐侯镈铭文上都留下了与史书近乎相同的“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内容，可以相互印证，说明大禹治水是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的。

不仅如此，环境考古研究表明，公元前2500年以及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因热盐环流的突然减弱，导致了全球出现了两次十分明显的冷干气候突变，其中中国北方地区诱发了大规模洪水，并导致原本经淮北、苏北平原进入黄海的古黄河，改道经河北平原进入渤海。

既然大禹治水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只要找到大洪水存在的考古学证据，并做碳14测年，自然就能划定夏朝建立的时间节点，这远比天文学推算要直接得多。

奇怪的是，对于古人普遍笃信的大禹治水事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并没有做任何讨论，20年后经过大量新材料补充而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依然对大禹治水避而不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不得不从大洪水的时间Bug说起。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结论：夏朝始建年是公元前2070年，而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上限却只能到公元前1750年，即便是加上同二里头文化存在直接渊源的新砦期遗存，时间上限也只被拉长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距离所认定的夏朝积年，还有一百年以上的差距。

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也承认二里头文化并不是最早的夏文化，早期夏文化当做进一步探索。

然而，早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正式出版的6年前，也就是2016年，中美联合科研团队就在全球自然科学领域的顶级期刊《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公元前1920年的溃坝洪水佐证中国的大洪水传说与夏朝》，并得出结论：公元前1920年黄河上游青海积石峡溃坝是大禹时期大洪水的触发点，并切此次大洪水与二里头遗址在年代上存在明显关联。

也就是说，大禹治水的时间至少是在公元前1920年溃坝发生以后，如果减去大禹父亲鲧治水的9年和大禹治水的13年时间，夏朝建立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1900年，这个时间刚好与新砦遗存年代上限相衔接。

无独有偶，2018年，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的张莉教授在综合分析考古学体系中的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的考古材料后发现：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 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除了地势较高的陕西石峁等少数遗址外，多数龙山时代的超大规模城址都被大洪水毁灭。

但就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崇山南北一带却崛起了二里头遗址，并打破了龙山时代超大型中心聚落在多个区域广泛分布的模式，构建了二里头遗址作为整个黄河流域唯一 的一级聚落的全新聚落体系。

上文已述，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都邑在考古学界已是公认的事实，那么上述考古发现，无疑佐证了大洪水与夏朝建立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这场洪水，让原本地处政治洼地的二里头遗址，一跃成为了当时的政治中心。

但由此也导致时间先后出现了Bug：

1.假设夏朝建立时间的确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那么大洪水发生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2092年之前（鲧禹父子前后共治水22年），但考古发现的大规模洪灾痕迹却发生在公元前1900年，也就是先有了夏朝，然后才有了洪水。

2.假设大洪水时间的确如考古发现所知，发生在公元前1920年-前1900年，那么大禹治水时间应当晚于公元前1900年这个时间点，这也就意味着新砦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就是全部的夏文化，夏朝的始建年要比预想的晚了至少170年。

针对之一条，可能的情况是：夏朝在建立前和建立以后分别经历了两次洪灾，大禹所处的公元前2100年洪灾规模较小，故而依靠原始的石制工具能够成功疏通。河南辉县孟庄夯土城发现了公元前2100年左右被洪水冲毁的考古证据，印证了龙山时代末期有小规模洪灾发生。

针对第二条，可能的情况是：夏朝的实际建立时间比预想的要晚的多。事实上，二里头遗址虽然被定义为夏朝中晚期都邑，但根据时任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教授的研究结论：“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一二百年的时间里，也即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许宏教授的话说的很隐晦，直白点说就是：在二里头出现之前，夏朝可能并没有出现，亦或者夏早期政权性质同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体制并无什么两样，还算不上跨地域统治的王朝。

另一位考古学泰斗人物邹衡也主张二里头文化已经涵盖了整个夏文化，换言之，二里头一期的绝对年代（算上新砦期是公元前1900年）就是夏朝建立的时间。

也正因为存在时间上不可调和的Bug，所以，大禹治水就无法被拿来作为划定夏朝建立时间的关键性依据。

那么大禹治水和夏朝建立之间，究竟是怎样的逻辑关系呢？

首先我们要清楚一点，上古时期的大洪水事件已经被证实是真实发生过的，大禹治水由于有着广泛的信史传播，也毋庸置疑。

其次，大禹的生存年代也不会晚到二里头时代。这是因为王城岗（被证为禹都阳城）遗址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100年，同尧舜都邑陶寺遗址的绝对年代（公元前2300年至前2000年）吻合，上博简《子羔》《举治王天下》以及清华简《良臣》均已出现禹为尧舜之臣的记载。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合理的结论：大禹在河南龙山文化时代晚期（尧舜时期）受命治理洪水，使得夏后氏部落取代陶唐氏和有虞氏，成为新的部落联盟共主。结合史书记载的“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可知，禹获取的只是共主地位，而有虞氏的国君位置依然由舜的儿子商均继承，大禹不得不在阳城另建政治中心。

很显然，大禹所继承的这种共主形式并没有超脱尧舜所建立的政治架构，只是名义上的宗主罢了，可以算作广义上的王朝。

在公元前1900年大洪水过后，原本散居各地的部落族群共同迁徙到更适宜农耕的伊洛平原，建立了以夏后氏为主导的全新的政权结构—夏朝，狭义上的王朝诞生了。

但就夏后氏族群自身而言，对于王朝奠基人的追祀，自然要上溯到将夏后氏族群地位上升到共主的大禹。这就如同清朝的太庙，在供奉王朝奠基者时，绝不会从入关以后的顺治皇帝开始，而必然要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时期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