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不会告诉你的之一次世界大战真相

教科书不会告诉你的之一次世界大战真相

近些年来，西方在对中国进行种种妖魔化宣传中，时不时会抛出一些“观察家”、“历史学家”的时事评论，声称如今的世界局势就如同之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而中国则是将把世界拖入战争的“罪魁祸首”。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但在许多方面，之一次世界大战对当今中国面临的世界局势的确很有借鉴与警示作用。尤其是今天，当战争的急促脚步一刻不停地向中国大门奔来时，我们有必要对一个世纪前发生的这场改变世界秩序的大战重新审视，以备无患。

有关之一次世界大战，长期以来，全球诸国的教材一直被英美牢牢垄断话语权的官方叙述牢牢主导着，大体是这样的：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德大公及妻子索非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被刺杀，接下来发生的，是一连串连锁反应被引爆，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世界大战。

费迪南大公及妻子被刺杀，这是事实。西方诸强接二连三参战，也是事实。但在这个叙述中，许多“不方便”的事实被删除。比如：

（1）早在刺杀事件发生的数年前，英国就早已紧锣密鼓地备战了；

（2）美国作为决定性的力量参与这次大战的一个关键事件是“卢西塔尼亚”号客轮被德军潜艇炸沉，而该悲剧是英美两国精心布局的一个苦肉计；

（3）成为这次大战“导火索”的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由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运动“黑手会”（Black Hand）秘密兄弟会实施，而“黑手会”的幕后操纵者则是英美的“自由石匠会”（共济会）兄弟会 *** ；

（4）在成功引爆“导火索”后，英美借助在欧洲大陆诸国的秘密兄弟会 *** ，将欧洲诸强拖入一场“多米诺骨牌”式战争。

之一次世界大战可谓怪诞重重，因为这场摧毁了欧亚大陆的多个帝国并造成大量人口伤亡的惨烈战争，从被引爆发展到诸强群战，如同一群青少年因酗酒吸毒丧失理智而陷入莫名其妙的群殴。

不可思议的“多米诺骨牌”火药桶是这样被引爆的：

费迪南大公被刺杀后，更先做出反应的是奥匈帝国。奥匈帝国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竭力怂恿下，向塞尔维亚寻求报复。当时在德国，虽然威廉二世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实际则被一批幕后权术家操纵，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共济会”德国分会。

在得到德国“支持”的保证下，奥匈帝国于1914年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匆匆宣战，继而俄国以支持自己的盟国塞尔维亚为由加入战争。

数天后，德国又向俄国宣战。

作为英、法、俄协约国一员的法国随即宣布支持俄国、加入战争。

法国之举引发德国掉头向法国宣战，并轻易攻下巴黎，进而入侵比利时。

此时，早已准备多时、并为这一切暗中长期备战的英国因为事先保证“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就自然有义务“向德国宣战”了。一个刺杀事件如此引发了诸强群殴，整个欧洲大陆打成了一锅粥。

美国是之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力量，它的参战确保了英美这两大盎格鲁-撒克逊核心国战后主导设计“世界新秩序”、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路。

美国加入这场欧洲诸强“群殴”的“慢线导火索”始于“卢西塔尼亚”号客轮沉船事件，该船属于英国，它的对外公开身份是一艘定期“豪华客轮”，来往于美国纽约与英国利物浦港之间。1915年5月1日，不顾德国屡次警告，载有弹药等军需物资的“卢西塔尼亚”离开纽约，六天后驶入德国潜艇区，结果被德国潜艇击沉，船上一千多名无辜生命丧生，其中一些还是随同父母的儿童，有128名是美国公民。

“卢西塔尼亚”被德军炸沉，用“吊诡”一词来形容不足为过。

之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与德国的双方战舰本来基本上都遵守一个交战规则（“Cruiser Rules”）。按照这个规则，双方不能在未经警告的情况下袭击敌方国家没有武装的船只，而且即使“没收”或袭击这类船只，也要确保船上的人员有足够的机会在船还未沉没之前能够安全逃生。

但1914年10月，时任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发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命令打破了这个交战规则。他下令英国的船只不得听从德军的命令停船以不让德军检查船上是否有军火武器。根据这道命令，英国的船只如果有武器装备，就要与敌方进行交战；如果没有武器装备，也要努力想各种办法对德军潜艇造成破坏。英国 *** 甚至以“高额补偿”的物质 *** 鼓励商船采取这种看似疯狂的自杀式破坏行动。这一切迫使德军潜艇不得不进行困难的选择：或者保持潜入水下的状态进行自我保护，或者只能在不加任何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击沉敌方的可疑船只。

表面上看，丘吉尔发布的这道自杀式命令疯狂得不合情理，但实际上却有个完美的逻辑并完全符合丘吉尔作为一个战争制造大师的冷血行事风格。在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的全球征服之路上，没有任何手段不可使用，也没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公民不可作为“附带损害品”而被“喂鲨鱼”，在这个无疆帝国决意走向全方位主宰世界的极权之路上，任何道德、规则都毫无意义。

“英国的首要对策......是要阻止德军从水面上进行攻击”。丘吉尔的计谋若解释明白了也很简单：如果逼迫德军潜水艇依赖水下袭击，德军就会面临一个巨大风险——误把中立国的船只当成英国的。而如果英国能成功迫使德军犯这个错误，逼迫德军误把中立国的船只击沉，德国就将无意中被迫卷入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纠纷。借刀杀人，这是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的拿手好戏。所谓的中立“大国”，就是出演这场双簧戏的美国兄弟。

为了增加德军潜艇意外炸沉其它“大国”船只的可能性，丘吉尔又进一步命令英国商船：把名字从船体上抹去，并在停靠各港口时，悬挂一面中立国的国旗——更好是美国的。为了进一步挑动德国、步步把德国逼迫到无处可退的墙角、增加这种“意外”的可能性，英国 *** 又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完全摧毁了当时战争中的一些国际惯例和道德规范，如“在所有的行动中，应迅速向白旗射击” （In all actions, white flags should be fired upon with promptitude）、“幸存者应被俘虏或被枪杀——以最方便的方式为准”（Survivors should be taken prisoners or shot –whichever is the most convenient）等等。

1915年2月，为了阻止战争物资运输并对抗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封锁，德国在英国周边海域采取了潜艇战政策。这就是“卢西塔尼亚”事件的背景。

根据英美的官方说法，“卢西塔尼亚”号是一只“客轮”。这个说法与事实相左。首先，它远非普通的“客轮”。在她那最后一次不幸的航行中，“卢西塔尼亚”承载着大批军用物资，其中包括1248箱榴霰弹、600吨火棉，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这是一种比火药威力还强三倍的弹药，并有远比火药更低的燃点。除此之外，其它大量的军火则填满了最下层的船舱甚至甲板通道上。所有的这些军火物资都是通过摩根财团进行托运。

摩根是英国王室与大英帝国秘密情报 *** 扶植的诸多门面 *** 之一，并依靠英国王室及其精英一体化势力 *** 的特权和财富崛起为现代国际金融业中一个“不可触碰的”大鳄。由摩根负责将这批军火物资进行托运，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深长。不仅因为摩根与英国 *** 的不可分割的纽带关系，也在于另一个事实：当时，摩根航运对白星航运公司（White Star Liner）拥有主导性股权，白星公司控制着德国和英国的四大航运公司，而“卢西塔尼亚”所属的卡纳德航运公司（Cunard ）则是摩根航运的一个主要竞争者。

至于“卢西塔尼亚”本身的装备，就更能说明问题了。这条船的建造名义是“豪华客轮” ，然而其技术规格却是由英国海军部制订并规划，可被轻易改装、作为军民两用船舰。从马达到船体以及军火储存区的配置等，完全按照军用设计建造，并拥有可快速配备武器的能力。为了符合这些特定军用要求，该船的建造成本也由英 *** 承担。

当时，英国对“卢西塔尼亚”的军事配备也可谓面面俱到，英国 *** 甚至要求水手队伍中要包括英国海军的军官以及皇家海军预备队的水手，等等。

如此，从其生命的之一天起，“卢西塔尼亚”的战争角色就被决定了。

1913年5月，她驶入干船坞，装备了额外的护甲、旋转枪环、用于储存弹药的架子以及12支高爆炮，等等。不仅如此，连下层甲板的所有旅客舱位也都被拆除，以腾出足够空间装运更多的军火物资。9月17日，当全副武装的“卢西塔尼亚”驶回大海时，她并不是作为一只“客轮”出海，而是作为一只武装着的、经过改装的巡洋舰。这只名副其实的英国军舰被载入英国海军部的舰队登记簿上。（参见：Public Record at Natonal Maritime Museum in Greenwich）

再看一下德国方面的一系列举动措施。英国在“卢西塔尼亚”上作的手脚并未躲过德国人的眼睛。当时，德国驻美国大使馆甚至向美国 *** 提出了正式 *** ，指出美国把军用物资装在“卢西塔尼亚”上直接违反了国际中立条约。面对来自德国的这些 *** 与投诉，美国 *** 矢口否认。

为防止悲剧发生，德国驻美国大使馆不得不亲自出马，准备了一份特别广告，警告美国公民不要乘坐这只英国船。这个特别广告甚至被德国大使馆提前预付广告费，要求在“卢西塔尼亚”启航日之前一个星期，在横跨全美国的五十家东海岸的报刊旅行版上刊登出。匪夷所思的是，美国国务院大打出手，出面干涉这则广告的刊登，以诽谤的名义威胁出版商：没有国务院律师的提前审查批准，不准刊登这则广告。美国的媒体也如同今天一样乐于遵命。最终，在德方选择的五十家报刊中，仅有《德美茵纪事报》（Des Moines Register ）一家登出了该广告，这家报刊还是由德国人拥有的，也没有多少人读。

《德美茵纪事报》在被要求的期限内，如期登出德国大使馆的警告广告。而即使是这则广告，也是历经周折。该家报纸主编乔治·维里克多次要求美国国务院澄清为什么不准刊登这则广告，并在采访国务卿布赖恩时出示了“卢西塔尼亚”载货单的复印件，向国务卿指出“卢西塔尼亚”承载军事物资的事实。费尽周折后，《德美茵纪事报》才得以刊登这则广告。但读该报的人少之又少，基本等于白费功夫。

当时，国务卿布赖恩向乔治·维里克“许诺”，会说服总统威尔逊公开警告美国公民。但事实是没有任何相关警告的发出。那些美国乘客注定是奔赴死亡陷阱。他们就是那些可被处置的“附带损害品”。

1915年5月1日，“卢西塔尼亚”离开纽约港。它接到的航行指令是在爱尔兰海岸与其护航舰“朱诺”号（Juno）会面。“朱诺号”是英国海军的一只驱逐舰。而要会面的这片海域则是德国潜艇时常出没的危险地带。

在英国海军部的地图室里丘吉尔面前的地图上，清晰地标注着德军潜艇活跃的海域，而且就在前一天，两艘船在这里被德军鱼雷炸沉。那同一幅地图上也清楚预示着“卢西塔尼亚”的悲剧性命运。在丘吉尔的命令下，她直接驶入德军潜艇的潜伏海域，一步步驶向死亡，去与丘吉尔指令下所谓的“护航舰”会面。但她永远也没有见到要“保护”自己的“朱诺”的踪影。两件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

“朱诺”号驱逐舰，本应前来保护“卢西塔尼亚”，但在最后一刻被命令撤离该海域；与此同时，没有任何人把这个突然变更通知“卢西塔尼亚”的船长。更为吊诡的是，当“卢西塔尼亚” 进入德军潜艇出没的危险海域时，船长被海军部命令关掉四个锅炉中的一个，致使船速减缓，使“卢西塔尼亚”更易成为一个被捕获的猎物。

在丘吉尔冷血般的精明谋划下，“卢西塔尼亚”被一步步推向死亡之谷。1915年5月7日，“卢西塔尼亚”径直驶向德军潜艇出没区，随之被德军潜艇U-20辨认出。这艘英国建造的庞然大物，仅仅用了18分钟，就沉入海底、葬身大海。

同一天的英国海军部的指挥部地图室，与丘吉尔在一起有数名军官，其中一名是约瑟夫·肯沃西（Commander Joseph Kenworthy），他曾事先被丘吉尔要求上交一份特殊的研究报告：承载美国乘客的客轮被炸沉后可能导致的政治后果。时隔12年后的1927年，约瑟夫·肯沃西写了一本书，叫《海洋的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Seas》）。在该书中，肯沃西以自己的方式为历史留下一个真实记录，他如此不加任何评论地描述了“卢西塔尼亚”的沉没。一切尽在无言之语中：

“卢西塔尼亚是以大大减缓的速度被送进一个区域，我们都知道德军潜艇出没这个区域，而她的护卫却被撤回。”

时任美国总统是威尔逊。在1912年的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共和党在台前“激烈竞争”，两党建制精英们幕后却联手合作，将本来毫无希望胜选、但却是“共济会”／“圆桌”秘密精英 *** 的首选门面 *** 人威尔逊置于总统宝座。威尔逊的当选与再当选，为秘密精英兄弟会精心规划的两大“工程”得以顺利完成提供了便利条件：（1）美联储的成立；（2）美国加入之一次世界大战。

“卢西塔尼亚”事件后，威尔逊总统立即发表声明并“正告”德国：如果确定德方无故击沉了这艘船，美国会与之断交并参战。与此同时，各媒体联合开始煽动“复仇”。每当英美导演一场战争之前，几乎会毫不例外地重复这样一幕。

战争刚开始时，美国舆论并不热心参加欧洲强权之间的群殴。1916年，威尔逊总统面临第二任期的总统大选，为赢得选票，其大选活动还提出了一个竞选口号：“他让我们置身于战争外”。要让公众的脑筋进行180度大转弯，需要持续不断的舆论战对德国进行妖魔化，让公众的反德、厌德情绪持续升温，最终达到临界点。

从“卢西塔尼亚”被炸至美国正式对德宣战，被炸沉船的悲惨景象及其衍生的各种形象化作品通过媒体铺天盖地大肆渲染，不断对公众进行“德国＝邪恶”、“德国为取胜不择手段，我们只能自卫还击”之类的洗脑宣传，并将之用于军队的招兵活动中。

步步走向“临界点”的大戏始于威尔逊 *** 向德国连发数次“ *** ”，历数德国袭击“中立国商船”的恶行。针对美国的“严重 *** ”，1915年5月28日，德方的回复极为详尽，列数了此前几个月内数只商船被德国潜艇击中的原因，强调德方已遵守交战规则、明文规定军队不得袭击中立国商船，并指出，频繁违反交战规则的是英方。在回复中，德方甚至主动提出，若被认为适宜的话，德方对相关沉船事件的调查完全可以根据国际海牙公约、由国际调查委员会进行补充调查。至于“卢西塔尼亚”号沉船事件，德方的回复则从各个层面翔实地陈述了为什么这只“商船”成为德军的合法袭击对象。（参见：Source Records of the Great War, Vol. III, ed. Charles F. Horne, National Alumni 1923)。

无论德方如何提供确凿证据、费劲口舌解释，无奈结局早已定下。对英美来说，要制造一场完美的战争，需要高度的耐心和时间，更需要炉火纯青的“鼓励”技巧。

一方面，美国媒体与 *** 默契配合，逐步升温煽动美国公众反德、厌德情绪；另一方面，作为“中立国”，美国却急剧增加了对英法等国的武器运输，如1914年从美国向欧洲运输的军火价值约6百万美元，而1917年就急剧增加到5亿美元，高达83倍之多。这些武器弹药需要美国“商船”运输。这场危险的游戏要如何演绎，毫无悬念。

1917年1月底／2月初，德国宣布恢复潜艇在战区海域对过往船只的袭击。数天后，美国宣布与德国断交。2月2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2.5亿美元的武器拨款法案，为美国做最后的战争准备。此时，经过媒体及政界长达近两年的默契配合、仇恨煽动，战争声浪如期席卷美国，当时，横跨全美国，几千家报刊、杂志等媒体与信息流通渠道纷纷发起“对德讨伐”舆论战。

1917年3月5日，威尔逊正式就职第二任期。不及一个月，一切准备就绪。4月2日，威尔逊出现在国会，声称美国进行了一切“和平”的努力“试图保持中立”，但战争还是“不可避免了”，并呼吁国会批准对德宣战。1917年4月6日，美国正式向德宣战，加入了之一次世界大战。

在他的国会演讲中，威尔逊像任何炉火纯青驾驭“公众心理操纵”术的盎格鲁-撒克逊精英一样，以富有感召力的“道德圣贤”之语，宣称美国“必须确保世界民主的安全”、必须“为小国的权利和自由”而战、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全”、“使世界最终获得自由”。这些剧本台词如今已成了标准范式。每次战争制造必然要出现的这些小丑独白却可让公众热泪盈眶、深信不疑。“灯塔国”要引导人类去的地方，不是天国，而是地狱。

实际上，早在之一次世界大战被引爆前，在英美之间已在紧锣密鼓中进行了多年的秘密备战与协同，不仅是军事上的准备，也包括为了让各目标国家卷入而签订的一系列国际协议，如英国与法国、俄国相继签订的同盟协议等。1902年，作为实施欧亚大陆“持续动荡”战略的一部分、制造日-俄战争，英国也与日本签订了一个防务协定同盟条约，缔结了“英日同盟”。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的这个“战争制造”套路炉火纯青，一个多世纪以来屡试不爽。

这一点与时下局势十分相似。以日本为例。

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首先明确：（1）“ *** 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2）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三个月内，7月1日，日本 *** 宣布通过内阁决议案，行驶集体自卫权。“集体自卫权”意味着：任何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他国武力攻击时，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都有使用武力的权利。2022年，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双方允许在对方领土上驻军。今年一月，日本又与英国签订同样的《互惠准入协定》。与此同时，美日联合召开的“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2+2) 明确美日将在“先发制人的攻击能力”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北约组织也通过明暗不同的渠道为在日本安置北约联络处而繁忙。

这一系列表面上看似毫无关联的“防务协议”与各种“合作”活动实际上同属于一个战略蓝图：为对华大战做最后阶段的法律及组织层面上的铺垫。它们意味着，不仅“AUKUS”成员（美、英、澳）军队与北约组织未来可直接在日本协同作战，而且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与战略时间表轻易制造任何借口发动对中国的战争。由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新西兰等十多个国家一样，都拥有同一个国家首脑和更高三军统帅（英国君主），所以几乎毫无悬念的是，这些国家也都将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协同北约组织加入对华大战。

这就如同朝鲜战争。在朝鲜战争中，虽然通常说中朝面对的是美国统领的十八国集团为核心的联合国联军，但如果把那些不直接参战、通过各种渠道提供后援、情报等支持的盟国也计算在内，那么当时与中朝对决的是六十个左右的国家，包括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及其卫星国。

如今，围绕着日本进行的这一切繁忙的国内法律修订、国际协议签订等活动只意味着一个可能：如同之一次世界大战前一样，战争贩子们在紧锣密鼓准备战争、为制造战争铺垫“合理合法”的法律及组织通道。

为制造美国加入之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条件，早在“卢西塔尼亚”被炸沉之前，一系列极为隐秘的会谈就已在英美之间举行了，参与这些秘密会谈的，是一些影子般的秘密兄弟会成员，如英国时任驻美大使馆的威廉·怀斯曼爵士（Sir William Wiseman）、威尔逊总统权力宝座后的影子人物爱德华·蒙代尔·豪斯上校（Edward Mandel House）等等。实际上，威尔逊的那个战争煽动宣言，并非出自他自己本人之手，而是出自豪斯上校之手，来自他从英国发给威尔逊的一封电报。

这个豪斯上校是“圆桌”秘密精英 *** 在美国的核心成员之一，之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是豪斯与同伴们进而设计了凡尔赛和谈条约，并是战后组建的“国际联盟”（即联合国的前身）盟约的主笔起草人之一。“圆桌”秘密精英 *** 协同“共济会”，精于在世界风云舞台幕后操纵。正是这些幕后秘密势力 *** 使用一些声名显赫的国际银行家出头露面做门面，创建了美联储，并主导构建了战后世界秩序，确保了英美牢牢主宰一系列国际机构、权力机制及国际游戏规则。

早在1916年初，离大选还有十个月，豪斯上校就与其英国的兄弟们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承诺美国将进入战争。不久，1916年3月9日，威尔逊总统正式批准了这个秘密协议。

这项秘密协议有一个猫腻：一方面，美国将担任德国及盟军之间协商的“中间调停者”角色，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并会为此提出具体建议。这一点听起来很“中立”，像是个“诚实的中间商”，但猫腻隐蔽在一个条件后：如果任何一方拒绝美国的建议，美国则会以“拒绝和平”的借口，作为另一方的同盟国而介入战争。

这个“如果”中埋藏着制造战争的秘诀：协议中提出的“和平”条件被如此精心设计，它要确保的不是和平，而是要让这些条件对德国如此不公平、如此苛刻，以至于德国，或任何一个还保留一丝理性的国家，都是不可能接受的，因而几乎毫无悬念地会成为触发美国参战的机关。为肢解南斯拉夫，1995年末由欧美主导“协助”签订的《代顿协议》也是这类“和平协议”的典型例子，是盎格鲁-撒克逊帝国这门“绝技”的精致标本。

如此在世界公众眼中，德国成为“拒绝和平协商条件”的一方，是“拒绝和平”的邪恶代表，被铺天盖地的妖魔化宣传战树立成一个“战争贩子”，而美国则是“和平卫士”，为了正义、人道主义而介入战争。这种美式的“和平协调术”从此至今屡试不爽。在肢解南斯拉夫中如此、制造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冲突中也同样如此。

英美式的“和平协调术” 其实有一个更名副其实的别名：战争制造术。这类所谓的“和平协调协议”通常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通过盎格鲁-撒克逊擅长的英语法律语言游戏，被精心设计成战争借口。

1916年2月9日，美国驻英国大使佩奇主笔了一份备忘录。佩奇曾与豪斯上校、英国 *** 的一小组内阁成员共同制订了“苦肉计”计划。在审视这个计划时，他意识到，该计划有一个“道德上的致命弱点” （fatal moral weakness），即他在这份备忘录中所称的：美国要陷入这场战争并不是基于什么直接原因，而是基于一个精心设计的“机关”。

但佩奇大使对这个“道德上的致命弱点”的担心是多余的。在世界战争史上，这种“弱点” 比比皆是，但在权术魔术师的手里，这 “弱点”总会经历奇迹般的化生，通过舆论信息海啸的袭击，它会被碾成粉末、化身成一个强大的 “道德上的优势”。

丘吉尔也深深懂得如何有效使用舆论宣传战。他有一句常被人引用的名言：“真相是如此珍贵，她必须时刻被谎言卫队保护着。”

就“卢西塔尼亚”沉船一事，英国 *** 启动了一项官方“调查”。该调查由莫西勋爵（Lord Mersey）主掌，所有的证据及证人证词都被事先精心“过滤”，以确保责任被推到“卢西塔尼亚”的船长身上。这位与其他一千多名无辜生命一同葬身海底的船长，这个永远不可能为自己申辩的冤魂，就这样承担了最主要的罪责。

但良心并不会在所有的阴暗角落完全泯灭。不甘心在在回归上帝时被惩罚、希望在死前有一个交代的人绝非约瑟夫·肯沃西一人。实际上，在莫西勋爵调查报告的最后一段，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以英国社会诸多精英们擅长的语言游戏，他如此含而不露地为自己留下了一个历史记录：

“在这场灾难中，对生命残酷摧毁的所有责任，必须完全归咎于那些谋划者和那些犯罪者。”（“The whole blame for the cruel destruction of life in this catastrophe must rest solely with those who plotted and with those who committed the crime。”）

莫西勋爵以如此模棱两可的语言，是试图避免对德国人指名道姓吗？在莫西勋爵的心里，究竟谁是他报告中所指的“那些谋划者和那些犯罪者”呢？他的笔没有写，但他此后的行动则为后人提供了最明确的线索：在他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并下了“判决书”后，莫西勋爵采取了一个十分不同寻常的举动：他以书面的正式形式（决意载入历史记录），向时任英国首相提出两项请求：（1）拒绝接受自己承担这项调查理应被偿付的任何报酬；（2）从此不再承担英国 *** 的任何司法事务职责。他如此坚持到：

“我必须请求，从此以后我将被免予承担国王陛下的司法事务。”（‘I must request that henthforth I be excused from administering His Majesty’s Justice’）。

不仅如此，在离世之前，莫西勋爵对“卢西塔尼亚”沉船一事口吐如下评论：“卢西塔尼亚”一案是个“该死的肮脏业务” 。

但丘吉尔这样的盎格鲁-撒克逊权术师们似乎从不会被“良知”这等人间“繁琐小事”困扰，更不会想到辞职。时任海军大臣丘吉尔如是说：“葬身于大海的可怜婴儿们对德国力量的打击比十万人的牺牲更致命。”

丘吉尔的语言功底必定和他的战争导演术同样炉火纯青。1953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卢西塔尼亚”悲剧三十年后，当丘吉尔成为大英帝国君主陛下的忠实臣仆、英国首相时，他又一次与大西洋彼岸的兄弟搭档们默契配合，再一次上演一场更加壮观的苦肉计，这一次是与他的“共济会”兄弟罗斯福。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再次获得“天赐良机”，重演了一场历史剧，让美国如期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也成为丘吉尔、罗斯福为盎格鲁-撒克逊帝国手握的一块敲门金砖，为他们幕后精心设计的战后帝国大厦开启了一扇大门。

之一次世界大战是英美为轴心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精英们实施其全球主宰战略的重要一步。对于他们来说，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要长久主宰世界，就必须首先削弱、消灭欧亚大陆的几大竞争对手，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最有效方案就是在欧亚大陆制造持久的动荡与战争冲突，并通过每一次摧毁性的灾难，在“一片废墟上”按照自己的设计重建一个可被自己主宰的“世界新秩序”。

为此，一个系统的战略被设计：在目标国家与地区制造持续不断的动荡与各种“天灾人祸”，防止并遏制任何潜在的对手结成同盟或稳定的友好关系，只要英美没有主导或控制权，这一切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阻止、遏制、破坏。

在这个“持续动荡”战略下，横跨欧亚大陆、乃至全球，一个又一个国家被各种持续不断的危机、战争、社会动荡所困扰。短短一个多世纪，世界秩序被完全改变，欧亚大陆上的几大“旧”帝国被严重削弱甚至摧毁：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这四大帝国被瓦解、日本被同化、中国则四门大敞。今天发生的俄乌战争不过是这个“持续动荡”战略的持续。

与此同时，这一切无一不使以英、美为轴心的盎格鲁-萨克逊帝国从中获益，站在战争与内乱制造的一片废墟上、俯视无辜者的血泪与尸骨的，是这个帝国的战争制造权术师们。在持续不断的灾难中，它们坐观对手们的国力逐渐枯竭、走向自我摧毁，在隐秘与不动声色中，它们步步走近一个终极目标：建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形殖民帝国，并开始主宰全球秩序。

之一次世界大战让欧亚大陆的诸多国家受到重创、元气大伤，它的惨烈程度如何，几个简单数字足以说明 （注：当时可统计的数字极不完整且不准确，现仅能依据多方不完全统计粗略估算）：近一亿人被动员，军民双方共约一千六百万人丧生。 (参见：1）Library of Congress; 2) Brill’s Encyclopedia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eiden, Boston: Brill, 2012; 3) Imperial War Museums)

然而通过这场惨烈的摧毁性战争，大英帝国也终于完成华丽转型，从昔日的“日不落帝国”化身成一个“日全食”无形帝国——以英-美为轴心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正式崛起为“新世界秩序”的主导性力量。在之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英、美双方代表团主导了一切进程，并由此设计了一战后的世界秩序，继而为精心导演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陷阱。二十年后，它们携手操纵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让这无形帝国朝着全方位主宰世界的战略目标大踏步迈进。经过两次大战后，这个超级无形帝国及其同伴们不仅一手设计主导了战后世界秩序、国际组织及其权力结构，也在各个领域都为整个世界立下了“游戏规则”、垄断着信息流通话语权，并通过这一切无形主宰着世界各个民族的命运。

这是一个无疆帝国，它决意主宰并拥有一切资源、财富及至人的身心的病态欲望也无边无际。为此目的，这个无形帝国及其同盟们备战了数十年，整个世界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它们的终极打击目标，是唯一有能力阻止它们摧残和奴役世界的正义之师——中国。

今日中国就是人类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与希望。群魔步步紧逼围攻之下，华夏吾辈已经没有同流合污的权利，更无独善其身的奢侈，只有一个选择：以断臂求生的勇气、破釜沉舟的胆识、世界大国的担当，承担起除恶扬善的天职。这是历史赋予华夏吾辈的历史责任与神圣的民族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