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律》有哪些特点

《晋律》即《泰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之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其主要特点是“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解，经晋武帝批准“诏颁天下”，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该律又名《张杜律》。此后，律令界限清晰化，令不能再转化为律。

《晋律》是晋武帝司马炎在泰始三年（267年）完成并于次年颁布实施的，但在他的父亲司马昭辅佐魏政期间就开始了。当时司马昭命贾充、羊祜、杜预等人参考汉律、魏律开始编纂，到司马炎建立西晋后不久完成。因颁行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解，经晋武帝批准“诏颁天下”，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该律又名《张杜律》。此后，律令界限清晰化，令不能再转化为律。

篇章设置更加合理，法律条文简要得体

篇目从十八到二十，体例的设置、条文的安排更为合理，用词也更确切。《晋律》将《魏律》的《刑名》篇分成了《刑名》和《法例》，放在首要位置，完善了《魏律》的刑法总则部分。

《晋律》篇目较汉《九章律》增加了十一篇，而条目仅汉律的1/10。晋律的文字比较简约，律文只有“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较汉律的七百余万字是大为精简了。

“纳礼入律”，“礼律并重”

经西汉的春秋经义，到东汉的引经注律，儒家的礼越发受到重视，晋律则直接“纳礼入律”，将儒家的“服制”礼入律典，“准五服以制罪”，之一次将“五服制”引入法典。

“五服”制度是中国礼治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它规定，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亲属间，服丧的服制不同，据此把亲属分为五等，由亲至疏依次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西晋定律之一次把“五服”制度纳入法典之中，作为判断是否构成犯罪及衡量罪行轻重的标准，这就是“准五服以制罪”原则，它不仅适用于亲属间相互侵犯、伤害的情形，也用于确定赡养、继承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五服制罪”的原则实质上是“同罪异罚”的原则在家族范围内体现，它在刑法方面的适用原则是：亲属相犯，以卑犯尊者，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若以尊犯卑，则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亲属 *** ，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亲属相盗，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在民事方面，如财产 *** 时有犯，则关系越亲，处罚越轻。

“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使得儒家的礼仪制度与法律的适用完全结合在一起，是自汉代开“礼律融合”之先河以来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又一次重大发展，它不仅体现了晋律“礼律并重”的特点，也是中国封建法律伦理法特征的集中表现。自西晋定律直至明清，“五服制罪”一直是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中不断的充实与完善。 《晋律》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之一部儒家化的法典。

制定了维护贵族特权的“杂抵罪”

杂抵罪，是指以夺爵、除名、免官来抵罪的总称。此制为“官当”的雏形。晋律有免官比三岁刑的规定。

严格区分律令界限，提高正律地位

《晋律》中的法律概念更加明确，而且之一次正确区别了律和令两个重要法律概念，将律解释为定罪量刑为主的法典，令则是规定国家制度的法典。律是固定性的规范，令是暂时性的制度，违令有罪者，依律定罪。从此以后，令便成为和律并立的法典。

杜预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太平御览》卷六三八)。这是我国法律史上明确区分律(刑法制度)、令(规章制度)最早的定义，晋律的制定正是依据的这一原则，它使晋律较之汉魏旧律的界限更加分明、体系更加完备。并注意到犯罪与违法行为的界限，对加减刑、累犯加重和数罪并罚等制度也十分强调。

晋又从令中选出品式章程，称为“故事”，归各主管官府执掌。《晋故事》实为律令以外的制书、诏诰等法律文书的汇编。晋还广泛行用“式”这种法规形式，主要是有关户调、占田、课田以及荫族、荫客等方面的规定。

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化

由于有律学家张斐、杜预的注解，《晋律》从整体上看，比以往的法典更加规范和科学。特别是对于刑法理论中某些概念的论述，如罪与非罪，这种罪和那种罪的区别界线，他都作了比较科学的划分，反映了某些事物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