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为何状元辈出

江南为何状元辈出

江南人文之盛，自明清以来，已成为一种共识。清末举人陈燮龙曾做过一个统计，清代自开科取士至废除科举，一共产生了130名状元，一个长三角，占据了一半还多，光是江苏就有状元50人。其中，苏州府出状元23人，又得江苏之近一半。对此，陈燮龙感慨“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意即大典抡才实乃天下之公，但因江南一地状元太多，几乎产生了公器私用的感觉。

无独有偶，清初苏州人汪琬与同僚聊天，谈到苏州土产，直接以“状元”作答，更是体现了江南人士对于自身科举优势的自信。状元频出，有赖于江南地区数量庞大的科举群体。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曾统计，明清两代自洪武四年首科到清光绪三十末科，共录取进士5万多名，其中明代2.4万余名，清代2.6万余名，江南一地，共考取进士近8000名，占全国总进士数的15%左右，意味着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中，就有一个出自江南。

为什么江南地区，会形成这样一个人才高地呢？就目前来看，不外以下几个原因。

江南富裕的经济条件为人才的产生提供了一定基础。科举考试，花费不菲，更不用说从生员到举人再到进士的科举历程，对于大多数士子来说，并非一帆风顺，不少人困顿科场一辈子都难求一第。在这一过程中，稳定的经济支撑便显得十分必要。

明代常州武进县人唐鹤征对于考中举人后地方 *** 的资助有一个估算，大概在二百两白银左右，相当于二十户中等家庭的收入，甚为优渥。但这是在江南，并非全国各地皆是如此。同时期的四川梁山人来知德考中举人，地方官员本想出百金（银）褒奖，但苦于地方财政无力负担，最后以三十两作为盘资。湖北黄安县举人耿定向，先后数次进京参加会试，一路风餐露宿，整个行程只花费了五两白银。显然，这些地区对于科举人士的资助，是无法和江南地区相提并论的。

江南地区自明清以来，便为天下财富的渊薮，这与其稳定繁荣的农工商业发展是分不开的。明清不少进士、举人或出自农耕，或出自素封，均与这一原因有关。清代嘉道之际的乌程人沈尧便说，古时尚分士、农、工、商四业，古时候只有士人儿子才能成为士人，现在是商人的儿子方才能成为士人。意即成为读书人，必须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只有出生在商人之家，方能成功。其言论未免有些夸张，但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科举成功与经济间的联系。

江南自身厚重的文化积淀也是科举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文化积淀体现在很多方面。陈燮龙对此总结道：“其间山水之钟毓，与夫历代师儒之传述，家传户诵，风气开先，拔帜匪难，夺标自易。”意思是江南地方历史上的尊师重教，以致诗书传家，从而在文化发展上占得先机。

读书需要看书，看书需要刻书。明代以来，江南书市的繁荣发展，书坊林立，更是营造了江南浓郁的文化氛围。当时全国的几个书籍出版中心，如南京、北京、建阳、武林、苏州、徽州、湖州、杭州、天津、福州，数下来，一大半都是在江南。从质量上看，更是以江南为最。明代中叶著名学者胡应麟曾评论道：“当今刻本，以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来湖（州）、歙（县）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世行甚寡，闽本最下。”除此外，江南地方学校、书院遍布，进一步推动着社会读书向学风气的形成。

除经济文化上的影响外，江南文人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八股文，这也是能够在科举考场中脱颖而出的法宝之一。八股文又称为时文，体现着科场风气与取士标准的变化。顾炎武曾说：时文之出，每科一变。时代变化，时文也在变，引领这个潮流的人也在变。约略数来，那些决胜科场的弄潮儿中，不少便是江南人士。如明代成、弘年间的苏州人吴宽、王鏊、唐寅，松江人顾清；嘉靖年间的常州人薛应旂、太仓人王锡爵、王世贞；万历以后的无锡人顾宪成、绍兴人陶望龄、苏州人冯梦龙、文震孟等等，均是天下士子想望的文坛标杆和领袖，他们的成功，代表着江南文化在当时的领先地位。

江南人才之盛，还有很多原因。例如优越的自然环境，归有光便说江南灵秀之所钟，故人才甲天下。又如经验的传承，明代的松江人何良俊便注意到，苏州士风，前辈喜引汲后进，而后辈又十分推崇先达。清代常州人谈到地方科举，则说武进、阳湖等地，师儒皆各有门径，学者诵习，方能专精。于是，这样一种守先待后的传统，便成了浸刻在江南人文化生命中的成功密码。

总之，江南能够成为海内人文渊薮，经济、文化、历史传承等因素缺一不可，是综合因素的结果，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丁修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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