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姑娘捡到金块，面上有只乌龟，背后4个字，日本人：迷解开了
文|瓜田李的猹
编辑|沐语纪史
1981年，江苏省邗江县的一段铁路上，刚刚完成工作的陶秀华和同伴们分开，自己一人坐在铁路旁边休息。
然而这一坐竟摸到了一个金块，陶秀华赶紧将其捡起。
这金块手感沉甸，绝对价值不菲，陶秀华甚是欣喜，可定睛一看后，还发现这金块上部为一只小龟，且背面又隐隐约约有几个大字。
见此，陶秀华意识到这也许是个古代印章，于是赶紧把它交给了文物专家。
正是这一举动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朝日新闻》等日本大报纸在轮番刊登追踪这一消息，因为这个印章解开了困扰日本人200年的谜。
«—【·汉墓未解之谜·】—»
陶秀华偶然捡到这印章，显然是撞了大运，但此事并非天方夜谭，而是有迹可循。
发现宝贝的铁路就在两个汉代墓葬旁边，而且这两个汉墓早已被盗墓贼光顾过，当时墓内凌乱不堪，可恶的盗墓贼带走了能带走的文物，却砸毁了无法带走的宝藏。
这金色印章估计就是在盗墓贼慌乱逃窜之时丢下的，正好被幸运的陶秀华捡到。
两座汉墓在江苏省邗江县甘泉镇中的甘泉山附近的小山群中，以山丘作为了墓葬的封土堆，四周围满了汉代墓群。
1975年，南京的考古专家收到消息，在甘泉山北面的双山有墓葬被盗。考古专家立马带上装备赶到现场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南京博物馆给此墓葬命名为“甘泉一号”。
双山汉墓
甘泉一号的开发较为顺利，但被盗严重，出土的文物很少，里面有一些铜雁足灯。
铜雁足灯做为灯具，在汉代较为流行，以“雁足”为模型做成灯架，上面一般为圆圈，用来放灯盘，也可以是固定的灯盘。
此物一般用来做为缔结婚姻时的纳采，因为“鸿雁传书”，其有固定的习性，且做为古代人心中的信鸟，可以用于传信，或被诗人寄予相思之情。
铜雁足灯
在甘泉一号之中只有这些铜雁足灯，其余的几乎没有价值，也许是墓主人身份不高，也许是盗墓贼比较丧心病狂。
但在铜雁足灯的铭文上有着“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十二”，意思为“山阳王府在东汉建武28年制造”。
且该墓甬道长2.6米，墓室长13.1米，墓室宽8.2米，满足侯爵和重臣之墓的规格，所以这应当是汉代的一个贵族大墓！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刘荆被册为山阳王，但其最后为广陵王，故此墓身份成谜，还不能确定真实墓主人的身份。
五年后，同样在甘泉山北部不足一公里处发现了另外一座紧挨着甘泉一号的墓葬，此墓被命名“甘泉二号”。
甘泉二号同样遭受到了盗墓贼的光顾，但显然其“家底”比较丰厚，被拿走一部分，摧毁一部分以外，还是出土了许多汉代古物，比如虎纽玛瑙印、错银铜牛灯、鎏金博山炉。
而且在其铜雁足灯铭文之上也有着和甘泉一号相同的字眼，这两墓距离相隔不远，时间也相隔不远，应当是前人和后人之墓。
甘泉二号的墓室长9.6米，宽8.8米，要比甘泉一号的狭小，但其中为双棺，应该为夫妻合葬，其标准也正符合汉代王侯夫妻合葬的规格。
同样遗憾的是，墓中同样没能出土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世的有效信息，这涉及到许多历史之谜。
但令专家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一年后，墓葬主人之谜被一铁路女工揭开，且还顺手解决了困扰日本200年的谜团。
«—【·王侯玉玺·】—»
1981年，陶秀华在组织之下修缮双山北的铁路，在休息之时意外捡到了“金乌龟”。
起初，陶秀华不知此为何物，赶紧拿回家之后找丈夫商量，丈夫正好曾经为考古人员，对文物比较敏感，清洗之后赫然发现这为一枚金印。
印章在汉代就是“身份证”和“签名”，上从皇帝，下到诸侯与重臣，涉及较广，且规制严格。
皇帝印章繁多，身份印章为“皇帝之玺”，公务印章又有““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等等，王侯的身份印章一般为某某王玺。
而陶秀华捡到的这枚金银之下的四个大字为“广陵王玺”，这代表着这正是广陵王的玉玺，如此便和甘泉一号与甘泉二号相对应。
这证明，两座墓中必有一墓是广陵王刘荆的墓，而并非广陵王后代历代王侯之墓，因为只有刘荆先为“山阳王”后为“广陵王”。
陶秀华捡到的这一金印解开甘泉两墓之谜，而且还是考古史上不可多得的一次收获。
金银上部分的形状称为“纽”，汉代皇后用“蛇纽”，王侯为“橐驼”与“羊纽”，只有刘姓王侯才用“龟纽”！
刘姓正统诸王的印记始终都没有研究进展，陶秀华捡到的龟钮金印算是终于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在历史上，刘荆热衷于造反，最后畏罪自杀，留下了一个阴谋小人的滑稽形象，他一定想不到他的印章竟成为了汉刘姓王印考古的之一站。
而且他的印章还在日本掀起了风暴，证明了《后汉书·东夷传》的真实性，也代表着日本人在东汉时期就已飘洋过海来到中原朝贡，并拿着皇帝赏赐的金印回到日本统一全国，进入了封建时代。
«—【·日本200年前的谜团·】—»
这枚“广陵王玺”怎么会和日本有关系呢？
其实在1784年，日本福冈县东郊志贺岛也出现了一枚“蛇纽金印”，印记上刻着“汉委奴国王”几个大字。
而参考《后汉书》中的记载，光武帝时期，日本派人前往汉朝朝贡，日本考古学家以此认为蛇纽金印应该为汉朝皇帝赏赐之物。
这种说法在当时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但小部分“国粹派”并不认同。
国粹派也分为两种，一种为造假派，秉持“蛇纽金印”为当时日本为了统治，不得不借助汉朝的威严进行统一思想，所以就自己模仿仿制了一个，并未派人对汉进行朝拜。
另外一种国粹派认为印记上的漏洞太多，无从考证，且“天皇乃天命皇皇邦者”，也就是日本是神圣之国，不会被称为印记之上的“倭奴国”（印章上为委奴）。
他们认为，此印记为民间私造，进行炒作，又或者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有人暗中操控，并使之浮现于世。
国粹派理由充分，其认为汉代王侯印记为“某某之玺”，重臣和将军部署为“某某之印”，将军为“某某之章”，而他们的“汉委奴国王”显然少了最后玺、印、章的后缀。
另外就是蛇纽一般为皇后印章，其若是“委奴”之称，为何会有蛇纽？当时地位规制比较严格，汉二品以上许多都未以动物来作为印纽，这样的前后矛盾难道不可疑吗？
这两点确实有印证能力，蛇纽金印造假的说法迅速占领了主流，很多日本人否认向汉朝朝拜，认为这属于达成某种目的的一大骗局。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考古技术进步，蛇纽金印也可以经过专业的技术进行考究。
在1966年，日本冈崎敬对金印形状进行了测量对比，精度准确，和汉代的印章吻合。（长约2.354厘米，高约0.906厘米，重约108.729克）
鉴于中国在此之前未有同时期金印出土，而用银印或者其余三品下印章对比没有参考价值。
所以，日本的“蛇纽金印”到底从何而来，是否为私造，一直是日本考古的未解之谜。
广陵王玺现世之后，经过检测，整体的构造和大小与蛇纽金印大小完全吻合，甚至加工技艺、字体都完全相同，金印侧边鱼子纹都为后錾，字体为方笔起，方笔落。
最有证明力的是《后汉书·东夷传》所记载赏赐日本“汉委奴国王”印时为汉光帝时期，也就是建武中元二年。
而刘荆在次年从山阳王变成了广陵王，在册封广陵王时，同时授予了广陵王玺。如此便可将文献与实物证据联系在一起，给困扰日本200年之久的金印盖棺定论！
于是在陶秀华捡到金印并且上交进行研究以后，日本学者就坐不住了，蛇纽金印再次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而中国考古界的一大发现，同样成为日本历史与考古界的大跨步，日本学者要求来我国进入南京博物馆参观，后经过批准，顺利目睹了其阵容，使之更加确信，两枚金印之间相差不到1年，且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
就这样，陶秀华随手摸到的一个金疙瘩霸占了日本的新闻头条，被《朝日新闻》等新闻期刊冠以“伟大发现”，“日本古史研究大跨步”等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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