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所染》赏析
《墨子·所染》原文：
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
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谷，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戮，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
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中行寅染于籍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智伯摇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生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逸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愈危，身愈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刁之徒是也。《诗》曰：“必择所渐，必谨所渐”者，此之谓也。
【鉴赏】《所染》篇的中心论点是，无论君主治国，还是士人修身，都应该做到“知要”(把握重点)，即选择贤人智士，以得到良好的熏陶和积极的影响。篇中说：“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不知把握治国修身重点的人，不能做到选择贤士，就会导致国家败亡，身败名裂。
篇中强调为官行事，要“行理”(合乎道理)。“行理生于染当(熏染得当)”，即选择贤士，以得到良好的熏陶和积极的影响。而“处官得其理”和“处官失其理”，即为官办事是否合乎道理，正是士人熏染恰当与否的区分标准。
《所染》篇用求同求异并用的归纳法和讲道理的演绎法，列举十九个正反两面的典型事例，论证论点。正面事例，即虞舜、夏禹、商汤和周武王四位国王，以及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五位国君，都是因为“所染当”，选择了贤人智士的辅佐，使自己受到良好的熏陶影响，所以国家就能治理好，功名蔽天地，传于后世。
墨子看到受教育的必要性和环境对教育影响的重要性。人受环境熏染，要有意识创造良好的环境，以受到良好的影响，使自己的品行朝健康的方向发展。以好仁义的人为友，会熏染自己，成为好仁义的人，就像染丝，要谨慎地选择染料浸渍熏染。
《所染》篇总结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教训说，善于做国王君主的人，劳心费力地选拔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作用，就能轻松自如地为官治官，管理国家。这里，正确揭示了“劳于选人，逸于治官”一体两面的辩证哲理。
《所染》篇列举不善于做国王君主的人，有十个反面事例，即夏桀、殷纣、厉王、幽王四位国王，以及范吉射、中行寅、吴夫差、智伯摇、中山尚和宋康六位国君，都是因为“所染不当”，没有选择贤士来辅佐和影响自己，所以尽管伤形费神，愁心劳意，其结果却是国危身辱，成为天下所不齿的不义暴人。
《所染》篇的论说技巧，引人入胜。墨子游说论学，善于运用譬喻。《所染》篇把染丝作为譬喻论证的素材，以染丝渐渍为比喻，说明国君治国，跟周围环境的熏染有关。要想受到良好的熏陶，就必须善于选贤使能。
在《所染》篇开头，墨子看到染丝工匠的染丝操作后感叹说，染丝用青色染料，就变成青色。用黄色染料，就变成黄色。投入五种染料，就能染出五种颜色。投入的染料变了，丝的颜色也变了。所以，浸染不能不谨慎。《所染》篇末尾引逸《诗》说：“必择所渐，必谨所渐。”即应该正确地选择染料，谨慎地面对染料的浸渍。
《小取》给譬喻式类比论证下定义说：“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染丝这个譬喻词，即定义中的举他物，是譬喻中的喻体。《所染》说：“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国有染、士有染，是定义中“而以明之也”的对象、主体，是譬喻中的本体。这种论说技巧，酷似于印度逻辑因明“宗因喻”的论证结构。
由于《所染》篇创作内容和形式的典范意义，秦国宰相吕不韦召集六国入秦的辩士(包括墨家学者)编写《吕氏春秋》时，就直接搬用了《墨子·所染》篇的大部分文字，写成了《吕氏春秋·当染》篇。清汪中《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评论说：“《当染》篇全取《墨子》。”
《吕氏春秋·当染》与《墨子·所染》，两篇前段大部分文字雷同，都是论述墨子用染丝来比喻环境的熏染作用。《吕氏春秋·当染》篇在篇末才补充了一部分新意，论述儒墨两家从属弟子众多，无数后学显荣天下，并列举了墨学传授的谱系：墨子→禽滑厘→许犯→田系。
《吕氏春秋·当染》篇补充墨子后学的这些新资料，足以证明《吕氏春秋·当染》篇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墨子·所染》篇广泛流传以后。
《孔子家语·六本》记载孔子说：“药酒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增广贤文》表述为：“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墨子·所染》篇，列举大量事实，从正反两面总结中国历史(从虞舜时期，到前3世纪宋国末代国君宋康王)的经验教训，是治国安民的“忠言”，修身养性的“良药”，对现代国家管理和个人道德修养，都具有振聋发聩的教育启迪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