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垄断背后，是权力的博弈

毫无疑问，帝国时代的帝王，但凡稍微有点理性，但凡稍微对权力有起码敬畏和对权力运行规则有起码的感知，就一定会在“广开言路”，提升信息到达率的问题上，做功夫。

因为，他们深知，一旦下面的信息被堵住了，那么，他们就成了聋子、瞎子了，也就意味着，有另外一种权力集团在剽窃他们的权力，甚至是代行他们的权力。

任何一个王朝，只要出现了“言路不通”的情况，就一定是帝王被某个权力集团玩弄于鼓掌了。这一点，在明史上尤为显著，在历代王朝进入后半场的时候，也几乎成为了通病。

因此，只要权力结构不变，这种通病就会循环往复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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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高明的垄断模式，是基于官场潜规则的通行程度的。

这也是为什么帝国时代的君王，对“结党营私”这种事物尤为痛恨的底层原因所在。

一旦一个群体形成共同的利益，那么，就势必形成荣辱一致的板结状态。在这种生态里，是没有人愿意去打破这种板结状态的，因为一旦打破，可能更先死的还是自己。这也是生态里的人，不敢打破的核心原因。

在这个生态里，谁的手里都别人的一本账，因此，只要里面的人不内讧，那么，结构是稳定的。如果有人硬要舍己死杠其中的某一个人，或者一群人，那么，一定是这个人，或者这群人对他造成了超越“血酬”的伤害。

所谓“血酬”，就是到了用命博的境地，甚至这个命的价值，还不如那个用命博的东西的价值。

基于这种生态特征，你查遍历史，可能这种内部的叛徒是非常显见的。

就像明朝的官场潜规则，其实就是大家除了替皇帝收账面上的税之外，还形成了共同对底层的横征暴敛。而这种信息，是不允许被皇帝知道，因此，就会有上下官员一级一级对这种信息的隐瞒、拦截、销毁。

这种潜规则越通行，对于皇帝而言，信息到达率就越低，因此，这种时候，皇帝的权力实际上被架空了。

就像嘉靖皇帝，最后，顶多冒出个海瑞抬棺死谏，其实也不过是试图让嘉靖帝动用暴力，像朱元璋那样的手段，拯救王朝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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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太监掌权的黑暗时代，实际也是帝国制度的巨大缺陷。

太监，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身体缺陷，没有后代，大概率有心理缺陷。太监刘瑾用了5年时间积聚了相当于1274亿人民币的黄金白银，其它无数珠宝珍玩房产等不算。

据《亚洲华尔街日报》对过去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的统计，中国占6席，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太监刘瑾、清商人伍秉鉴、宋子文。

从这个入选人员看，前两位是暴力争夺，这种属于拥有“元规则”能力，就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因此无异议。

和珅、宋子文属于皇帝近臣、红人，因此拥有更高等级的话语权，也就是说，他们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会影响皇帝的决策。从这个层面讲，也属于部分控制话语权和信息到达率的人。

因此，下面的官员，是要年年岁岁争相向和珅纳贡的。

而太监刘瑾，则属于朝夕相处的内侍，在朝夕相处之中，摸准了皇帝的喜好，更懂得用什么来消耗皇帝的精力，直至完全掌控皇帝。皇帝变成了被太监豢养在深宫的一头宠物。因此，所有的信息都必须经过他手，哪些可以看，哪些可以用来恐吓官员，哪些可以结成党徒，于是，一个宦官当政的明朝，就赫然成立了。

当然，历代王朝，一般主弱的，就很容易成为这种权力的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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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信息量的多寡，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一个人的权力影响范围。

在现代社会，信息就是金钱，信息也依然是权力。只是，现在，这种信息背后的权力博弈，已经进入到另外的层面。它更多的与认知有关，与商业有关，与影响力有关。

信息量越少的人，与核心信息源越远的人，如果在商业领域，就容易成为最后“内卷”进去的人，损失是很大的。对普通个体而言，就大概率会沦为“韭菜”。

其实，这种信息垄断，更有一种人际关系的亲疏。总有人问我，“他们总是避开我，在谈论一些事情，这是对我有意见吗？还是故意排挤我？”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故意制造一种“他们”的信息垄断的“群体属性”，以此来威胁你，或者，也可以叫做是“弱者同盟”。

因为他们只有结伙，才能对抗你，就说明他们是弱者。真正的强者，从来不需要用成群结队的方式，以壮声威。

相反的，他们的“窃窃私语”背后，可能更多的是惧怕你的信息量。

还有些老板，或者说高管，也时常会有被下面人架空权力的时候。而这种局面的达成，一定是因为，下面的人把信息垄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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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孙子·谋攻篇》才有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的智慧之言。

其实，细究起来，这也是一场信息制胜论。只有对自己和敌人的信息都了如指掌，才能指挥若定，随机应变，用兵如有神。

于是，垄断信息者，基本也是权力博弈中的胜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