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子寨-记民国四川凉山会理县持续八年的奴隶反黑彝压迫的斗争
文丨nirvana
编辑丨nirvana
人生下来都是一样的，为啥要分黑彝和白彝、主子和娃子？！为什么白彝的女儿要作黑彝的丫头，白彝的儿子要作黑彝的娃子？！
前言
四川省会理县，位于四川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正南端，西连攀枝花，南与云南省昆明市和楚雄州相邻，扼川滇要冲，自古以来就是川西南与滇西及南亚商贸往来周转重地，为古丝绸之路必经要塞，素有“川滇锁钥”之称。
旧时的会理，县城附近地区由汉族官僚统治，黎溪地区由自土司家统治（自土司，即姓“自”的土司，其家族从元朝末年即开始统治这一地区）。而住在大山里的广大彝族，则一直由彝族奴隶主统治， *** 的政令不能出于城。
各彝族“家支”之间历来互不统属，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因此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蹂躏当地人民群众而不受任何节制。当时的会理实际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为朝廷不易驾驭的“独立王国”。
住在高山上的彝族地区延续着几千年前的奴隶制度，奴隶主对奴隶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利，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对奴隶主的话必须无条件执行，奴隶处境水深火热，倍极悲惨。
终于在1931年，由会理六华乡茅岩、杉木洞开始，长期受到残酷剥削的娃子们掀起了大规模，长期的武装斗争，这个地区的奴隶主被赶走或者杀死，而这些没有奴隶主的村寨，便被称为了“娃子寨”。
后来不甘心失败的奴隶主们，为了镇压“娃子寨”，联合起来，并请求 *** 驻军对“娃子寨”进行了多次猖狂的进攻，但“娃子寨”并没有被摧毁，奴隶们也没有屈服，该次斗争持续了近八年，是凉山汉彝人民抗暴的大事件之一。
壹
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会理的彝区，和凉山其他地方的彝区有相似性也有不同性。相同的地方在于，这里同样实行着残酷的奴隶制度，奴隶在奴隶主的统治之下，有着无穷尽的劳役、剥削和压迫。
清末以来，受外部社会改造不断作用，彝族社会内部动荡不安，各血缘等级势力此消彼长，引发社会组织结构出现政教分裂、军政解体。
原集宗教、政治权力于一身的土司渐失宗教大权，转由独立白彝为主的毕摩专职宗教事务，而主业军事一职的黑彝也不断崛起，充任自己属地的统领等。
至民国年间，原居彝族地区腹心地带的黑彝势力渐趋强稳，最终取代居其周边地带的土司势力。
这时期，土司几乎败退至彝汉交界地，只能借助官府势力，勉强管理属地内事务。然黑彝正权势鼎盛，成为彝族社会的新主，并主张与世隔绝地强化奴隶制。
民国后期，黑彝属地的奴隶制统治方式愈演愈烈，长期遭受压迫的白彝，尤其依附黑彝又居彝汉交界地带的白彝，他们不仅必须面对社会内部黑彝间连年不断的冤家械斗灾难，承担依附或隶属负担的赋税、劳役上涨压力。
那时每个兹莫（土司）和诺合（黑彝）家中都有人数不等的“呷西（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更底层的等级和奴隶，汉称锅庄娃子等）”在奴隶主的眼里，呷西根本不是人，而是会说话的牲口，甚至连猪都不如，“猪肉还可以吃，娃子肉只有喂豹子”。他们被迫从事着奴隶主（会理地区称奴隶主为码头）所需要的而不问他们是否能承担的劳动，生命没有保障，人身也没有自由，奴隶主可以随时处死他们。
同时，彝区又还遭社会外部，地方军阀接二连三的各种盘剥，承受族群关系紧张连带的灾难。长期生活在奴隶制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奴隶既苦不堪言，又不能自拔。
而不同点在于，会理不属于凉山彝族的中心地带，随着彝汉交界地互动交往不断深入，独立白彝便基本与本地 *** 结拜为兄弟干亲或儿女干亲，甚至护送子女进入民间私塾或官办学堂学汉语、习汉文。
当时，两族间交往密切的实际不得不使当事彝人对比、反思两种社会和生活，甚至稍懂汉语的独立白彝开始关注外部社会官府变化及朝廷更迭等国事。
黑彝妇女出行 身后跟着数个娃子
受辛亥革命影响凉山地区的彝族奴隶也萌发了追求自由、独立身份的愿望，从懵懂，至觉醒，最终引领广大白彝发动了武装起义。正如他们自己所说“那个时候，我们听到辛亥革命把满清皇帝都推翻了，未必兹莫（土司）和诺合（黑彝）就不能推翻吗？”“我们反抗黑骨头就是要把黑彝的骨头取出来看看是不是黑的！”
贰
本次起事的六华乡的茅岩、杉木洞一带，被剥削比其他地方更加残酷。该地位于以凶残而闻名附近各县的安清林（彝名：尔恩阿角）和蔡长发（彝名：阿俄长发）以及吴万富（阿俄维惹）等大奴隶主住地之间。
曲诺给奴隶主上供粮食
因此，这里的劳动人民除了受本地“码头”木魁家、苏都家的压迫之外，还经常受到安、吴、蔡家的烧杀抢掠，又被迫向这几家大奴隶主上猪头、服劳役，作他们的“猪头百姓（该称呼因他们每逢过年必须向奴隶主送半个猪头而得名）”，以免受到侵害。
因此，这里就出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码头”占有一户“百姓”的情况。一户“百姓”为两个“码头”所占有，他的负担就不止原来的两倍。因为每一个“码头”都想独占这家“百姓”，便企图把他榨得干干净净，不使财物为另家“码头”所得。
几家“码头”共同统治这个地区，使这里的“百姓”负担倍增，而“码头”间的明争暗斗，更使“百姓”痛苦不堪，他们每年要送出两三个猪头，服更长时间的劳役。
由于六华乡接近汉区，本身又是彝汉杂居区，生产水平较高，生产门路较多，奴隶主的剥削范围也更深更广。这里的奴隶主同时采用了彝汉剥削阶级的统治手段施用于彝汉劳动人民身上，使他们所受的压迫非常沉重。而茅岩、杉木洞一带的劳动人民所受痛苦又是最深的，因此，在这一带便掀起了反对奴隶制度的武装斗争。
叁
在六华乡的茅岩、杉木洞的三个自然村寨，其中有一个地方叫蕨基坪，在蕨基坪，住有阿俄乌里家的二十多户姓捏额的“百姓”，其中有一个叫捏额木里（汉名：吴有发）的人，因为人能干，有号召力，在1931年左右，由蒙柱（锅庄娃子被迫成婚后就成为了蒙柱）上升为了曲诺（白彝、百姓），并且靠着做点小生意有了一点积蓄。
捏额木里在家门中很有威信，因此周围人都很拥护他，当时他还向“码头”提出要求他的家门免费赎身，但没有得到结果。
这时，蕨基坪的一个“码头”木魁木书惹见捏额木里发起家来，有意要勒索一番，便以本地“码头”的身份要木里为他服劳役。
木里不仅当场拒绝，而且还把一些“百姓”发动起来一起拒服劳役。木苏惹恼羞成怒，于是便派人暗杀了捏额木里。
捏额木里的儿子捏额伊哈（吴正才）、捏额伊伙（吴正元）和家门闻讯赶至，抓住了木魁家的两个黑彝。
捏额家痛心疾首，在火葬捏额木里时，将这两名黑彝在葬礼上杀了活祭捏额木里。
木魁家也吓着了，连夜收拾了细软逃往了十八洼，从此，蕨基坪就没有“码头”了。
而这件事很快传开了，大家纷纷对捏额家拒服劳役，杀死了黑彝，逐走了码头竖起了大拇指。从此以后，捏额家的家门和附近的百姓就经常过来找捏额家商议对付“码头”的办法，甚至有的呷西从很远的地方都逃到捏额家寻求帮助。
在大家的共同推举下，捏额伊哈和且萨里厄成了他们的主心骨，并正式向蔡家“码头”提出了“不抽子女，不服劳役”的要求。这时，蔡家和安家正在对外大肆抢劫，横行于会理、德昌、米易、宁南一带，无暇顾及百姓，当然对他们的要求也未加理会。
捏额家见“码头”没有反应，也乘机开始发展反“码头”的力量。
肆
1938年，捏额伊哈和且萨里厄等人到汉区岔河赶场，遇见了蔡家（阿俄家）号称蔡大老虎的“码头”阿俄乌里。
蔡三老虎原是普格地区阿俄家支的破落黑彝，其彝名为阿俄资各，汉名为蔡长发，清末迁至会理县二板房。因家境贫寒，曾在白彝家中做过佣工。后因种植罂粟获厚利，家业逐渐兴旺。时人称其大哥为大老虎，二哥为二老虎，所以他有蔡三老虎之绰号。后蔡长发成了当家人。此后他购枪弹，养彝兵，建碉楼，成为会理更大的彝族头人。
阿俄乌里强迫捏额伊哈等人为他背佃户交来的租米回家，且萨里厄当即拒绝，称：“赶场的日子，各有各的事，不得闲管。”
阿俄乌里大怒：“娃子和牛马一样，只有主子的事，哪有娃子的事！”
于是双方争吵起来，且萨里厄气愤不过，在汉族佃户的支持下，动手打了蔡大老虎，还扯住了他的天菩萨（彝族男子发型，彝人认为是男魂居住的地方）游街，最后还夺走了蔡大老虎的手枪。
当时蔡家见百姓势大，未敢还手。但是事情肯定没完，气急败坏的阿俄乌里回去后便和其弟“三老虎”蔡长发商量，准备进攻捏额家。
伊哈等回来也在商议，认为全体“码头”要杀尽杀绝，才没有后患，并提出“黑彝是人，蒙柱也是人，为什么人要压迫人!”
于是定好了时间，约定附近各地同时动手。不料事情被泄露了出去。“码头”们决定立即提前动手“镇压”，说:“捏额打不翻，娃子管不成。”
长坪、二板、六华三个乡的“四大码头”阿俄家、尔恩家、木魁家、惹勒家一齐来围攻，起义群众迁到地形险要的笔架山上筑碉固守，坚决抵抗。敌人围攻八个月不下。
期间，码头们又买通了百姓阿奎牛角岔，让其叛变，结果被群众发现后处死，并将其尸首抬给“码头”们看。
“码头”一计不成，又以1200个银元买通马不火体，暗杀了捏额伊哈，但仍无法战胜起义群众。蔡家等“码头”见久攻不克，也只得退去。
哀叹说:“没有想到在我们蔡家、安家寨子门前，会出了个&34;马布、井鲁两家，趁“码头”尔恩家绝嗣之时，分了尔恩家的80 多亩地，吃了“码头”的绝业。
邓秀廷
1940年底，由于蔡长发闹得很大，四处打劫，阻断川滇大道，西康省 *** 主席刘文辉派邓秀廷出兵征讨，凉山军阀邓秀廷率军进攻会理，打败了长坪蔡家，驻兵下树。一面武装进攻，一面采取分化手段，挑起冤家械斗和利用奴反主事件。
茅岩的蒙柱吉狄(陆)阿力杀了“码头”苏都略日，茅岩也成了没有“码头”的地区。额次纽角、阿奎日牛等又到白碉楼去杀了安清林的妻舅狄普(陆)牛惹兄弟。
安清林急忙从小路逃往蔡长发处，在杉木洞山后被阿奎日牛等人抓住，绑送邓秀廷。安清林交了2000两银子给邓，邓便将其释放。
额次纽角、阿奎日牛等人，决心杀死安清林，便通过玄麻湾“百姓”马布家和下村的汉族商贩、走方郎中等共同计划，趁安清林在下村养病时将他毒死。
消息传出后，“码头”大为震恐，蔡长发立即率蔡、安、吴和干海子马家等百余人枪进攻“娃子寨”。
“娃子寨”群众在包围圈中没有水喝，就吃生粮食，仍然坚持战斗。同时，安清林的妻子伙普奠乌日为了镇压“百姓”的反抗，为丈夫、兄弟报仇，也发动家门、“百姓”。四处搜杀“娃子寨”起义群众，将玄麻湾马布阿哥一家六 *** 活烧死，又杀了额次、阿奎家的七个人。他们去进攻茅岩时，遭到蕨基坪和茅岩群众的夹击，只得退去。
不久，伙普莫乌日和一个亲戚为争夺安清林的遗产发生冲突，“娃子寨”趁机杀死了她，逐走了其子安朝宗(尔恩伙伙)，至此，大“码头”安清林的势力就被“娃子寨”全部打垮了。“娃子寨”家家杀猪宰羊庆祝胜利。这就更增强了他们反抗“码头”的信心与决心。
彝族 钻牛皮 喝血酒
他们打鸡、打狗、吃血酒，团结一致，要与“码头”拼到底。
他们决定:
1、同心反对“码头”，谁变心就像鸡、狗一样死掉;
2、13 岁以上的男子都要参加战斗，妇女、老、弱、病、伤在后面支援;
3、一处闻警就鸣枪3响，全寨赶往援助。
同时他们还把全寨的大牲畜都集中在蕨基坪，统一保护和使用。
陆
1943年，蔡长发率领了居住在会理、德昌的家门和“百姓”及附近“码头”共200 余人枪，再次进攻“娃子寨”，再次遭到失败。
他们侵入茅岩，占据了一些房子，但起义群众在另一些房子里坚决抵抗。相持了10余日，“码头”阿俄咱味又被打死，不得不退去。
不久之后，“娃子寨”的领导人之一额次纽角在宁南被奴隶主禄家所杀，另一领导人阿奎日牛也被惹勒家刺死。最早发动起义的只剩下且萨里厄一人。
1944年，蔡长发又向“娃子寨”发动了更大的一次进攻，他发动了宁南、德昌、会理的家门和附近“码头”共十多家黑彝，又勾结了驻会理的 *** 军阀苏绍璋，共500 余人，四面围攻“娃子寨”。苏绍璋军队还备有炮一门。
在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娃子寨”起义群众为了保卫已争得的自由和生存，顽强抵抗。
战斗一开始时就把苏绍璋的炮手击毙，使他们那门炮一弹未发。激战了几昼夜，奴隶主和 *** 军队终未取胜，只得烧了一些房子和抢走几百只牛羊后退去。但是，“娃子寨”的著名领导人且萨里厄也在这决战中英勇牺牲，使“娃子寨”遭到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在长期斗争中，“娃子寨”群众一面忍饥挨饿坚持斗争，茅岩地区的牲畜全部被宰杀吃光。一方面派人越过“码头”势力的重重封锁，到汉区去换取粮食、武器。
条件是十分恶劣的，情况也极为不利，可是，“娃子寨”起义群众毫不动摇，毫不退缩。
“娃子寨”起义发生后，各地彝 *** 民纷纷响应，逃走、怠工事件日益增多。
1941 年，十八洼“码头”璋勒(陆)家的“百姓”吉子维生等7人一齐逃走。
1944年，宁南奴隶主准备参加镇压“娃子寨”时，惹勒(赫)家的“百姓”也起来反抗“码头”。虽然不久即被镇压下去，但也牵制了宁南奴隶主的部分力量，使之有后顾之忧，不能全力前来进攻，支援了“娃子寨”起义群众。
1945 年，黄柏箐“码头”惹勒(禄)家的锅庄娃子数十人一齐分散逃走，使“码头”无法追回。可以看出，这种反抗的规模也加大了。
“娃子寨”附近的汉族佃客，也起来响应和支援。正当“码头”和“娃子寨”相持不下，“码头”准备发动新的进攻时，张家村张朝昌等 30 余家一齐逃走，分散了奴隶主的注意力和力量。
双方长期对峙过程中， *** 军就来趁火打劫，营长万汉彬经常率兵一连到“娃子寨”来强收烟款，敲诈勒索。
“娃子寨”群众要防范奴隶主的进攻，无力拒绝，也就被刮去了不少财物。
1946年，双方仍然对峙之时，“娃子寨”后期领导人曲诺阿奎日日、吉狄阿力等人发生动摇，认为武装起义终要失败，投降比战败好，便托人与蔡长发讲和，承认:“黑彝是黑彝，娃子是娃子。”每年向蔡家交猪头，赔偿阿俄咱味等3个黑彝“命金”300 个银元。
蔡长发正在对“娃子塞”无可奈何，一筹莫展时，见到阿奎日日等主动讲和，大喜过望，便不问条件如何，急忙答应。
于是，从1938年开始的奴隶群众和奴隶主之间的战斗至此即告结束，“娃子寨”斗争被后期领导人出卖破坏了。以后，“娃子寨”起义群众名义上仍是蔡家的“百姓”，但“码头”们始终不敢进入这个地区。
后记
在彝族社会中，白古以来兹莫（土司）和诺合（黑彝）世世代代统治白彝，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并且已经形成了传统观念。
彝族史诗《勒俄特衣》
如在彝族史诗《勒俄特衣》的第14章即古侯家谱一章中说，以前奴隶和主子没有区别，奴隶不听主子的话。后来明确划分了奴隶与主子的界限，从此奴隶听了主子的话。
在彝族训世诗《玛牧特衣》中说，没有能耐的兹莫就骑奴隶的马，素质差的奴隶就谋害主子。
这两段引文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之一段强调了主子和奴隶之间必须界限分明，即主贵奴贱，奴隶必须无条件地听从主子的使唤。第二段讲的是必须维护等级特权，主子不能随意降低自己的身份，奴隶对主子不能有任何反抗心理。
由于受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几千年来，黑彝生来就是统治者，白彝生来就是被统治者。奴隶不能反剥削，反压迫。其理由是，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反抗无理。
“娃子寨”这场奴隶解放运动，是凉山彝族近代社会结构变动的一次具体实践与表现。它所承载的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不仅反映彝族社会发展及其与周边地方的关系，更是彝族地区推翻黑彝奴隶制残酷统治的地方历史之核心主干。
1956年凉山彝族自治州施行民主改革，几十万奴隶从此翻身
奴隶为自身的自由与解放，亦为民族能够融入国家共和政体的可能，民国时期彝族人自觉投入历史性的社会变革之中，他们所担负的时代使命和被激发的主体意识，已透过前述细节的铺展，为大家重新认识。它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黑彝奴隶主势力的问题，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力撼动了残酷统治彝族地区的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