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战败，清末各阶层有何不同看法？

甲午中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时的读书人有天崩地解之感。梁启超认为，“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象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产生了一批文化名人，与康有为等科举出仕的一代人不一样，鲁迅、蒋百里、蒋梦麟、胡适、任鸿隽等等一长串名字，都是在这一时代出生的，而他们出生后不久所遭遇的最重大事件就是甲午中日战争。一向被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竟然击败了大清帝国，而且让不少人趋之若鹜前往留学。

1、民国革命者的少年经历

著名革命者、四川荣县的吴玉章（1878—1966）回忆：“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痛哭不止。那时我的母亲刚死去不久，我的二哥正和我一起在家守孝。家庭的不幸使我们对国家的危亡更具敏感，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达。”认为《马关条约》是前所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吴玉章回忆录》2页1978年

甲午之前，占据吴玉章脑海的还是忠孝节义，随着进入成都尊经书院，对于旧学的了解更加深入，对于岳飞、文天祥、黄淳耀等人的事迹格外钦佩，使其感时忧国之心倍增，“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呢？我有些茫然。正当我在政治上十分苦闷的时候，传来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我于是热烈地接受了它”。

军事学家、浙江海宁人蒋百里（1882—1938）在其《自传遗稿》里提到，甲午战争爆发，他才十三岁，为了帮堂兄乡试时夹带，“去问街上的钱庄里边借了一张《申报》来，因为有些消息可参看，同时又可抄点论说，预备对策的论文。我记得中间还有一篇大骂李鸿章的文章。《新智识论》就在那个时候开始的，这就是甲午战争，从此 *** 了我的新智识，我学会了看报”。由此，蒋百里知道了平壤、牙山、大东沟、九连城、威海卫、刘公岛等地名，可是“那个时候找不到一本地图，无意中不知在那一家看见一张地图，因为边界上涂颜色的关系，就使我注意到海参崴同珲春的这只角上”。

蒋百里“还记得那年秋天在海宁天宁寺里来了两个陌生买字的人，先是一个朝鲜人，后来一个仿佛有点安徽人的样子，住了二三个月就走的，现在想来无疑是日本侦探。因为这两个人写的字都是十七帖，如果那时有人拿正楷来考他们一下，一定会露马脚。仿佛那时中日方面也有警戒的样子，所以来了一位城营”。他还记得：校场里所练依然是马步弓箭，并没有受到这场大战的影响。

民国时代北大校长、教育部部长、浙江余姚的蒋梦麟（1886—1964），则从走村串户的小贩那里看到绘有国家大事的画片，“有一年新春假期里，有一套新鲜的图画引起小孩子们的浓厚兴趣。这套五彩图画绘的是1894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日本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军舰正在下沉。图中还画着几百个同样的大瓦罐在海上漂浮。这种瓦罐，就是当时民间所通用的夜壶，夜间小便时使用的。另一幅画中则画着一群戴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了！”—他看到的可能是当时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中“精神胜利法”式的战胜倭寇的新闻。

尽管只是纸上的胜仗，可是“我们小孩子们却深信不疑。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而且割让了台湾，我们的海军被日本消灭，高丽也被日本抢走了”。

这一流行乡间的精神胜利法，因为画片的普及，可以很快传播，而且很可能成为乡间故老茶余饭后深信不疑的谈资。

2、军人家族后代

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一败涂地，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壮烈殉国，不仅在当时士人阶层引起很多敬意，对于其家族而言记忆也可谓颇为深刻。

其外孙女回忆，邓世昌出征那一天，“话说得特别多，想的事也特别多。再三叮嘱要教育好孩子，照顾好孩子。但说话很坦然，没有流露出伤感。后来，他在大东沟英勇阵亡的消息传来，外祖母才恍然大悟”。

邓世昌生前爱用的水盂、盂中小勺，以及视若拱璧的怀中之物——一枚白玉印章（刻有“邓正卿印”字样），甲午出征，他都特意留在家中，显然“誓愿战死，不期生还”。——邓素娥口述、黄锦和笔录：《邓世昌遗事及有关文献》

邓世昌大战在即的坦然，无疑是视死如归的典范，他落水后拒绝爱犬的救护，毅然赴死，其中的决心可见一斑。

邓世昌的妻子何氏时居上海，听闻邓的死讯，请人绘像设邓氏牌位早晚香烛祭奠，直至她去世，从未间断。——《虎门文史》第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

邓世昌曾孙女邓立英回忆，“太公殉国后，他的夫人我们叫太婆，拿着一个小油灯，楼上楼下地走。那个时候我们在虹口住的地方挺大的，她就在家里到处走啊，呼唤叫我太公的名字，家里的情景也比较凄凉”。

清廷鉴于邓世昌家无余财，忠贞报国，对其家族抚恤甚多，奖赏了十万两白银，颁给其母亲三斤黄金所制的“教子有方”匾额，还封邓家三代为一品官。邓氏长子邓泽洪承袭一品官，短暂做过广东水师提标，但面对甲午战后的惨状与清廷的颟顸，与二弟弃官经商，继承祖业，开始经营茶庄。后来赞助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为其捐款捐物。邓家对清廷已经完全失望，并未因清廷的恩赐祖荫而改变，邓氏后人都走向了革命反清之路。

邓家后代一直谨记邓世昌遗训：“正直，爱国，为民”。

感召于先人的人格，邓世昌死后，其后人于广州沙河天平架石鼓岭邓氏家族墓地为其设衣冠冢，毁于“文革”，1984年其后人又进行修复。1994年9月，邓墓迁到今天的天河公园，墓园有邓世昌塑像与墓碑。

3、官僚阶层

当时的官僚阶层普遍轻视日本，在屡战屡败后，心理大受冲击后祭起“精神胜利大法”：是当时一些官僚的不晓世事和冥顽不灵已极，孙宝瑄引述宋恕的话：

“甲午之役，朝鲜无所谓东学党。其事为袁世凯所虚造，而两国因之酿战祸，至于割地赔费，使支那受重辱，损元气”。

颠倒黑白，将主要事件一笔勾销，宣称东学党乃袁世凯伪造，推脱一切责任——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1901年正月十六日条，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恕（1862～1910），近代启蒙思想家，逊清末年佛儒兼通的佛教学者。与章太炎同被誉为“浙江两奇才”，李鸿章称其为“海内奇才”，谭嗣同誉其为“后王师”。这样的“奇才”也无法接受被日本击败的事实，可见甲午惨败的震撼效果。

另一种官僚则是面对战败的事实有了无力感：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对于甲午战败，“心中总是愤懑难耐，痛惜不已”，陈寅恪为了对此表示纪念，将长女命名为“流求”（台湾古称“流求”）。陈流求出生不久，陈寅恪又在北京琉璃厂淘得一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福建台湾巡抚关防”暗灰色长方印章，很可能就是唐景崧任内的遗物。陈寅恪对此颇为珍惜，将其藏于天津某银行地下室保险柜，唐筼曾专门带七岁的陈流求前往取出，并告诉女儿“这印与你的名字有关系”。抗战逃亡时，陈家也将此印章随身携带，后也不幸遗失。

陈寅恪次女陈小彭生于1931年1月30日，陈寅恪又为其取名“小彭”，“隐喻澎湖列岛（古时‘彭’‘澎’可以通用），是台湾海峡中的岛屿，风景极为秀丽，为台湾的屏障与门户，我们可将其视作台湾的姊妹岛。长女名‘流求’，次女名‘小彭’，不仅听起来十分亲切，更有深一层的意思：要我们姐妹切勿忘记在当时被日本侵占，而原本属于我国的台湾、澎湖”。——《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

陈寅恪后来指导淮军后人石泉撰写硕士论文，石泉曾跟陈氏说起有意探讨甲午战败的内政背景，陈表示“此题可作”，但表示“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习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此论文改题《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于1997年出版。

这里面的“动感情”，必定是与甲午战争相关记忆相当密切，意难平而已。

甲午战争牵动各方观瞻的大事，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留下了丰富的日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朝鲜局势突变之前，《翁同龢日记》甲午五月廿二日（6月25日）对此有所记载，对李鸿章处置方式多有不满，“朝旨屡饬李相添兵，仅以三千勇屯仁川、牙山一带，迟徊不进。嘻，败矣！”

对于政敌的失误，翁同龢似乎很开心。

当时朝野上下，对于日本更多以蕞尔小邦视之，认为倘若开战，不难一举拿下。

翁同龢所欣赏的兵部主事傅云龙战前即在其条议题《机势在速议》，对于倘若中日开战相当乐观，而且主张速战速决：

“而今之机势，则无论战否，中国之利在速。不速，则彼之战舰不止十增其六；不速，则彼之扼要不止十里一营；……彼初不料我之主战也，主战则彼万万不肯遽战，而又万万不言不战。此非徒以老我师，盖将有以弥其隙。彼多一日经营，则我少一分把握。与其让彼从容，孰若运我之筹算？”

——翁万戈辑：《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五“甲午战争”

编修张孝谦甚至主张：

“宜练征徽之颍毫、苏之海徐、浙之宁台、闽之漳泉、粤之嘉潮凶悍徒卒，许令效力，以不次之官、不赀之赏，令竟由闽广径渡横滨，或绕东北由新澙登岸，分途讨扰，但得数万人登岸，直指东京，彼即全局震动”。

这一构想不可谓不大胆，不过不由得不让人想起林则徐在 *** 战争时期所构想的民气可用。翁同龢文献所收类似主战、速战主张尚多。

翁同龢的得意门生、后来的状元实业家张謇此时也给他上了不少条陈，建议除了增派正规军，还要起用刘锦堂，“募哥老会二三十营，许其自新”。也正是张謇，在战争爆发后，弹劾李鸿章主张妥协不遗余力。

而盲目的乐观被北洋水师黄海之战打破，但是翁一直抱着莫名其妙的乐观看法，到处去和列国会谈，企图得到军械和政治支持。直到日军已经围攻旅顺，在军情如此紧急的形势下，慈禧太后的六旬万寿照办无误，成了翁同龢日记中记载的另一大事。宫内听戏的规矩一直没有中断，《翁同龢日记》就经常出现听戏的记载，如十月初九日（11月6日）“诣宁寿宫听戏”、十月十一日（11月8日）“再诣听戏处”，难怪洋人会有“中国喜事似可不办，何暇更及筵宴事耶”的揶揄，可谓任它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很快，甲午年转瞬即逝，乙未年正月初五（1895年1月30日），翁同龢通过旁人送赫德信，称“得烟电，威海炮声隆隆”。翌日，翁同龢早上从电报“知威海南台不守”，随即来电告“南三台尽失，”“北洋水师宣告覆灭。清廷正式决定向日本求和乞降。

4、外国人旁观者清

所谓旁观者清，战前不少在华外国人对这场战争就有着清晰的判断。

其实，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早就对这一场战争的走势作出分析：“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方面不免又用它的老战术，但是只要它能经得住失败，就可能慢慢利用其持久的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中国能发挥持久的力量，在三四年内可以取胜。”——《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

英国海军部情报处提供的中日战争报告也提出：“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总的来说，他们都是缺乏训练，没有组织，没有合格的指挥人员。因此，在现有条件下，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中国要想取胜日本，只能通过大幅度拖延时间，譬如说两年或三年。”

10月31日，恭亲王奕与李鸿藻、翁同龢等在总署接见英国公使欧格讷，后者临别前有所建言，“自中倭讲和，六阅月而无变更，致西国人群相訾议。昨一电曰德欲占舟山，今一电曰俄欲借旅顺。由是推之，明日法欲占广西，又明日俄欲占三省，许之乎？抑拒之也？且中国非不可振也，欲振作亦非至难能也。前六个月吾告贵署，曰急收南北洋残破之船，聚于一处，以为重立海军根本，而贵署不省。又曰练西北一枝劲兵，以防外患，而贵署不省。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

鉴于恭亲王精力不继，“宜选忠廉有才略之大臣专图新政，期于必成，“何必事事推诿，一无所就乎？”

欧格讷坦言：“吾英商贸易于中者，皆愿中国富强无危险；吾英之不来华者，藉贸易以活者，亦愿中国富强无危险。故吾抒真心，说直话，不知王爷肯信否？即信，所虑仍如耳边之风，一过即忘耳。”

言犹在耳，欧格讷的话，很快就成了现实。甲午战争虽然尘埃落定，但并未激起应有的反思，从战前的速战、好战到战时的一筹莫展，再到战后的颟顸依旧，翁同龢的甲午战争记忆可以说是当时清廷中枢政治的缩影，这一幕幕记忆偶尔还会在随后的历史中浮现。

甲午一役，从庙堂之上，到江湖之间，其实更多是对于世情的隔膜，正是对于自身的估计过高而对于日本估计过低，导致形成了最后战败的无法接受以至于内心的震撼，甚至惨败之后依然有屡败屡战的声音。

欧格讷的临别赠言，“事事推诿，一无所就”，这种积习是如此顽固。其中到了危急关头，往往出现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情景，比如贵为帝师的翁同龢，这些细节其实正生动地展示了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

参考：《察势观风：近代中国的记忆、舆论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