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中国历史 > 正文内容

东京审判（十二）

中国历史1年前 (2023-10-04)870

10月1日，当检方举证进行到“侵略法国、法属印度支那及泰国”部分时，欧洲传来了纽伦堡审判胜利结束的消息：纳粹首领12人被判处绞刑，7人被判终生监禁或有期徒刑，3人无罪释放。欧洲对22名被告的审判仅仅用时11个月，而东京审判已经进行了5个月，还没有涉及到美国人认为最重要的太平洋战争部分，麦克阿瑟三个月结束审判的美好愿望彻底泡汤。季南原指望能在6个月内结束审判，现在看已完全不可能了。韦伯对此无比烦躁却又无可奈何。大多数日本律师出于礼貌提问前往往会加上这样一句客套话，“如果庭长先生允许的话，我希望……”这天下午，韦伯粗暴地打断了一位律师的发言：“今后日本律师上台时，只需说‘我的名字叫……我 *** ……’，然后直奔主题。这样将有助于大大缩短庭审的时间。我们感谢你们的礼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通过去掉每一个不必要的词语来加快进度。”

实际上有意拖延时间是辩方采取的一种策略。多年后他们承认，“我们用这样或那样的动议故意拖延审判，以期待盟军的自身解体。很可能会有那么一天，日本、美国和中国会联合起来在远东共同对付苏联，这样自然会提升我们当事人的免罪成数。”畑俊六的美国律师拉扎勒斯显然极具政治眼光，“我在律师谈论会上曾告诉大家，要让审判持续最少两年。如果我们拖延的时间能够足够长，一旦 *** 人接管了中国——当时中国的内战正在不断扩大——那么法庭的氛围就会完全不同。我告诫同事们，如果这个审判在三个月内结束的话，那么我们的当事人无一例外会被绞死的。”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庭审中的很多时间——也许超过了三分之一——就被动议、案情介绍以及被大多数人看起来是法律细枝末节的没完没了的争论占据了。

被告中跟德国人打交道最多的当属被称作“比纳粹还纳粹”的前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为了取得对当事人有利的之一手证据，大岛的美国辩护律师欧文坎宁安特意跑到了纽伦堡，听取了法庭的最后判决。9月7日，他甚至与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进行了三小时的英语访谈。后来当大岛在被告席上为自己辩护时，坎宁安适时抛出了里宾特洛甫访谈录。坎宁安此行的收获远不止此。回到东京之后，他告诉自己的同伴们，“在我看来，东京审判的被告被无罪释放的可能性比德国人的机会更大。之一，我们这里没有与犹太人问题类似的事情；第二，我们没有连续的 *** 或同一群官员在制定永久政策；第三，日本人的影响既已出局，而蒋介石仍然无力实现和平，这表明过去局面的责任至少应该由双方分担；第四，投降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已经显示，至少日本人的一些担心是有根据的。”最后一句话暗示 *** 人已经占据了中国的东北地区。

10月16日，在被执行绞刑两小时之前，纳粹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成功完成了自杀，让全世界都为之惊诧！伦敦《泰晤士报》驻纽伦堡记者库帕在评论中这样写道：“希特勒的副手嘲弄了纽伦堡一整天，尤其嘲弄了美国的保安及其一年来的辛苦。”麦克阿瑟立即颁布命令，进一步加强法庭和监狱的安保工作，“决不能给被告创造嘲弄东京法庭或美国保安的任何机会”。在此之后，以前凭采访证就能自由出入法庭的记者们也必须加上搜身这道程序了，尽管他们已经和看门的宪兵熟的跟老朋友似的。

巢鸭监狱的安保措施也进行了全面升级，监狱长弗朗西斯凯里上校为此花费了不少功夫。全体被告的牙科填充物都经过了仔细的X光射线检查，以防里边藏有装氰化物的胶囊。所有牢房每天都要不定时检查一次，宪兵搜查时住在房子里的人必须 *** 面壁而立。被告在离开和返回住所前都必须更换衣服。“他们甚至会窥视你的 *** 内部，”板垣气愤地对一位狱友说，“这令我感到非常难堪。”“那真是一个无比壮观的场景，如果你真要那么形容的话。”幽默的儿玉誉士夫通过那扇唯一的窗户将看到的情景记在了《狱中内外记》里，“受审回来的犯人排成长长一排， *** 地光着身子。他们被命令弯腰并四肢着地，一队宪兵把手放在他们的 *** 上，窥视每一个 *** 。假如某人恰好释放某种气体的话，那就会是真正的喜剧。”

美国人这样做绝非毫无必要。遍及监狱每一个角落的大搜查收获颇丰，被收缴的东西包括电线、剪刀、绳子、钉子、针头还有玻璃片，宪兵甚至从一个犯人的和服衬里找到了一张浸过氰化钾的纸，以及藏在鞋子夹层里的用纸包着的氰化钾晶体。东条那条6英尺长的腰带也被没收，一名宪兵说“他可以用这个来上吊”。宪兵还从板垣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根在墙壁上磨过的铁丝，并拿走了永野房间里一双削尖的筷子。1947年2月14日，7家新闻媒体的记者获准进入巢鸭监狱参观。就在当天凌晨0时45分，一个因虐待战俘而被关押的丙级战犯嫌疑人用一枚生锈的钉子和两个包铜钢笔尖成功割开了自己的左臂动脉，还好他被送往医院抢救过来了。监狱长凯里上校带领记者们参观了出事的那个房间，他告诉记者，“这个庞大的监狱占地有4英亩，现在关押着1073名犯人，而我的部下只有365人。”在送记者出门时，凯里指着远处一座矮小的建筑对客人们说，“在那座建筑里边，几座崭新的绞架已经竖起来了。”

11月2日开庭之后，季南宣布“就日本对美英的外交进行立证”。这预示着审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太平洋战争。季南曾公开对外说过，麦克阿瑟最初在考虑东京法庭的权限时甚至只打算审理这一项罪行，只是因为受纽伦堡审判的影响才将法庭权限扩大了。从11月5日到8日，检方不断向法庭呈交证据文件，数量多达150份以上。它们中有正式外交文件，有来自《木户日记》或被告的证词。有充分证据显示，日本早在1940年底就作出决定，要求印制模板为占领后的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香港及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发货币，这份秘密指令上有陆军大臣和大藏大臣的亲笔签名。另外在1940年到1941年间，日本帝国大本营已经完成了欲侵占地区军用地图、卫生指南、宣传手册的 *** 。其中一份宣传手册中这样写道：“我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给南太平洋和印度本地人带去幸福。这是一场种族之间的战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正义要求强加给欧洲人——不包括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另有确切证据表示，日本已经在西南太平洋的托管岛屿如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上提前构筑了大量军事设施。

检方提出，日本人最卑鄙的手段是一边进行战争准备，一边以外交谈判作为掩护。对此出具书面证词的人有前国务卿赫尔、前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前驻日大使格鲁。辩方对此提出强烈 *** ，要求上述人员必须到厅接受辩方询问。韦伯对此回答说，“如果你们希望对史汀生先生作进一步盘问，可以授权在美国进行，或者通过书面问卷的方式。”他还援引纽伦堡审判的例子作出进一步解释，“我们不认为他必须到场，他是一位高级别的政治人物，没有这种级别的政治人物在对德国人的审判时被传唤到庭。”

虽然像史汀生之类的大人物不能亲自出庭，法庭依然为此付出了更大努力。11月18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约瑟夫巴兰坦出庭作证。1941年12月8日赫尔接到罗斯福打来的“珍珠港遭空袭”的 *** 时，巴兰坦就在国务卿身边，当时门外还站着日本特使来栖三郎和大使野村吉三郎。季南就日美谈判问题对巴兰坦进行询问，时间持续了整整一天。季南的询问刚刚结束，梅津的美国辩护律师布莱克尼就愤然起身，这次持续时间长达三天的反诘询问被称作迄今为止法庭上最典型、最严厉的询问，有时气氛紧张得几乎令人窒息，其中诸如“美国人在广岛使用 *** 造成的杀伤是不是犯罪”等问题被法庭直接驳回。布莱克尼的诘问刚刚结束，11月21日，东条、大岛浩和冈敬纯的美国律师乔治布卢伊特、欧文坎宁安、富兰克林沃伦就开始集体向巴兰坦发难。当时美国国会针对珍珠港遭袭事件的听证会正在进行之中，“魔术系统”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秘密被公开披露。坎宁安就此质问巴兰坦：“截收对方电报属于不友好的行为，你认为这不违反国际法吗？”韦伯立即出面制止，“证人不需要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出庭作证的并非都是小人物，11月25日，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詹姆斯理查德森海军上将在法庭上做出了这样的证词：“日本事先并未从道义出发，明确通知开始与美利坚合众国作战，就计划、准备并实施了对夏威夷珍珠港美国海军的秘密攻击。”

检方认为，日本在攻击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前后，先后攻击了上海外滩租界、马来亚哥打巴鲁、泰国宋卡和北大年、关岛、新加坡、香港、菲律宾、威克岛等地，“他们属于无端攻击，其动机是为了夺取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控制权。无论对侵略战争如何进行定义，具有此种特征的攻击只能是侵略战争”。辩方对此反驳说：正是由于美国不肯作出丝毫让步，才导致日本最终停止谈判并发起了敌对行动，他们采取这种行动的目的是打破西方列强的经济封锁。美国人首先在1940年7月宣布不向日本供应航空燃油，9月宣布禁运废铁，1941年7月冻结日本在美国的一切资产，继而在8月对一切燃油实行禁运。为了确保经济不被扼杀，日本向美国发动进攻势在必行。他们的进攻是纯防御性的，跟侵略战争完全沾不上边。

但检方提供的证据表明，早在西方国家对日本采取上述经济措施之前，日本已经就侵害邻国的利益做出了向北、向西、向南扩张的决定，“为了促使日本结束他们长期以来推行并决心继续坚持的侵略政策，西方国家完全有正当理由实施对日贸易限制”。随着日本抢占盟国领土和利益的决心变得越来越明显，限制对日出口的禁令才相继推出，“颁布它们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日本放弃侵略政策，并且使盟国不再为日本提供发动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在场的26名被告中，有18人跟这项罪状有关。

并不是所有法官都赞同检方的观点。荷兰法官勒林尽管最后在判决书上签了字，但仍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美国人苛刻的《赫尔备忘录》所列举的条款是日本人绝对无法接受的，它本身就意味着战争。美国人很清楚这一点，战争的爆发是必然的，他们希望由日本来发起这场攻击。其实他们想说，‘我们应该用点计谋，设法让日本人先开之一枪，却又使我们自己处于不太危险的境地’。对进攻早有预料的美国 *** 没有发出必要的预警，因此侵略之说并不充分。”

印度法官帕尔与大部分法官的意见截然相反：“同盟国在中日战争期间采取了对日禁运措施，相当于直接介入了中日之间的冲突，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争构成了对美国所采取措施的合理回应。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是一种交战行为，无论这种援助属于攻击还是自卫，从法律角度来看，两个国家之间从此不再和平相处。因此，日本不可能对美国犯有侵略罪。他们的进攻既不是突然的，也不是意外和阴险的。日本的行动主要是出于自卫考虑，他们发动进攻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挑唆。”

珍珠港问题之后，法庭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菲律宾。执行官范米特大尉高声宣布，“本法庭一如此前，只有菲律宾法官哈拉尼亚没有出席。”哈拉尼亚因为参加过巴丹死亡行军主动进行了回避。还未等菲律宾检察官佩德罗洛佩兹发言，大岛浩的美国辩护律师坎宁安就出面制止，“菲律宾1941年还不是一个 *** 国家，也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签署国，而这个国际协议正是检方准备赖以证明菲律宾问题的基础。”上述动议被驳回后，坎宁安又提出了第二条理由：“菲律宾暴行的全部刑事责任已经在对本间雅晴和山下奉文两位将军的审判中宣判了，这两人也都在马尼拉被定罪并处决，现在旧事重弹纯属浪费时间。”韦伯对此断然宣布，“我们正在审判那些检方认定要为山下和本间所作所为负责的被告。这个理由如此浅显乃至不容争辩，我讨厌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听你那些无聊的讲话上。”

菲律宾显然为起诉日本人进行了精心准备，他们甚至计算出日本人给他们造成的损失高达1370263324.5美元，这会计水平确实够高。接下来对巴丹死亡行军、马尼拉大屠杀的举证和南京大屠杀类似。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武藤章，他似乎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日军1937年在南京以及1945年在马尼拉的暴行都与他有直接关系。到12月中旬，检方开始指征日本对战俘和亚洲奴隶劳工的虐待，与之对应的事件包括与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被并称为日军在远东犯下三大罪行的“泰缅铁路修建事件”，导致无数战俘死在海上的“地狱航船”，巴拉望战俘屠杀事件，斩杀杜立特空袭行动中被俘美军飞行员等等。日军所犯罪行遍及上海提篮桥、马尼拉圣托马斯、新加坡樟宜、爪哇奇丹、北婆罗洲山打根、东帝汶、新几内亚、台湾基隆、满洲哈尔滨以及日本福冈等地。荷兰检察官米尔德在讲述日本人在荷属东印度所实施的杀戮时说，“我无法继续读下去了，都读出来会令人呕吐的。”美国助理检察官索利斯霍维茨也说：“我在朗读战俘营幸存者的书面证词时跳过了很多页，因为很多内容都是重复的。”

1947年新年刚过几天，1月5日，68岁的永野修身因肺结核、动脉硬化和支气管炎在美国陆军第三六一医院病死。次日，永野的美国辩护律师约翰布兰农向法庭申请撤销对他当事人的起诉，这样原来的28名被告就变成了25名。布兰农还公开了永野留下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日本没有至少提前哪怕两分钟把即将攻击珍珠港的消息通知给美国表示遗憾，“我认为突袭珍珠港是一个错误”。半年前的1946年6月28日，永野就通过他的日本律师奥山八郎在《每日新闻》上发表过一个声明，愿意为珍珠港的攻击承担全部责任，实际上那个作战计划正是他批准的。永野还说，他曾经反对与德国结盟及向美英开战，并且认为日军应该从中国撤退，“因为那里进行的战争我们是不可能打赢的”。永野没有把责任推给同在法庭上的岛田繁太郎、冈敬纯和已经死去的山本五十六等人身上，公开承认自己对开战和袭击珍珠港起到的作用是主导性的。尽管美国人对挑起太平洋战争的人恨之入骨，但永野这种大包大揽的态度还是很受美国人尊重的。

东条对永野之死深表痛心，“世界将不能再听到永野大将亲口讲出日本海军的真实立场”。东乡同意东条的观点，不久前永野曾向他透露，他会在作证时讲出攻击珍珠港的“真实故事”。战犯中最年轻的佐藤指责永野死于“巢鸭监狱美军宪兵的虐待”，因为他居住监室的窗户坏了，永野贴上一张报纸来抵御寒风，却被看守撕了下来。那扇窗户永野要求了很多次都没有维修，他因此才得了肺病。没人支持佐藤这一说法。法国人艾迪尔•若代尔在《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一书中这样形容他眼中的巢鸭监狱，“美国占领军一来就释放了仍然在押的60多名政治犯，接着他们就以‘美国人的方式’对监狱进行了修缮，尤其是还安装了暖气和空调设备，这在当时形同废墟的东京真是一种难得的奢侈。”老酒也认为财大气粗的美国人断不至于小气得连窗户都不给维修，他们肯定宁愿让永野活着说出真相，也不想让他就这样轻易走人。

永野死去约三周后，1947年1月24日下午16时12分，美国助理检察官卡莱尔希金斯宣布：“庭长先生，检方陈述到此为止。”现在轮到辩方陈述，他们还是从法庭的合理性入手。戴维•史密斯宣称此前的过程属于无效审判，必须重新开始，“因为法庭受理了一些不能接受对审的证据要素”。再者，麦克阿瑟根本无权组建法庭，类似审理只能交给更高法院。对此义愤填膺的韦伯打断了史密斯的话：“我们根本没兴趣知道，你们是去华盛顿的联邦法院，还是悉尼的联邦法院，抑或是渥太华、莫斯科或者其他任何法院。”

大部分被告的律师都发表了意见，他们指出检方起诉被告人的证据不具备可受理性，他们的当事人只是服从命令而已，“根本不能从法律上证明他们作为领导者、组织者、挑动者或者谋议者参与了所被指控的侵略罪和战争罪”。从1月30日开始，卡尔领衔一众检察官对辩方的观点一一进行反驳，特别强调“被告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因此引发了侵略战争及其相关罪行”。

2月3日，韦伯宣布驳回辩方的所有动议。审判已进行了整整九个月，庭审记录积累了厚厚的16259页，包括法官、检察官、被告、律师、翻译、宪兵等所有参与者都累得几乎要趴下了。韦伯原打算休庭两周，让大家放松一下神经，也给辩方组织辩护留出一定的时间。但此前土肥原的辩护律师沃伦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申请书，上边有23名美国律师和96名日本律师的签名：“强烈要求延长休庭时间。”3日下午韦伯宣布：“经法官集体讨论决定，休庭三周。”

在辩方和他们的当事人眼里，审判现在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