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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 战争里，道光下了血本调兵遣将，清军却还是一败再败？

中国历史1年前 (2023-06-08)660

看完茅海建教授《天朝的崩溃—— *** 战争再研究》，对于中英 *** 战争，笔者有了全新的看法。

在传统的看法里，清朝在 *** 战争中处于兵器装备上的极大劣势，清朝在 *** 战争中也处于兵员兵力上的极大优势。

就史料上简单的书面数据来看，这是事实。

在当时，清朝有八旗军大约20万，还有绿营兵大约60万，全国在编的总兵力多达80万，这还不算各种脚夫、挑夫等保障军队后勤的相关人员，这是当时世界上一支最庞大的军队。

对此，当时的英国虽然叫大英帝国，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但它的兵力要远比清朝小得多，正规军只有大约14万，加上担负国家内卫任务的国民军大约6万，全国总兵力只有20万。

全部英军与全部清军相比，英军也只有清军的25%。

中英两国在地球的两端，两个国家可以说是相隔万里，英军中的绝大多数是来不了中国的。

*** 战争初期，大英帝国的远征军的总兵力，包括所有海陆军来计算，大约是7000人，后来大英帝国远征军的兵力不断增加，到 *** 战争结束之后，也只有大约20000人。

与全国清军相比，只占2.5%。

清朝人单单从这些数据中就会很自然地得出以下结论：在兵器装备上处于劣势的清朝，可以通过清朝在兵员兵力上的优势来弥补自己的缺陷，再加上本土作战，清军可以以众击寡，以逸待劳，还是抵抗侵略战争，士气高涨，显然具有一些的有利因素。

但是史料告诉我们：在总兵员兵力占优势的清军，在与英军进行的每一仗中都不具备很大的优势，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反处于劣势；而且在本土作战，本应该以逸待劳的清军，大多数时候反而疲于奔命。

这是为什么呢?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清朝的体制下诞生的清军编制。

清军主要是由八旗军和绿营兵两大体系组成的。其中八旗分为京营旗军和驻防旗军两部分。京营旗军大约10万人，驻扎于京畿之地。

驻防旗军也大约10万人，但是要分散到全国：

1、驻防保卫东北包括黑龙江、吉林、盛京等龙兴之地；2、驻防保卫察哈尔、热河、密云、山海关等地，监视北方蒙古部落；3、驻防保卫西北边疆地区，包括乌里雅苏台(今扎布哈朗特)、科布多(今吉尔格朗图)、绥远城(今呼和浩特)、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今喀什)等地；4、监视全国内地各省市，包括广州、福州、杭州、南京、荆州、成都、西安、宁夏、镇江、作浦、青州(今山东益都)、凉州(今甘肃武成)等地。

还有绿营，除了京畿之地巡捕5营大约10000人外，大多部署于各省份。

清朝是蛮族依靠武力镇压 *** 才建立起来的高度封建中央集权政权，它的军队是其政权存在的支柱。

但是，当时的清朝依然是古典封建王朝，没有建立地方性的内卫部队，所以维持社会治安，保持国家秩序是清军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任务。

特别是乾隆后期之后，周边的外患基本全部解决，能真正颠覆清朝的力量只能在王朝内部。

这些决定了清军的主要作用是防范民众，基本职责是内卫维稳的性质。

我们可以从史料中的绿营兵制看出来：当时的清朝绿营兵基本编制单位是营级，而且没有一个营不分为汛塘哨卡的，也就是说，营以下部队没有集中驻扎于一处营房的，而是数名、十数名、数十名、最多数百名(大部分都是200多人、300多人)分散在当时每个市、每个镇、每个要冲等等。

清军的编制明明白白地说明了它利于分散“防民”而不利于集中御外的特点。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清军就不是一支纯纯粹粹的国防常备军，而是治安部队、内卫、国防常备军三种职能合一的军队。而且三种职能中的国防常备军色彩最为淡薄，治安部队和内卫的色彩最为浓厚。

清军布防兵力的分散和相关的职责任务决定了清军绝大多数兵力都不可能用于对外作战。

全国总兵力与可以参战的兵力是两个不同量的概念，清军已经分散到全国各地，再也没有一支如同在关外或康雍乾时期那样的可机动作战部队供清朝皇帝使用。

所以清朝80万兵力这一数字，在战争中完全不具有实际的意义。

由此而论，真正在 *** 战争中清军可投入作战的数量是不多的。

之一次 *** 战争的实际交战地区包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这几个省份；也就是广东地区的虎门、广州，福建地区的厦门，浙江地区的定海、镇海、宁波、乍浦，江苏地区的吴淞、镇江。

这四个省份的清军总共大约22万人，交战地区的日常防守清军大约有3万人。

然而，不用说是全省上下，即便是实际上的交战地区，大部分守军也不可能参战，都是少数守军与英军作战。比如参加1841年8月厦门防御作战的清军总共有5680人，但驻守本地的福建水师提标4300余人中参战者只有1800多人。

更糟糕的是战争的到来并不能取消各地军队防范民众内卫维稳的任务，相反，战争的紧张氛围反而使清朝统治者们觉得更有必要监视民众，以防趁机滋事。

因此，就算是在交战地区，当地清军也不能突然全部取消原先的汛塘哨卡，从而集中全部兵力；只能在每个汛塘哨卡中抽调几位、几十位兵员组成战时的临时编制部队，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争。

各地兵员抽调是战争中清军集结的唯一 *** ，各将军，各地方督抚从自己辖区内抽调有限的兵员增援相关的海口。比如1840年7月15日，两江总督伊里布得到定海失守的消息，立马从江苏、安徽等地区抽调兵员3550名增援宝山、上海，这3550名兵员分别来自徐州镇、寿春镇、扬州营、狼山镇、福山营、京口左右奇兵营、镇江营、常州营、太湖营、高资营十一个绿营。每处绿营调派300到500名不等，这都是从各个营的汛塘哨卡里面 *** 索索出来的。

正是如此，道光皇帝从各省份抽调兵员，都是各将军、各地方督抚从各标营兵员中抽调、各标营又从各汛塘哨卡兵员中抽调。这边抽调数名、十数名，那边抽调数名、十数名，积少成多，然后再临时任命某某将军率兵出征。

在 *** 战争中，广东地区就得到外省援军总共大约17000人，分别来自湘、桂、赣、鄂、云、贵、川七个省份，浙江地区先后总共得外省援兵大约20000人，分别来自闽、皖、苏、赣、湘、鄂、豫、普、川、陕、甘、桂十二省。

这些从各省份临时拼凑的部队，兵员与兵员之间不熟，兵员与指挥长官之间也不熟，必然会使整体战斗力水准下降。

尽管清军的编制非常不适应战争时代，但是清朝80万大军毕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在 *** 战争中道光皇帝也花了大心思，集结了近10万军队，与英国远征军更高兵力的时候的2万人相比，仍然处于绝对优势。

然而，有一项因素致使上述战争态势发生根本性的逆转，这就是被后世称之为“坚船利炮”的英国舰船。

清军海军远不如英军，这是当时清朝朝堂上下已经达成的基本共识，所以放弃海上作战成为清军的必然选择。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当清朝认定自己海军不行的时候，清军就已经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只能在陆地被动地等待英军随时随地的迅猛进攻。

*** 战争时期英国舰船

英国舰船不仅是迅猛的进攻载体，还是高效的运输载体，英军可以用舰船进行可重复使用其数量有限的军力。

对于海军远先进于清军的英军，它的一艘战舰使用几次就等于几艘。一名士兵参战两次就等于两名士兵参加战斗。

清军因为在陆上调兵的速度远远比不上英军海上调兵的速度，而且无法得知英军的战略目标和作战指导思想，只得在漫长的全国几千里海岸线处处设防，最终筋疲力尽。

这就构致了清军在 *** 战争中的兵员兵力配置的现实场景：为了对抗英军可能的入侵，盛京、直隶、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个大省区几十个海口都得派遣士兵进行被动防御，而且还不知道英军进攻哪个地方，结果就导致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大沽等最为重要的港口处处重兵驻守，每个港口驻守的清军从4000至10000不等。

由于英军因为舰船的优势而获得对作战地点、作战时间和作战规模的决定权，清军每次战役都要保持与英军旗鼓相当的兵员兵力，须事先在每一处可能交战的地方都部署上和英军可能投入的部队差不多的兵力，这极大的拖垮了清军实力。

由此决定了总兵员兵力占绝对优势，本应该以逸待劳的清军，在实际交战中既没有兵员兵力的优势，也没有以逸待劳的优势，反倒是到处疲于到处奔波。

在 *** 战争中，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一共12次，除了1841年5月广州之战和1842年3月浙东之战的时候因为及时获得其他省份援军而保持兵员兵力上的优势外，绝大多数的战役战斗清军的兵员兵力与英军相距不远，而在1840年7月定海之战、1841年1月沙角大角之战和1842年7月镇江之战中，反是英军占了兵员兵力和以逸待劳的优势。

还有一个很大的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那就是调兵速度。

清朝当时的运兵，基本都是沿着驿递道线路行进，沿途各地方长官负责组织车船夫马并提供粮草住宿。致使一省一次调兵只有一两千部队，但因为道路的狭窄难行和当地供给能力有限，一两千部队也不能全部行进开进，必须分散成数“起”，每“起”200至300人。

又因为车马有限，绝大多数士兵只能靠两条腿慢慢地走到各个需要支援的地区，其速度之慢，不难想像。

如同蜗牛般的调兵速度，使清军的兵员 *** 速度远远跟不上英军军事行动的展开速度。

1840年6月，英军从广东海域出发，仅仅35天，定海被攻陷，兵临天津地界的海口；1841年8月，英军只用了53天，连续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地方。而清军从道光皇帝在1841年1月虎门沙角、大角之战前后增兵调往广东地区，但在4个月后才有一次不大不小的攻势；1841年10月，道光皇帝知悉定海、镇海失陷后，再次抽调兵员兵力赶赴浙江，差不多5个月后，清军才开始发动反攻。

比如1841年10月26日，道光皇帝抽调四川建昌、松潘两镇士兵2000余名，前往浙江地区。结果一直到了1842年2月，这些援军才风尘仆仆，历经4000余里赶到了前线。3月10日参加进攻宁波的战斗。而英军早在1841年10月10日攻占宁波之后，已经休整了近半年。

再举个例子：1841年4月16日，浙东地区反攻英军失败后，道光皇帝根据前线主帅奕经的请求，抽调广西士兵1000名增援浙江地区。6月29日，该部一起、二起总共550人到达，后来的三起、四起总共450名还在途中奔波。而此时的英军已经放弃宁波，攻陷了乍浦、吴淞，正浩浩荡荡地前往江苏，前线主帅奕经连忙将这些广西士兵再派遣前往江苏。结果一直到 *** 战争结束，这些广西士兵从未参加任何战斗。

还有就是清军将领和兵员的战斗素养。

根据清朝制度，清军士兵的家眷，全部随军住于兵营中，或者另外租赁房屋住在附近，不像今日军营一般森严，必须士兵24小时集中居住在兵营。

当时清军士兵执行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内卫维稳，所以他们的生活和今日公务员那样上班下班。

除了出征打仗之外，兵营并不会单独开伙做饭，除了一些值勤的士兵之外，绝大多数士兵皆回家吃饭。如果士兵操演值勤来不及回家，士兵家眷们便会前往兵营送饭。

这就决定了清军士兵战斗素养的低下。

清军军官的来源，主要为两个途径：

一、行伍出身，比如 *** 战争中的重要将领杨芳、余步云、陈化成等人，都是由普通士兵擢升至一品大员；二、武科举出身，比如 *** 战争中的名将关天培(武举人)、葛云飞(武进士)、王锡朋(武举人)等人，都是由下级军官逐渐晋升到高级将领；此外还有世职、荫生、捐纳等途径，但是基本都是少数高层权贵才有的特权，不予考虑。

清代的武科举，也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4级考试，考中的人也有所谓的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的称号。但是武科举与文科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考试的时候分外场、内场。

外场考骑射、步射、拉弓、举石、舞刀诸项。外场合格后，才入内场，考策、论两篇，以“武经七书”(《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三略》、《六韬》)为题目，可以说和读通四书五经八股文可以治天下一样古板荒谬，清代武科举的考试项目与近代战争的要求南辕北辙。而且这项仅有的与谋略有关的内场考试，在嘉庆年间统统改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内场由此而成虚设，外场成了真正的竞争场所。

加上清朝皇帝更加注重弓马骑射，导致道光皇帝明确下旨：“武科之设，以外场为主。"

将武科举的名次集中于一项，即拉硬弓，他们以膂力为选择军官的标准，竟有武秀才中根本不识字的奇闻。

所以清代军官的升迁，主要考虑弓马技能，若不能合格，不得晋职。身强力壮、马步娴熟，仍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这种 *** 挑选出来的，在古代冷兵器战争，可能是一名优秀的猛将，但绝不是领兵作战的指挥官，在热兵器时代更是远远落后英军指挥官。

由此，在当时清朝人的眼里，军官都只是一介鲁莽武夫，“不学无术”才是军官的基本标志。军人的身份被全社会所鄙视，“重文轻武”成为每一个封建王朝后期的社会风尚。

这种对军官身份的无奈标签，导致整个社会对其认同感很低，从而决定了社会人才的流向。

之一流的青年们专心于文科科举，军队成为只有蛮力，没有才华的莽夫们的去处。

*** 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钦差大臣耆英和副都统伊里布去英国舰船上拜访英国代表，看到舰船上有一批贵族青年，即身穿英军制服的随军实习生，为他们从小就学习军事学术而震惊。

清军全体的腐败堕落

清朝已经处在晚期，吏治已经全面大坏，当时全官场都处在奢华腐败堕落的社会氛围中，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发财。仅凭薪水过活的官员，凤毛麟角。

可是，文官有可供搜刮之民(一知县管辖几万至几十万民众)，有搜刮手段(如征粮征税、主持科举等等)；而武官手下只有数量有限的士兵，(一营官管辖士兵200至1000名)，而且士兵的生活已经很是艰辛，并无多少油水。

搜刮渠道的窄小，搜刮对象的贫穷，并不能阻止搜刮者的行动，反而更加引出更多的搜刮手段。武官的主要搜刮手段有：

一、大吃空额

这种人人知详的搜刮 *** ，在历朝历代封建王朝都是明目张胆的，清朝也不例外，到了后期，这几乎就是公开的。民间的议论，言官的奏章，对此非议甚多，但很难落到实处办理。

至于吃空额的数量，古代比较缺乏严格的统计，但许多资料表明，这似乎取决于武官们的贪婪程度和胆量大小。比如胡林翼认为道咸之际，贵州绿营普遍缺额过半，偏远地区的兵营甚至只有满额兵员编制的的六分之一。另一位官员吏部右侍郎爱仁于1853年公然奏称朝廷，京师“步军营额设甲兵共二万一千余名，风闻现在空额过半”，足以证明吃空额的骇人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