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杀了十多万贪官，贪官却越杀越多，雍正用了两招，药到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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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文史纪谈

文 | 文史纪谈

前言

*** ，犹如一团顽固的死结，历来是统治者头疼的难题。明初严刑峻法，令人胆寒却难除根株。清初雍正帝进行改革，似乎终于找到了药方。

古人云，惩前毖后，治标不如治本。那么雍正用了哪两招，减少了这一现象？

明初反腐靠严刑峻法

朱元璋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深受当时元朝腐败统治的摧残，这种亲身经历埋下了他日后铁腕反腐的因子。

1344年，朱元璋家乡发生了惨痛的水旱灾害，加上元朝末年政务腐败，官吏为非作歹，导致数十万江淮居民沦为灾民。

而就在这场浩劫中，朱元璋全家老小只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全部被饿死，可以说是悲惨至极。

这场悲剧直接导致了朱元璋从小对贪官污吏们的深恶痛绝。他发誓一定要给自己的家人报仇，惩罚那些贪官污吏。

后来朱元璋参加红巾军，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最终推翻了腐朽的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

当朱元璋即位后，他首先采取的就是一系列严厉的反腐政策。在明朝初期，有一条令人胆寒的铁律：所有贪污受贿的官员一经查实，一律当场处死，分文不收，情节轻微者，杖责一百，铁汁钉手。

这简直是前所未有的严酷手段。据《大明律》记载，“凡有司官吏贪污之罪，如值钱物不过六十贯，杖一百，大辟，过六十贯，坐笞，罪至二百，发边卫效力”。

也就是说，即便贪污数额不大，也会受到严厉的体罚，贪污超过六十贯更是重罪，要发配边疆效力。

不仅如此，朱元璋对贪官污吏还专门设计了残酷的刑罚，以儆效尤。比如，剥皮、凌迟、炮烙、车裂等等，只要一查实是贪官，基本就等同于死刑。这些酷刑对其他犯罪者很少使用，可以说基本就是准备给贪官用的。

为了达到威慑效果，明朝地方衙门的大殿里还专门设有“土地祠”，被处死的贪官污吏就会被剥了皮挂在里面示众，以儆效尤。每当一位贪官被严惩，其他官吏都会心惊肉跳，倍感警醒。

在成祖朱棣篡夺帝位后，他的叔叔朱亮祖和儿子朱暹就因贪污问题而被活活打死在朝堂上，血溅当场。这样残酷的手段对朝野都产生了巨大震慑。在空印案和郭桓案中，成千上万贪官被杀，鲜血染红了千里。

可以说，明初期的反腐几乎就是一场血雨腥风。严刑峻法对贪官们造成了巨大恐慌，上朝到任的官员都要事先写好遗嘱，准备好棺材，与家人诀别，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位被斩杀的贪官。

这种残酷手段在短期内对贪风产生了一定震慑。但是长期来看，严刑峻法并没有根治贪污问题，反而出现了许多负面影响......

而到了清朝，雍正帝的反腐手段相比之下就“文明”多了。

雍正反腐手段开明

明初严刑峻法虽然产生了短期震慑效果，但是并没有触及贪污之源，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问题。于是在清朝，雍正帝通过一系列开明智慧的举措，成功地遏制住了贪风，为政治清明注入了强心剂。

雍正十分明白，要想真正解决腐败问题，严刑并不是唯一也不是更好的手段。相反，还需要采取积极开明、着眼根源的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贪污问题。

其中，雍正首先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设法堵塞了官员贪污的各种渠道。在古代，赋税多以实物形式上收，运输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部分损耗。这就为贪官们提供了可乘之机。

例如，一些官员收粮的时候就故意用脚踢倒粮仓，把粮食踢得到处都是，名正言顺地敛财。还有一些官员故意虚报运输过程中的损耗量，多收民粮填补所谓“损耗”，这就是“火耗”。

雍正非常清楚，要真正治理贪污，就必须堵住这些可乘之机。所以他制定了“火耗归公”的政策，规定这些耗损必须上交国库，不得私吞。并且设立了统计部门，派出专员对各地的火耗数量进行核查，防止虚报偷漏。

这一政策直接切断了官员通过虚报火耗贪污的渠道，从源头上减少了腐败的动机。其效果立竿见影，国库收入大增，人民负担轻减，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新。

但是，雍正也明白，仅仅堵住贪污渠道还不够，必须从更深层次入手，处理贪污的根源。他敏锐地看到，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官员的工资太低，不足以维持正常生活。

以清初为例，一名普通州县官员的年俸只有区区45两，而他们还需要支付幕僚及车马等各类开支。这种经济拮据才是导致贪污的重要诱因。

为此，雍正实施了改革官俸制度的“养廉银”政策。国家从此大幅提高各级官员，尤其是中高级官员的俸禄待遇，确保他们没有贪污的动机。这与明初优待官员形成鲜明对比。

同时，“养廉银”的分配还与官员的廉政表现直接挂钩。级别越高，考核结果越好的官员，可以获得越多“养廉银”。这进一步鼓励了官员们提高自身廉洁素质。

可以说，雍正的这一套组合拳，既堵住了贪污的外在渠道，也削弱了内在动机，从根本上稳定了政治生态，为 *** 的廉洁立下了标杆。正是凭借这些开明而精妙的举措，雍正才最终将贪风控制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点。

这与明初的简单严刑相比，可以说是智慧与否的天壤之别。雍正给后人的启示是，要想真正治理腐败这个顽疾，靠威慑是不够的，必须深入剖析，从制度和文化层面采取系统的预防与治理措施，才能真正达到治标治本、药到病除的目的。

明清反腐对比

通过比较明初和清初的反腐措施，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惩治腐败的艺术，并从中汲取宝贵的启示。

明朝初期严刑峻法之所以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没有真正解决 *** 的根源所在，反而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严刑政策人道主义色彩差，导致大量冤假错案。明初对贪官的处置手段过于残酷，诸如凌迟、车裂等刑罚毫无人性可言。在这种强压环境下，为讨好皇帝，官员们经常以假案打击政敌，导致冤假错案频出。

据《明史·刑法志》记载，在成祖即位后，就有右御史胡深等人，为讨好新君，大肆捏造贪污案件，导致“牵连枉杀，几布天下”。可见严刑政策极易滋生冤案。

而且严刑峻法造成人才断层，政务空转。明初大规模诛杀官员，导致人力资源严重不足。有資料显示，洪武四年，364名新任官员中仅6人未受牵连。 *** 机构完全空转，常出现罪犯审判罪犯的尴尬局面。

严刑也无法根治贪风，只能压制表面。明初残酷手段让许多官员不敢贪污，但贪欲并未消失，只是转为隐蔽行为，铲除不彻底。一旦政策松动，贪风立即死灰复燃，腐败问题重新抬头。

同时严刑政策还会造成社会生态扭曲，人心惶惶。明初官场如屠宰场，人人自危。官员与家人道别如上刑场，精神长期处在恐惧中，严重影响社会氛围。

相比之下，雍正的反腐措施更加开明与智慧，也因此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其成功之处在于它们着眼于腐败之源。

雍正准确把握低薪俸禄是导致贪污的重要原因，因此从提高官员待遇入手，直接减少了贪污动机。这比单纯依靠刑罚压制更能解决问题根源。

雍正还改革堵塞了各种贪污的外在途径，如“火耗归公”政策杜绝了官员通过虚报损耗贪污的机会。

预防同样关键。雍正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反腐工作，也并非一蹴而就。他给予了官员适应和改正的时间，避免了严刑带来的社会动荡。

同时雍正注重培育官员廉洁素质，如“养廉银”与考核挂钩，而非单靠惩治。这有助于形成长效机制，使反腐成为新风尚。

明清反腐业绩差异巨大的一个关键在于治理思路与手段的差异。严刑峻法徒有表面效果，开明改革则能药到病除。这对我们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要根治腐败顽疾，惩治必须加强预防，严刑必须加强引导，压制必须加强教育，制度建设必须加强道德建设。只有运用开明智慧的改革之道，才能让反腐取得持久成效。

笔者认为

可以说，朱元璋和雍正各自代表了惩治和预防两种截然不同的反腐路径。前者残忍至极，却难除根源，后者开明睿智，稳定高效。用开明的改革之道，方能让政风清明之气长留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