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晋保江东以存中国之统刘弘之力，王导无资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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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末清初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著名的史论著作《读通鉴论》中谈到“晋保江东以存中国之统刘弘之力也。微弘，则琅那南迁，王导亦无资以立。”
刘弘作为西晋末年的重臣，不溺陷于八王之乱的纷争厮杀之中，而是端持正道，保境安民，尤其是平治荆州、江南地区的战乱，并选贤任能，协调南北，为后来琅球王司马睿的南迁奠定了基础，不愧为社稷之臣。
刘弘的家世
《晋书·刘弘传》记载：“刘弘，字和季，沛国相人也。祖馥，魏扬州刺史。父靖，镇北将军。”但《书钞》三十七引徐野民《晋纪》作刘弘字季和，而《三国志·魏志·刘馥传》注和习凿齿著《襄阳耆旧记》中均引孙盛《晋阳秋》作另一种说法：“刘弘字叔和，熙之弟也”。
1991年刘弘墓在湖南安乡被发现，其中出土了一枚双面玉印，印文分别为“刘弘”和“刘和季” 证明了《晋书》记载的准确性。《三国志》有刘馥、刘靖父子传。刘馥曾被曹操任命为扬州刺史期间修筑合肥城、安抚流民山越，大力推行施恩感化政策，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又设立学校，推广屯田，修建水利灌溉农田，同时整饰防务，储备战略物资抵御孙权的侵扰等。
其子刘靖历任庐江太守、尚书河南尹、大司农卫尉等职，进爵广陆亭侯，后被任命为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刘靖受到父亲的影响，在任期间也勤政为民，大兴文教。在幽州修治广戾陵渠大竭，灌溉农田，并整顿边防。据《晋书·刘弘传》记载，刘弘“少家洛阳，与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刘弘的出生年份并未说明，但据与晋武帝同年可以推测出是魏青龙四年。刘弘卒于晋光熙二年，终年七十一岁。
刘弘的仕途宦迹
凭借显赫的家世和早年同晋武帝同学的经历，刘弘的仕途很顺利。据《晋书·刘弘传》记载：“以旧恩起太子门大夫，累迁率更令，转太宰长史。张华甚重之。由是为宁朔将军、假节、监幽州诸军事，领乌丸校尉，封宣城公。”
魏晋南北朝史学者韩国警先生曾在撰文中对刘弘上述经历官衔的范畴和品位进行考证，梳理出刘弘的官职升迁之路。另据《水经注》记载“晋元康四年，君少子骁骑将军平乡侯，受命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宁朔将军。”同《晋书》中“假节、监幽州诸军事”有所区别。
《晋书·职官志》言“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而《晋书陶侃传》又记载刘弘为荆州刺史时曾对陶侃说过“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可知刘弘也曾担任过荆州都督羊枯的参军。
此外在《晋书》中另有两处提到“刘弘”的记载其一为《晋书·司马伯传》：“平吴之役，率众数万出涂中，孙皓奉笺送玺绶，诣伯请降。诏曰：“琅邪王伯督率所统，连据涂中，使贼不得相救。又使琅邪相刘弘等进军逼江，贼震惧，遣使奉伪玺绶。’另一处是《晋书·贾后传》：“伦乃矫诏遣尚书刘弘等持节资金屑酒赐后死”。
赐死贾后一事《资治通鉴》也有记载，见卷八十三：“永康元年已亥，相国伦矫诏遣尚书刘弘资金屑酒赐贾后死于金塘城”赐死贾后和平吴之战，这两件事均不见于刘弘本传元代李治在其《敬斋先生古今》卷十一、十二中提到“刘弘有二。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三十六卷，为镇南将军。
其一京兆人，挟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余人见张传。清代万斯同所著的《晋方镇年表》云永康元年“弘入为尚书，王浚，宁朔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但万斯同却没有列举所依据的资料，故而不知其所据。
而近代学者在论及刘弘时未曾对上述二事进行考辨，但根据刘弘深得羊祜、张华二位伐吴派的器重且曾为羊枯荆州参军来看，参与伐吴之战似不违情理。孙秀为赵王伦侍郎，刘弘为琅邪内侍，廉秀于伦，遂为所信。
弘谓人曰：“孙秀校才，其志难满。”此材料表明贾后被赐死之际，刘弘身在洛阳曾为琅哪王的参谋，并得到赵王司马伦的信任，所以赵王伦派遣刘弘去赐死贾后是也是有可能的。
刘弘不仅仅出身世家，更在为官过程中颇有政绩。比如上文中提到羊祜对其的肯定和寄望就是其其在幽州更是“甚有威惠，盗贼屏迹，为幽朔所称”、“勋德兼茂”。所以后来张昌起兵后，被调任参与征讨。
虽然从刘弘被任命征讨张昌到病逝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但在《晋书·刘弘传》中关于这段时间的记载却占了整文的绝大部分。
“从太安二年到永兴三年，刘弘在荆州前后不过四个年头，而二千一百四十余字的《晋书》刘弘本传，却有两千余字记载其在荆州事迹，记其在幽州及更前事迹却不到一百二十字。
可见史官为刘弘作传，就是要记他在荆州的事迹的。”而船山先生所言的“刘弘之功茂矣哉”、“刘弘之力也”也主要是基于刘弘这段时间内的作为。
刘弘的爵位官衔
太安二年朝廷任命刘弘“使持节、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率军前往征讨张昌，后又任“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张昌之乱平定之后因功拜“侍中、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永兴三年进“车骑将军，开府如故”，卒后追赠“新城郡公，益曰元”。韩国警先生对于刘弘在幽州及其之前的任职官衔做了详细的考据，但没有对刘弘的封爵和幽州之后的官衔进行相应的考据，笔者依据韩先生的方式补足这部分内容。
平乡侯《水经注》记载刘弘在幽州前曾被封为“平乡侯”，虽然《晋书·地理志》中有平乡县，在冀州内，但其属于赵国：且五等爵在元康元年前，仅在咸熙元年和泰始元年封授，对象均为西晋开国功臣，凡在这三次授封以外所封之侯，皆应是列侯。故而平乡侯应当属于西晋封爵制度中列侯的乡侯，品秩第四
宣城公刘弘在幽州时因“勋德兼茂”被封为“宣城公”，宣城县原属丹阳郡，晋武帝平吴后于太康二年分原吴丹阳郡的宣城等十一县为宣城郡，隶属扬州。
车骑将军，开府及余官如故。《晋书·惠帝纪》记载永兴二年八月辛丑“车骑大将军刘弘逐平南将军、彭城王释于宛”，与刘弘本传永兴三年进号车骑将军相异。
《晋书·惠帝纪》在其后冬十月丙子又有诏曰“镇南大将军、荆州刺史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释等，其各勒所统，径会许昌，与乔并力。”惠帝纪前后记载相矛盾，今从刘弘本传永兴三年。车骑将军，始于汉文帝元年，用薄昭为车骑将军。
刘弘对晋室南迁的作用
乱荆州，和解纷争
荆州在魏晋时一直是个重镇，东晋以后有“荆扬司牧，事同二陕”之说，尤其是在黄河中原地区成为诸王混战、五胡兴起的情形下，荆州已是晋王室最后的屏障。
而张昌、陈敏等人却伺机聚众叛乱，“荆、江、徐、扬、豫五州之境，多为昌所据。昌更置牧守，皆桀盗小人，专以劫掠为务。”给当地的生民带来了无尽的祸患。吴地旧臣也拥护陈敏，蠢蠢欲动，“凡江东豪杰、名士，咸加收礼，为将军、郡守者四十余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
江东大士族顾荣也劝进陈敏“中国丧乱，胡夷内侮观今日之势，不能复振，荣常忧无孙、刘之主有以存之。今将军神武不世，勋效已著，带甲数万，触山积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尽怀，散蒂芥之嫌塞谗谄之口，则上方数州，可传而定。”后又同周游说甘卓“若江东之事可济，当共成之。”
刘弘在接到朝廷的任命之后，即调遣陶侃、蒯恒、皮初等人围剿，“屡与昌战，大破之”，于叛乱次年擒获张昌。后又遣陶侃、苗光、应詹等率军助力讨伐陈敏，永嘉元年二月陈敏被斩于建业，“若夫辑宁江、湘，奠上流以固建业者，则刘弘矣。”刘弘平息江南祸乱，安定士民，为同年九月琅那王睿顺利南渡扫清了障碍。
刘弘的努力使得江东免受战乱的过度摧残而复为完土，“时天下大乱，弘专督江、汉，威行南服”，震慑了吴地士族，“微弘，则周、顾荣、贺循无所惮而保其贞，”江东士族的稳定成为后来琅王睿重要的立国之资。
综上所述，刘弘在两晋交替之际虽然没能在中原内除奸佞、外御敌寇，但其利用受命南下的机会，竭力维持了荆州及江南地区的稳定，这不仅仅是其政治生涯的光辉，更为后来晋元帝南下江东建立东晋政权奠定基础。因而，在进行东晋创立的研究时，不应该忽视刘弘的功业。
《参考文献》
沈 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
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
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