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官定议法，辩论结果一边倒向王安石，没想到却步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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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宋神宗唉声叹气的时候，御史中丞滕甫来了，他不是来看热闹的，而是来解决问题的。不过，他解决问题的 *** ，一点儿新意也没有，他说：“既然王安石和司马光无法达成共识，那就让别的两制官定议吧。”意思是，继续辩。“只能这样了。”
再次辩论
宋神宗同意了这个提议。不过，他这次多了一个心眼，委派参加讨论的，由此前的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两个人往往形成“对垒”，三个人只能围在一起“讨论”。这三个人是：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韩维、钱公辅。
吕公著，今安徽寿县人，好学上进，淡泊名利。宋神宗继位后召为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因为封还宋神宗罢免司马光的诏命，进而反对新法，成为保守派人士。宋哲宗登基后，吕公著与司马光同心辅政，成为一代良相。
韩维，今河南杞县人，是参知政事韩亿的五儿子。父亲辅佐朝政时，他自动回避未能参加科举考试，只能凭借父亲的恩荫进入官场。他和王安石都是欧阳修的门生，政见近似，因此在为亲王赵顼讲学期间，多次推荐王安石。熙宁二年（1069年），他被宋神宗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属于变法派。
钱公辅，今江苏常州人，进士及第，曾任知制诰。宋神宗继位后，再次就任知制诰、知谏院。他与王安石同岁，也是老朋友。从三人的履历看出，一人是司马光的旧交，二人是王安石的朋友，但此时变法尚未开始，还没有新党、旧党之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抛开公事去照顾谁的情面。
坐在棋盘前，之一件事一定是清理棋盘。三个人吸取了之一次两制议法的教训，没有在具体问题上纠缠，而是从立法这个根子上入手：“我们几个人探寻圣人创制法律的本意，大体有三点：一是‘量情而取当’，因为致人损伤的程度不同，所以用刀伤人的判徒刑，用物和拳伤人的判杖刑，能够抵偿所犯的罪就可以了，这就是根据犯罪轻重做到量刑适当的意思。
二是‘重禁以绝恶’，对于早有预谋置人于死地的，不用重刑就无法禁止相互仇杀，所以谋杀致伤要判绞刑，这就是加重刑罚禁止人们作恶的意思；三是‘原首以开善’，如果杀人没有造成死亡，于物可以补偿，于事还能回旋，都允许自首，这就是宽恕自首的人从而打开向善之门的意思。这三点虽然涉法不同，但在让人远离罪恶、走向善途上，是一致的。
先帝立法，往往从人之常情出发，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的变化，这就是古人设立原则性规范的缘由。先帝的法意是永恒的，但具体的法条是需要根据变化的形势逐步完善的。然而，参加讨论的人，却各自援引特殊情况去解读看似矛盾的法条，这样一来，恐怕猴年马月也达不成一致。特别是有些人，见到‘损伤不许自首、谋杀已伤从绞’的律条，便解释为谋杀不允许自首，是没有悟透先帝制法的本意，致使法律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代立法比较注重情、理、法三者的平衡。所谓情，就是人之常情，其中包含了“习惯法”的精髓；所谓理，就是天理，类似“自然法”的概念；所谓法，就是具体法条，等同于如今的“成文法”。国内法律权威江必新教授解释说，古人讲求天理、人情、国法的融会贯通。
其中，天理是指事物存在的客观规律，人情是指人的本性和需求，国法是指国家的法律规定。将天理、人情融入到法律适用中，应当成为司法审判不懈追求的境界。由于法律本身是基于天理、人情制定的，在多数情况下三者是一致的，但在有些情况下三者也会产生冲突。
三者产生冲突时，就需要裁判者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内，考虑天理和人情因素，把天理、人情融入到自由裁量权之中做出裁决。法官在考量非法律因素时，要考虑天理和人情，将天理、人情和法律的精神三者融通起来。
既要满足合法的要求，又不仅仅限于合法的范畴，还要考虑多层次的价值判断，做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主观正义与客观正义的统一，力戒法律教条主义和机械执法的做法，不能僵硬、机械地套用法条，变成“法律的自动售货机”。
弄清立法本意后，他们找出了产生争论的原因。他们认为：“正如王安石、司马光所说，敕、律已经明确完备。案件争议的焦点，仅仅在于‘预谋’是不是‘受伤’的‘因’而已。臣等认为，律文规定不能自首的犯罪行为有六种，而造成他人损伤的行为不在自首的范围。法律解释则说，犯杀伤罪而自首的，应当免除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
大概意思是，自首的人，虽然免去了所因之罪，仍旧按照故杀伤法惩处。也就是说，虽然所因的‘预谋’罪可以免除，导致受伤的依然应当定伤害的罪名，导致死亡的依然应当定杀害的罪名啊。虽然法律有‘器物不可补偿就不适用自首’的条文，如今阿云造成对方受伤仍有可以判处的适当刑罚，但是非要让她以死来补偿罪责，这不是太过了吗？
古人最初立法，杀人者偿命，伤人者以相应的刑罚抵罪。后来又规定，因为劫杀造成受伤的，加重到斩刑；因为谋杀造成受伤的，加重到绞刑。倘若不是因为事先的“预谋”，那么不过就是判处徒刑、杖刑三等之类的刑罚而已，怎么可能加重到绞刑、斩刑呢？如果自首的是事先的‘预谋’，那么造成‘受伤’的罪行仍在。
造成‘受伤’的行为不能自首，而‘因’罪可以自首，事先‘预谋’的行为是‘受伤’的‘因’，这样就很明白了。法律之所以设立自首可以减免罪责的规定，不单单是为民众广开改恶从善之路，也是为了避免伤人者自知不能免除死刑，而产生更加凶恶的念头，去造成置人于死地的严重后果。
现在如果照此定论发布执行，就会阻塞以后的自首之路，那么今后自首者不论罪行轻重，相关司法机构一律照条文处决，朝廷虽然想给予宽恕，还能有机会吗？如果认为谋杀性质恶劣，法律不准其自首，那么在六种不能自首的行为中，就应当标明‘谋杀已伤’不在自首范围内呀。
按照《编敕》上的记载，如果预谋杀人，已经致人伤害和未致人伤害，其性质和凶恶还不至于论死罪的人，准许上奏裁决。如今让罪犯所‘因’的‘预谋’，援引旧律而得到豁免，‘已伤’的罪行，再用后来的敕去奏决，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啊！”最后，三人联名奏报宋神宗：“臣等以为，宜如安石所议。”他们认为，应该采纳王安石的意见。
一边倒的结果
第二次议法居然一边倒，大大出乎众臣意料。我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北宋法制体系源于五代乱世。乱世用重典，北宋初年不仅立法从重，而且司法从严。但承平日久，有识之士逐渐产生了向宽的期望。
凭啥杀人见血，就不允许自首？否则，天下会有多少伤人见血的逃犯？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能在科举中脱颖而出，已经说明士大夫在司法理念上有了从轻、从宽的趋向。正是基于这种立场，三位两制大臣才会集体赞成王安石的意见。
见到三人的上奏，宋神宗笑了，说“可”。从心理学上说，所有纠结做选择的人，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征求意见只是想得到内心所倾向的选择。此时，宋神宗也了解到《宋刑统》中的“自首”和“已伤”法条确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为了弥补这一法律漏洞，宋神宗于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三日（癸酉日）下达了一条诏敕：今后谋杀造成受伤的，案问欲举，算自首，按谋杀罪减二等处理。依照这一诏敕，谋杀自首后，不必再按“故杀伤法”判刑，改为根据“谋杀法”判刑，这一规定明了直接，易于操作，少了很多麻烦。
这也意味着，宋神宗既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也证明许遵不存在“所见迂执”的问题，仍旧可以当他的大理寺卿。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被弹劾的没事了，涉及阿云案的法律也以诏敕的形式规范了。这下，大家无话可说了吧？史书告诉我们：非也！
诏敕一下，当然意味着三个司法机构关于阿云案的复审意见错了。依照法律，众法官应该承担“失入人罪”的罪责。尽管皇帝免除了众法官的罪责，但这些人并不服气。随后，齐恢、王师元、蔡冠卿分别上书弹劾吕公著等人，弹劾的内容是关于阿云案的议论不正确。
齐恢，知审官西院，职责是纠察在京的重大刑事案件；王师元，审刑院详议官，是负责重大刑事案件复审的专业官员；蔡冠卿，大理寺少卿，专门负责重大刑事案件审判。三人都是专业法官。
一般官员有意见还好说，三个大法官集体 *** ，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宋神宗发了半天呆，也拿不出万全之策，只好诏令王安石与众法官“集议”，也就是集体谈论。说起来，这是第三轮辩论了，辩论也由之一轮的二人，第二轮的三人，到了当下的多人。
正方辩手是皇帝钦定的王安石。法官们推出的辩手有王师元、蔡冠卿等人。至于那个叫齐恢的人，已经68岁，得了病，下一年就病逝了，此时估计气已经不够喘的了，因此没有出面参加辩论。
但凡明眼人都会想到，这场大辩论定是一场口水战，辩论不出什么结果。果然，历史记录说，双方“反复论难”，众法官“益坚其说”，王安石则“坚持己见”。俗话说，一个巧皮匠，没有好鞋样；两个笨皮匠，做事好商量；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法官们感觉，如果一味僵持下去，恐怕没有什么结果，更谈不上什么好结果，因为王安石太嘴硬了，而且王安石背后站着宋神宗。
那么，能不能换一种思路呢？一连几个晚上，法官们托着双腮，盯着繁星闪烁的夜幕发呆。“有了！”一个法官狡黠地眨眨眼，对几个同事说，“我们不妨‘以退为进’。”为了说服同事们，他讲了汉朝的一个例子。公孙弘少年时代家里很穷，后来当了丞相，生活依然十分俭朴，吃饭只有一个荤菜，睡觉只盖一床普通棉被。
大臣汲黯听说了，就向汉武帝参了一本，说公孙弘贵为丞相，有丰厚的俸禄，却只盖普通的棉被，实质上是沽名钓誉，以骗取俭朴清廉的名声。一天，汉武帝问公孙弘：“汲黯所说的都是事实吗？”公孙弘回答：“汲黯说得一点儿都没错。满朝大臣，数他与我交情更好，也最了解我，今天他当众指责我，的确切中了我的要害。我身为丞相却只盖棉被，生活水准和普通百姓一样，真的是在沽名钓誉啊。
如果不是汲黯忠心耿耿，陛下怎么会听到对我的这种批评呢？”汉武帝听了这一番话，反倒更加尊重他了。因为他越是争辩，就会越抹越黑。而他全部承认下来，反而显得汲黯小心眼，这不是典型的“以退为进”吗？
落入陷阱
第二天，还是你吵我嚷，据理力争。当双方争到面红耳赤的时候，一个法官突然垂下头，看似无奈地提出：“杀人已伤，如果允许自首，那么根据同样的法理，谋杀已死，也应当给予自首减刑的待遇呀。”
西点军校有一条军规：当你的攻击很顺利，一定是中了敌人的圈套。但王安石是一个自负的人，他的之一感觉就是对方被说服了，因此很是受用，便不假思索地认同了法官们的提议。那一刻，王安石的嘴咧到了腮边，他那颗48岁的心灵如同秋日的田野，沉浸在丰收的金黄之中；法官们一个个面色凝重，就像输了自家宅子似的，但他们心里却另有盘算。
王安石把“集议”结果上呈宋神宗，“帝大喜”。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三日（庚子日），水明林茂，喜鹊登枝。宋神宗颁布第二道诏敕：自今后谋杀已死自首，及案问欲举，并奏取敕裁。
依照这道诏敕，从今天起，罪犯自首可以减刑的适用范围，从“谋杀已伤”扩大到了“谋杀已死”。因为这一天是庚子日，所以这份诏敕被称为“庚子诏敕”。就在这个月，也许因为王安石在“集议”中获胜，也许是宋神宗接受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所以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王安石和宋神宗措手不及。“庚子诏敕”一经颁布，如同在火上泼了一桶油，激起了冲天的火焰。在中国古代，“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被看做天经地义之举，“以辟止辟，以暴制暴”被视为主流法律理念。“谋杀已死”也允许自首，无异于石破天惊，大家能轻易接受吗？
二月十五日的朝会，紫宸殿里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在宋神宗面前，参知政事唐介与王安石展开了激烈辩论，说到激动处，唐介高声说：“这一法令，天下都认为不可推行，唯独曾公亮、王安石认为可以推行。”王安石也急了，跺着脚大喊：“以为不可首者，皆朋党也。”意思是，认为不可推行的，都是拉帮结派的“朋党”。
显然，这是一句急话，也是一句过头话。此时，变法尚未推行，还没有出现变法派与保守派的对抗，因为一个法律问题，你王安石就给同级别的唐介扣上“朋党”的帽子，合适吗？皇帝也感觉有些不妥，于是匆匆宣布“退朝”。
紧接着，判刑部刘述以这道诏敕“表述不清”为由，将诏敕奉还给宰相，拒不执行。连一向支持王安石的韩维也站出来，对不加节制地扩大自首减刑适用范围表示忧虑，他说：王安石、许遵此前所提议的谋杀未死允许自首，尚且考虑宽恕罪犯自新，意义甚美。这一点，我与吕公著已经论述得很详尽了。
如今杀人之后的罪犯也允许自首，我对此不能不表示反对啊。圣上不能因为照顾王安石、许遵的情绪，就认可‘谋杀已死’还可自首的建议。今后必须就疑难问题进行充分辩论，达成一致，然后才能拟定诏书予以裁定。
一时间，质疑声、指责声此起彼伏，跟开了锅似的。直到这时，王安石才恍然意识到自己掉进了法官们的陷阱。
参考文献：
〔南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5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江必新《司法审判中非法律因素的考量》，原载《人民司法》2019年第34期。
〔北宋〕方勺《泊宅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