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台湾土改那些奇葩事：不参加土改的地主，一律算作共党

有个段子，说1952年 *** 在台湾全岛搞土改时，将一批不愿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顽固地主带到刑场吓唬，一名从大陆逃过去的地主捶胸顿足道：

“我在大陆时，不跟 *** 搞土改的地主被算作 *** ，现在你们（ *** ）在台湾搞土改，又把台湾不愿参加土改的地主全部算成共党，哇......没法活了。”

由于岛上对信息的封锁，台湾土改的详情一直鲜为人知，今日便简单聊聊。

1948年，陈诚因与101在东北作战损失惨重，丢了东北，被老蒋发配台湾，同时也算是种“保护”。

陈诚

去了台湾后，陈诚称病闭门不出，算是借养病之名“悔过”，谁知半年后，老蒋突然任命他为台湾省主席，原因是此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行将结束，老蒋已意识到 *** 怕是没戏，因此安排陈诚在台湾“经营后方”。

陈诚刚一主政台湾，立马就开始了土地改革。

事实上之前 *** 也是搞过一段时间土改的，例如１９４１年蒋经国在江西就搞过，只是 *** 在大陆的统治根基是地主阶级，让他们去打击地主把土地分给农民，无异于与虎谋皮。

因此 *** 在大陆的土改无一成功，全部以失败告终。

但台湾不同，台湾抗战结束之前是日占区，那里的地主阶级并非 *** 的基本盘，所以 *** 在那里搞土改完全没有心理压力。

1949年5月，陈诚开始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

据当时统计，台湾共有耕地81.63万公顷，其中地主占农业人口的11%左右，占有土地比例为56%，而普通农民占农业人口的89%，却仅占有21%的耕地，所以当时台湾的土地集中程度是很高的。

和大陆一样，台湾地主因占有太多的耕地，自己种不过来就会招收雇农、佃户来种地，而台湾农民向地主的交租率通常在50%—70%，即收成的5—7成都会交给地主，这就导致台农村地区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台湾农民

陈诚推行的“三七五减租”，简单说来就一句话——地主收取的地租不得超过田地除开成本收入的37.5%。

其具体做法是：每年田地总收成的25%作为成本扣除（耕种过程中的种子、肥料及其他费用，这部分通常由农民得大头或者全得），剩下的75%再由地主和农民平分，两边各自分到总收成的37.5%，简称“三七五减租”。

这个政策推出后，农民承担的地租一下就由原来的5—7成降到了3—4成，如此一来，台湾地主们的收入一下减少了一半，自然跳起来大闹。

只是闹也没用，陈诚曾就台湾土改有句“名言”：

三七五减租工作一定要施行，我相信困难是有的，调皮捣蛋不要脸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

要钱还是要命，这就是陈诚给的选择。

由此可见 *** 在不涉及自身利益时，手段其实还是有的，大陆土改“党国”搞不下去，那是因为在“革自己的命”，而对台湾地主这种没根基的，“党国大员”们自然就没那么多顾虑了。

对于这一切，台湾地主们是又喊又闹，还有拒不配合参加土改的，但没用，陈诚有枪杆子在手，敢不参加土改就一律算作共党，这下地主们没辙了。

“三五七减租”推行下去后，地主们以为自己让利这么大，土改会就此打住，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才是刚刚开始——2年后，新一轮的土改又来了。

1951年，陈诚提出《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

按此办法，台湾当局将把自己手中的16万公顷台湾“公地”分给农民，地主们一看不关自己的事，就没太在意，殊不知这是陈诚在“钓鱼下窝子”。

一年之后，隐藏在这一系列政令背后的真正“土改令”，突然亮相。

1952年7月，台湾当局下令，每户地主可保留水田3甲或旱田6甲，超过此数的田地将被有偿征收，然后再分给农民。

(注：台湾1甲地秉承闽南地区对土地的计算方式，1甲约等于内地14.5亩)

此令一出，台湾地主们顿时傻眼，一时间地主们哭天抢地，到处 *** 。

不过“党国”此时有话说了，一年前“党国”都把自己的地分给了农民，你敢不分？不分就要你的脑袋。

这时地主们才恍然大悟，然后便是欲哭无泪，拿着台当局给的补偿，交出土地了事。

这里大概说一下台当局当时的补偿方案。

按照赎买价格（地价按当年土地收获量的2.5倍计算），地主们所拿补偿的7成为土地债券，3成为四大台湾公营事业（矿山、水泥、造纸、农林）的公司股票。当时台当局为这笔补偿，支付了共计约6.5亿台币。

如此问题来了， *** 在大陆一败再败，早已穷得当裤子了，这笔当时堪称天价的赎买费是从哪来的呢？

答案：国党败退台湾时，从大陆运走了共计约400万两黄金，另有价值数百万两黄金的白银和银元，加上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大量美援涌入台湾，这才支撑起了当时台币的发行，让 *** 了有了土改的资本。

所以 *** 在台湾的土改，实质上是以天下之财补台湾一隅，有如此充裕的财政支持，其难度与同时期的大陆土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换谁去都能把土改实施到底。

如今回顾往昔，我们不难发现，为什么在上世纪50年代，两岸不约而同地同时开启了大规模土改这一历史性的操作？

今日看来，大约有两点。

一是孙中山先生提出“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和主张深入人心。

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满清，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辛亥革命未能竟全功，以至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未能被彻底消灭。

而国共两党虽理念不同，但在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上却是不遗余力的，所以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社会结束乱世重归稳定时，实施土改就成了双方不约而同的选择。

二是地主制经济制约了中国的发展，其所代表的落后生产力必然被淘汰。

无论是苏联还是欧美发达国家，都向我们揭示出社会发展的下一步是实施工业化，只有工业化，才能让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然后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能乐业，中华民族才能不受外敌的欺辱。

而地主经济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解放，一亩地中国老百姓拼死拼活干一年，产出不过几百斤粮食，但一亩地如果拿来发展工业，却可以创造出无尽的财富。

所以必须消灭地主经济以及其衍生出的地主阶级，并从地主经济中释放出土地这一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唯有土地改革。

所以两岸同时在那个时期进行土改，并非什么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两岸先后走上了经济腾飞的道路，由于大陆的土改比台湾土改执行的更为彻底，所以我们看到，今日大陆的工业化程度较之台湾更全面和更深入，这正是正确的决定所带来的正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