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枪不入是假的，碰到枪子没的快，小故事合录（八）

一、雁北地雷制造所

抗战八年，雁北人杀伤日本人更大的并不是枪支，而是地雷。当时不光有石雷、铁雷、木雷、泥雷等等，连日常使用的瓶瓶罐罐、碗碗盆盆，甚至连孩子玩的瓷娃娃都变成了雷。

而且雷 *** 的十分巧妙，有拉火雷、踏火雷、子母雷、跳雷、滚雷等。这些地雷埋在村内、桥头、路上、田里、河中，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不仅给来犯之日寇予以沉重的打击，也使日伪焦头烂额，寸步难行。

如此众多地雷并非都出自老百姓手中，大多数出自雁北最早的一家兵工厂-雁北地雷制造所。

首先闲话一下雁北，雁北在抗战时期，由于日寇分割，便以同蒲铁路为界，路东为晋察冀边区管辖的东雁北，路西为晋绥管辖的西雁北。大同、怀仁、山阴相互交错、划归两区，比如当时的大同县，就有东大同、西大同之称。

西雁北当时的驻地为右玉尖山村，并于1941年5月成了晋绥第五军分区，司令员郭鹏；东雁北的驻地为灵丘中庄村，并于1940年4月1日成立了晋察冀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邓华。这两个军分区是雁北最早的军分区。

在东雁北斗争时间最长的是晋察冀军区六团，雁北人称为“老六团”。

另一支是应县人刘苏指挥的雁北支队。

而西雁北是一二0师警备六团，另一支是刘华香指挥的独立六支队。

雁北地雷制造所位于东雁北灵丘的南山地区，成立于1942年，后来由于斗争残酷，搬迁到河北省阜平一个叫河北沟的山村里，这个所一共有二十多名技术骨干，多数是河北人，不仅造出成千上万颗石、木、泥、铁雷，还会制造六零炮，修复旧枪。

另外西雁北也不甘落后，在朔县西山一带也办起了地雷工厂。

两家工厂同时生产地雷，源源不断输入抗战之一线，形成了雁北地雷满地开花的局面，狠狠遏制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而这些地雷被雁北老百姓亲切的誉为“看家雷”。

二、杀虎口税关的那些事儿，李庚之死

清代的杀虎口税关衙门位于新旧堡之间的中关路北，除了总办外，衙门里边还有负责监督的“员役”，另外设有科房、班房、库房三个单位。

科房有一个“经承”，一个“稿书”，和好几个“帖书”；班房的门口挂着“承差厅”的牌匾，有两个“头役”和好几个“巡役”；库房由科房的经承执掌钥匙。

归班房头头负责看守，夜间有称为炉军的“杂役”，轮班打更在附近巡逻。

杀虎口日进斗金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只要不贪吃的过分、吃的过黑、过狠，“稿书”弄个万儿八千银子是非常简单的事儿。

光绪末年，杀虎口最著名的“稿书”李庚给儿子娶媳妇时，曾用彩布把几乎半个杀虎口搭满了凉棚，雇了五六班鼓匠大开了三天酒席,由于钱财过多，以至于后来懒得没随“杀虎关”迁移丰镇充任稿书，成天不起床地吸食大烟土。

李家开德胜店的积蓄几乎全被伙计们倒腾出去，开了“明德栈”所欠杀虎关的税款则由右玉县令亲自带人来清产偿还。

即使如此，他也不加过问，当时的右玉县令是忻州府人，抄家时单是被虫蛀坏的人参就有好几箱子。

这个县令感慨万分：“在我们府南也没见过这样殷实的人家”。

抄家以后依然留下好些东西。最后他流落到凉城担任私塾先生，得病以后死于回杀虎口的毛驴身上，驴夫将尸体扔在杀虎口街头，最后还是亲戚买棺掩埋，令人嘘唏不已。

三、宫占鳌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于右玉牛心山下附近的一个堡子。

上世纪30年代初堡子里有一户有钱人，全村80%的土地是他的，雇着十几个长工给他种地。

他还开有面铺、油坊、豆腐坊、日子越来越富，心肠却越来越黑，穷人春天无粮，向他借粮，春借一斗，秋还三斗，还不起就把地卖给他，再从他手里租地种。

遭大旱，一年辛苦，颗粒无收，地主逼租,只好把房子顶租，一来二去，堡子里房子几乎都是他家的了，俨然是堡子里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地主有个儿子，在山西大学堂读书，在那里他读了进步人士的一些著作，接受了革命的理念，毕业后任命他到河北坝上地区的张北去当县长。

但他无心做官，回到家乡宣传革命，宣传土地归公的道理。

穷人谁没吃的找到他，他就给一口袋粮，并嘱咐不用还，亲戚想种地，他就给一块，并告诉地权再不收回来，许多穷苦人都赞他有义气。

可他的父亲骂他败家子，他也骂他的父亲是吸血虫，以至于父子俩形成了水火不容的仇敌，最后这位年青人在“先进理念”的指引下，大义灭亲逼其父跳井后，母亲也自缢身亡。

故事结局似乎并不那么完美，但他毕竟是那个社会、那个家庭的叛逆者，孰对孰错，还真不好下结论。

这个人便是雁北传奇人物-宫占鳌，不过令人嘘唏不已的是，宫占鳌在后来那个特殊年代被划定为地富成分，自己也投井丧命。

四、嫂子

那还是六十年代，一个村子的民兵连长,看上了本村的一位姑娘,姑娘的父亲早年走口外到了内蒙，前些年思念故乡，带着女儿回来落户，虽然说，原籍就在这块土地上，实际上是单门独户的外来户了。只是姑娘长得水灵，小伙子们常没事找事地往这里跑，才显得不太寂寞。

后来姑娘看中了一个木匠小伙子，父亲对这个未来的女婿也格外满意，可是偏偏民兵连长也看中了姑娘。

一天，民兵连长把姑娘和那位小伙子请到家里吃饭，这对情人明知这事有点蹊跷，也不敢不去。

两杯酒下肚,民兵连长开门见山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说他喜欢这位姑娘，要姑娘嫁给他，并让那小伙子也考虑考虑。

这对小情人当然不情愿。

不料民兵连长勃然大怒“啪”地一声，把枪摔到桌子上，声称，如不答应，就由这支枪说话。

姑娘哪见过这种阵势，那位可怜的男子汉，也居然吓得脸色骤变，后来终于不敢娶这位他从心底喜欢的姑娘。

小伙子不敢娶这位姑娘,，那便一家女百家亲，别人可以问津了，事实上，别人并不敢再有非分之想，只有那位民兵连长可以公开地向姑娘“求爱了。

大约他自己觉得，既然可以把一个堂堂男子汉吓得退避三舍，这个弱女子何敢有忤于他，无奈爱情这东西不是权力和强力能得到的，姑娘死也不愿嫁他，可是不这样就不能在这块土地上呆下去。

最后,只好和父亲再度“走口外”，又远去了内蒙。

再后来，这位姑娘嫁给了一位 *** 连长，成了我的嫂子。

五、张录

在山阴县织女泉说起张录，人人恨的咬牙切齿。

在1947年，张录有土地五百亩，大牲畜六头，附近的村民大都租种他的土地。他在村里放高利贷，坐收“毛利钱”，即借一块银元，一个月收利一毛，十个月翻个跟头，连本带利收两块银元。而且依仗有钱经常欺压平民百姓。

他还有两条人命：王有的奶奶在麻黄洼拾粪，被张录看见了，非要说是他家牛拉的，双方起来争执后，张录用粪叉子把老人戳死。雇工王玉成是代县人，临近年关和老婆孩子准备回老家过年，张录派王玉成拿一块“站人银元”买羊肉，结果羊肉卖光了。

王玉成就先挪用这块“站人银元”买了一块大花布，准备给老婆、孩子做一身新衣裳。王玉成回到村后，就让老婆拿了另外一块银元去回复张录。谁知张录大怒，非要原来那一块“站人银元”不可，并用禾叉子在王玉成老婆大腿上狠狠戳了一叉。王玉成老婆回家后，一气之下，吞食大烟自尽。

49年后，张录先游街、后公审、最后被镇压。从张录家里搜出金元宝三个，银元七百多块儿。后来用这些银元买了四十多匹布，三十多石粮食，全部分发给平民百姓了。

六、金兰红

北路梆子一代宗师金兰红去世后，棺材是三十二个抬的，但并未入土，而是寄存大同西门外白音寺达数年之久后，葬于七里村的。

据当时见证人回忆，那棺材极为考究，红松棺木、柏木堵头，里外全部用黄蜡和松香打过，外罩红绸子，两班鼓匠，在当时的大同城轰动一时。为什么不入土呢？

原来，金兰红不仅戏唱的好，名震忻州、雁北、归绥、张家口，而且也有不良嗜好，痴迷 *** （现在人叫大烟土）。

在当时大同有个说法，说烟土瘾越重的人骨头越值钱，家人怕有人盗骨，故而暂寄白音寺。

金兰红是艺名，本名叫赵雨亭，生于1878年，山西五台人，出身名门世家，他与阎锡山的老师赵戴文和晋军的骑兵军长赵承绶同族，后者还称他为叔父。

不幸家道中落，幼时即投身梨园，拜张家口十七生门下学了戏。

在大同人眼里，金兰红还是个怪人，头上一直留一条小辫子，据说是为怀念慈禧太后对其青睐。

金兰红曾经入宫为慈禧太后唱过几天戏。

据已故内蒙古文史学者刘映元先生所著《西口菊部旧闻》说录：“金兰红平素是个很古板的人，头上留着清王朝遗留下来的一条小辫子，脚上穿一对双鼻梁或礼服呢鞋，冬天戴一顶风帽，穿一件狐皮大衣。他中等身材，面目清瞿。他从来瞧不起唱戏这一行，也不希望儿女们学这一行，甚至也不让儿媳妇看他的戏。他说：公公在台上冲着北风灰嚎哩，儿媳妇在台下有甚看头哩”

1933年阴历九月，金兰红和弟子花女子（为北路梆子四大坤伶之首）在大同智家堡唱了他人生最后一场戏，剧名叫《凤仪亭》，金兰红出演董卓。回家后病情严重，于十月初二病逝于大同家中，享年55岁，一代宗师陨落。

据人们说是死于肺心病。

七、十二窑子

待到中午，枪声停了，日寇走了，惊魂未定的老百姓才陆续回到了村子里。

之一个进村子是杨永昌，据他回忆一进村里，就吓得直哆嗦，到处都是尸体，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有的烈士面朝黄土、有的仰面朝天、还有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后来上级组织掩埋烈士遗体，足足有120具之多，其中还包括这支部队的更高长官-山西青年新军决死四纵队十四总队一营营长曹进。

十二窑子村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西北部一条斜山沟内（五路山），三面环山，如同一个口袋一样，是左云、右玉、凉城三县的交界处，易攻难守。明知地形对己不利，决死队为何还要驻扎在这里，而惨剧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1938年6月，决死四纵队十四总队为了开展敌后抗日工作，从山西五寨出发北上雁北活动。

一营长曹进，参谋长秦实庵带领300余人活动在晋北、内蒙交界处、沿长城两侧的五路山一带。8月驻扎在内蒙古凉城的八路军“挺进大青山支队”得到了日寇要合围扫荡该地区的消息后，决定撤离该地区并把这个消息即时通知了决死队一营。

8月31日，大青山支队向左云、右玉西北方向转移，傍晚时分虽路经十二窑子村但未作停留。次日凌晨，决死队一营也转移到了十二窑子村，因为决死队一营大多数是新兵、学生兵，体力难支、破败不堪，在万般无奈之下便驻了下来。营长曹进在村四周设置了许多哨兵，但并未派出侦察人员流动巡逻警戒。当时决死队认为与八路军距离较近，日寇距此还太远。

而就在当天夜里，扫荡的右玉以及凉城日寇大举奔袭五路山，当赶至十二窑子村时，发现村内有手电闪光，立即停止前进，乘着夜色占领了附近的高地、要道后，包围了村庄。战斗是拂晓前打响的，决死队四面受敌，唯一的出口又被日寇用重火力封住。

决死队全体官兵虽然奋勇抵抗，但在突围时候，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待到天明时候，日寇又配出三架战机俯冲扫射。

战斗进行到四小时候后，营长曹进和参谋长秦实庵紧急商议决定分头突围，战士们高呼“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多次冲锋与敌拼杀，虽然伤亡惨重。

参谋长秦实庵和排长李培根终于带领一十七名战士杀出了重围，还有部分战士自行突围成功，而营长曹进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虽然这次战斗损失是惨重的、沉痛的，但我中华男儿不畏强敌、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永垂青史。

八、红黄会

“马大千、做的赖，组织红（黄）会把人害，刀枪不入是假的，碰到枪子死的快”，这是流传大同阳高县、天镇县的一首顺口溜。

所谓红（黄）会：是指红枪会、黄枪会，红黄两会都是反动组织与人民为敌的，不同之处就是会首不同、枪缨的颜色不同。

1946年10月，我野战军主力奉命暂时战略转移，撤离察南地区。 *** 军队趁机占领了张家口，不久天镇、阳原、怀安、阳高绝大部分平川地区也被占领。

除了 *** 的正规军和地方保警队、交警队以外，特务、汉奸、土匪纷纷活了起来，到处破坏我地方组织，抢夺胜利果实。而地方地主富农也不甘寂寞，纷纷成立了自己地主武装—红枪会、黄枪会，他们烧杀淫掠、暗杀我地方基层干部，使的我基层组织和政权遭受了极大的破坏。

红枪会、黄枪会人数众多，利用封建迷信蛊惑人民群众，一时气焰嚣张的不得了。据老年人回忆说，这些会员，手持大刀长矛，作战时口中念念有词，“呔呔呔”的高呼着，声称枪打不进、刀枪不入。

最为有名的会首是天镇县高家店的马大千、深家沟的宋大恩、段家沟的王洪奎。

这些人都依靠明长城留下来的堡子作为老巢对抗人民群众。

我大部队虽然撤离了，但还留下一支以本地人为主的武装—天阳怀支队，支队长为宋中和，政委白化名，其中狼牙山五壮士的幸存者宋学义为三中队副队长。因为红、黄两会的普通会员有好多是被蒙骗的人民群众，还有的是被迫加入，故而不能硬攻硬打，以免误伤群众。支队最后决定一面武装镇压、一面宣讲我方政策，进行瓦解。

而以马大千为首的会首以为是支队软弱可欺，竟然用大刀砍伤了我六名战士。

在这种情况下，我方被迫开枪还击，不出半小时攻破了堡子，当场击毙了马大千，并打死了二十多名会员骨干，到了这时，大部分“红会”才如梦方醒，知道上当受骗了，才编出了“马大千、做的赖，组织红（黄）会把人害，刀枪不入是假的，碰到枪子死的快”这是顺口溜。

马大千一死，树倒猢狲散，别的会解散的解散、逃跑的逃跑，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注：此为笔者为写《大同长城吟》、《雁门十八隘》、《雁门关北.长城吟》五律共计二百多首，实地行走长城五年来，沿途收集并对应文献整理而成，均零散首发于微头条。

张梦章（龙山大先生）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山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大同作家协会会员 大同周易研究协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