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概述：古代中国的“日本印象”
截至19世纪中叶，
横渡日本并主动参与文化交流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数量上一直都比较有限。
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古代中国的史学著述与文学作品中的“日本形象”，部分取自远渡至中国的日本僧侣或学者的交往记录，部分源于自我想象，
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亲眼所闻。
日本弥生时代（公元前300—250年）的铜铎
伴随着“西学东渐”浪潮的出现，大批中国文人纷纷涌入日本。
在对日本历史、社会与风俗民情等情况有了更深层次了解的基础上，笔下的“日本印象”也日趋真实（拓展阅读：理性讨论：为什么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而戊戌变法却以失败收场？）。
那么问题来了，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作品中的“日本印象”都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江户时代晚期的日本地图
1
隋唐以前的“日本印象”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9年，“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
有学者认为，
文中的“瀛洲”很可能就是日本。
因此，一些著述将徐福视为“开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之一人”。
徐福雕像
1）东汉时期的“日本印象”
在《后汉书》当中，
“倭”是“东夷”模块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夷”的定义，作者范晔（398—445）在书中指出，“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
结合我国史料看，
中日两国在官方层面的来往要追溯至东汉时期。
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学界认为，这里的“倭国”，是一个位于
今日本福冈县博多地区的一个地方政权。
在日本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
在《后汉书》当中
，“倭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是这样的。
为了方便阅读，我直接将之翻译为了白话文：
倭人没有牛、马、虎、豹、羊、鹊。他们的兵器有矛、盾、木弓，箭用竹子 *** 或用骨头制成箭镞。男人都会在脸上刺字和纹身，他们以身上花纹的左右、大小来区别尊卑贵贱。
男子穿的衣服都是用整幅布帛横过来，结扎相连；女人大都披着头发，发髻盘曲，衣服像薄被，从头向下套在身上，她们会用朱砂粉敷在身上，类似中原人用粉。
他们有围墙、栅栏和房屋。父母与兄弟通常都会分开居住，唯独聚会时没有男女分别。吃喝用手，并且使用礼器篷、豆。他们习惯上都赤脚，认为蹲着和坐着是对人恭敬。
弥生时代的日本人形象
他们生性嗜酒，很多人长寿，活到一百多岁的人非常多。国内女性较多，首领们都有四五个妻子，其他人有的有两个妻子，有的有三个妻子。女人不 *** ，不妒忌。那里的习俗不偷盗，很少有争执诉讼的事情。犯法人的妻子儿女要被没收，严重的要杀掉满门全族。
人一旦死了，要停尸十多天，家裹人哭泣，不吃饭不喝酒，但别的人可以到死者的家中唱歌跳舞，并以此为乐。他们烧烤骨头进行占卜，用来判断吉凶。
他们渡海远行时，会让一个人不梳妆，不洗沐，不吃肉，不近女色，并将之称为“持衰”。如果在途中吉利，就给“持衰”的人财物；如果在外生病或是遇害，会认为是“持衰”不严谨，一同将他杀掉。
大英博物馆藏日本弥生时代陶器
2）三国时期的“日本印象”
进入三世纪以后，
位于日本九州岛东北部的邪马台国，
在先后兼并了周边三十多个邦国以后，成为了日本列岛上最强的地方政权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
这个国家的更高统治者卑弥呼女王，还是个可以“事鬼道能惑众”的女祭司。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邪马台国很有可能带有一定的“政教合一”色彩。
日本纪录片中的卑弥呼女王
根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的记载，公元238年六月，卑弥呼女王派遣使者“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出使魏国。
尽管使团的“见面礼”非常寒酸，
但他们不仅受到了较高规格的接待，还得到了“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约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绀地句文绵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厅”等贵重赠品。
在这些回赠物品中，
最令古代日本人叹为观止的无疑是铜镜。
在当时，日本人不仅将镜子视为神圣物品，还会将之挂于胸前用来避邪。随着时间的推移，铜镜逐渐成为了古代日本贵族地位的象征。实际上，日本“三神器”之一的“八咫镜”也是一枚铜镜。
日本“三神器”
除了得到大笔赏赐之外，
卑弥呼女王本人被魏明帝曹睿（204—239）封为“亲魏倭王”并赐以金印紫绶
；正使难升米被封为“率善中郎将”，副使牛利被封为“率善校尉”并赐以银印青绶。学界认为，
这是中日两国建立册封关系的开始。
得到“中国皇帝”册封的邪马台国不仅得到了切实的实惠，在日本列岛的地位也有了显著提升。
据《三国志》记载，卑弥呼女王与“狗奴国”的国王卑弥弓呼向来不和。为此，她在公元247年派遣使者前往魏国求助。为了平息事端，魏王派遣塞曹掾史张政“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以示对邪马台国的支持。
邪马台国与狗奴国的大致位置
但需要指出的是，《三国志》中记录的史实尽管晚于《后汉书》，但《三国志》的成书时间约在公元289年，《后汉书》的成书时间约在公元445年。因此，《后汉书》中关于“倭人”的描述，
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三国志》中的论述。
比如《后汉书》中“男子皆黥面纹身；女人被发屈紒，衣如单被，贯头而着之”一句，与《三国志》中“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几乎完全一致。
中华书局版《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3）南北朝时期的“日本印象”
进入三世纪中叶，大和国开始兴起于本州岛中部。
进入五世纪以后，
大和国陆续征服了整个日本列岛上的大小邦国，
建立了日本史上的之一个大一统政权。
与倭国和邪马台国一样，大和国的五代大王“赞、珍、济、兴、武”都曾向中原王朝派遣使者、请求册封。
5—7世纪的日本
之一代大王“赞”
先后在公元413年、421年、425年和430年四次遣使于南朝宋国。421年，他被武帝刘裕（363－422）敕封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第二代大王“珍”
于公元438年遣使于宋国并请求文帝刘义隆（407—453）授予其“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封号。不过，刘义隆只是按照惯例赐予了他“安东将军、倭国王”的封号。
由此可见，早在5世纪上半叶，日本人就已经对朝鲜半岛动起了小心思（拓展阅读：
读书笔记：丰臣秀吉的“大东亚野望”）。
5世纪的亚洲地图
第三代大王“济”
先后于公元443年、451年和460年向宋国遣使请封，最终在451年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封号。不过，等到
第四代大王“兴”即位后
，他的封号又被“削减”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第五代大王“武”
即位后，在公元478年向宋国遣使请封。值得注意的是，他请求的封号比第三代王“济”还要夸张，即“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已经沦为傀儡的宋顺帝刘准（467—479）
在去掉了“百济”之后，其余的都答应授予。
公元479年，刘准被迫禅位于总掌军国大权的重臣萧道成（427—482），宋国被齐国取而代之。
与此同时，中日两国的官方交往也宣告中断了。
古坟时代（公元3—7世纪）出土于日本的一种陪葬品“埴轮”
与《三国志》和《后汉书》类似，在记录南北朝史实的史书中，
“倭人”的形象不仅与“兽类”无异，
一些记录在今天看来非常“不忍直视”。比如
在《梁书》
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记录，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我将之翻译成了白话文：
扶桑国东面一千余里，有一个都是女子的女国。她们容貌端正，肤色洁白，身上有毛，头发很长，一直拖到地上。每年二三月间，她们争着跳下水去，跳下水去就会怀孕，过六七个月就会生下孩子。
古代日本的妇女形象
女人胸前无乳，颈项后面长毛，毛根部是白色，毛中有水汁，女人就用遣汁来哺育孩子，孩子生下来一百天就会走路，过三四年就长大成人了。女子见到人就会惊慌避开，特别害怕男人。她们像禽兽那样吃咸草。咸草叶似中国的邪蒿草，但气味香，味道咸。
天监六年，有个晋安人航海时遇上大风，飘流到一个岛上，登上岸，见到有人居住。女子和中国人一样，但言语不通；男子却是在人的身体上长着狗的头，声音也像狗叫。他们食物中有小豆。衣服像是用布制成。他们用土筑成墙，住房的形状是圆的，房门像是孔穴。
长持山古坟随葬的甲胄与马具
2
隋唐时期的“日本印象”
进入7世纪以后，伴随着中国版图的重新统一，
中日两国中断了百余年的官方交往又得以重新恢复。
1）隋朝的“日本印象”
公元600年，日本向隋朝派出了首批遣隋使。607年，派出了第二批遣隋使。需要指出的是，遣隋使团的出访目的已经与百年前有了显著不同。
简单地说，已经从“物质索取者”转变为了“学习者”。
因此，使团内部有着数量不容小觑的留学人员。
留学生的学习内容，涵盖了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医学以及宗教哲学等内容，可谓包罗万象。
在隋朝存在的近40年间，日本先后五次派出了遣隋使团。
位于洛阳的“日本国遣隋使遣唐使访都之地”纪念碑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日本以“学生”自居，但一直想与隋朝结成平等的外交关系。
比如在遣隋使团正使小野妹子（565？—625）于公元607年向隋朝递交的国书当中，一改往日“以臣属自居，请求册封”的谦卑态度，开头如是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这种“目无尊长”的态度，顿时激起了
一直以“中国之君”自居的隋炀帝杨广（569—618）的强烈不满。
他愤怒地向掌管礼仪的鸿胪卿表示，“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对日本使团进行冷处理。
可即便如此，日本依然不死心。
次年，他们在与百济、赤土等国使者们一起向隋朝“贡方物”时，依然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设为国书开头。
杨广（左）与小野妹子
尽管杨广被气得够呛，但考虑到对方能够“主动通贡”，因此不但特意派遣官员与归国复命的日本使者同行，还表示会派遣使团进行回访。
公元608年四月，一支由文林郎裴世清为正使，合计由13人组成的使团，取道百济出使日本。日本朝野上下得知这一消息后受宠若惊，为之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不过，隋朝使臣宣读的皇帝诏书，让他们倍感失落。
原因很简单，隋炀帝不仅
一直以“皇帝问倭王”的口气来“俯视”日本，
还对其能够“远修朝贡”的行为表现出了欣慰之情。在巨大的实力落差面前，日本君臣们逐渐体会到
，单方面寻求平等的尝试没有任何意义。
遣隋使船队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成书于唐太宗时期的《隋书》当中，
日本人的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倭人颇恬静，罕争讼，少盗贼。乐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臂点面文身，没水捕鱼。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觋。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戏饮酒，其余节略与华同。
性质直，有雅风。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悦者即为婚。妇入夫家，必先跨犬，乃与夫相见。妇人不淫妒。死者敛以棺郭，亲宾就尸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贵人三年殡于外，庶人卜日而瘗。及葬，置尸船上，陆地牵之，或以小舆。
主动派遣遣隋使，引进中国的先进文化、制度，制定“冠位十二阶” 和十七条宪法的圣德太子（574—622）
2）唐朝的日本印象
纵观中国历史，盛唐无疑是辉煌的。
对于日本而言，唐朝是个好得不能更好的老师。资料显示，从公元630年开始截至唐朝灭亡为止，日本先后派出18批遣唐使团，规模也有了显著提升。
坦诚说，
每一次遣唐使的出访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比如出发于公元653年的第二次遣唐使团，在途中遭遇强风暴，一百多人中只有5人生还。可即便如此，遣唐使团依然不惧惊涛骇浪，怀着主动向中国学习的信念，一批又一批渡海来到中国，旨在把先进的中华文化源源不断地带回日本。
日本遣唐使路线图
与遣隋使一样，遣唐使团的成员与留学生基本上都是日本著名的学者和文人。他们不仅儒学造诣深厚，个人素质都非常高。
以隋末派往中国的“归化人”后裔高向玄理为例，
他不仅精通中日文化，还在治国理政方面颇具才能。他在645年回国后，不仅以“国博士”的身份提出了包括建立大藏、兵部等八个管理机构的体制改革举措，还确立了以太政官为中心的行政组织体制。654年，他因积劳成疾，病逝在了遣唐使的岗位上。
“大化改新”中的官僚机构改革
当然，要论唐朝最著名的留学生，非阿倍仲麻吕（698—770）莫属。
他19岁时被选为留唐学生，于公元717年到达长安。10年后，取名“晁衡”的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并考取了进士。他不仅深得唐玄宗赏识，还与王维、李白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第三次遣唐使到来时，阿倍仲麻吕已在唐为官近20年。他上书玄宗请求回国，但被爱才的玄宗婉拒。公元753年，在唐为官长达36年，时年已经55岁的阿倍仲麻吕再次上表请归。
电影《妖猫传》中的阿倍仲麻吕，由阿部宽饰演
玄宗念其功勋卓著且家有高堂，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还任命其为唐朝回聘日本使节。阿倍仲麻吕启程回国时，众多友人都来送行。但在归途中，船队遭遇风暴，本人一度漂流到安南，最终在755年辗转返回长安。
安史之乱平息后，他一直居于长安并且仕途顺利，先后担任过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安南节度使等要职，最后官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并被封为北海郡开国公。
公元770年，他在长安病逝，享年73岁。公元836年，日本仁明天皇追赠他为正二品。
位于西安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众所周知，
“能否接受并学习儒家文化”一直都是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判断“他者”是否文明的重要基准。
显然，
这一时期的日本是符合这一标准的。
比如王维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的序文中，就对日本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海东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唐朝文学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的复制或投射。”
《妖猫传》中的唐朝
3
唐朝以降的“日本印象”
进入9世纪末，唐朝的国力早已不复往日（
拓展阅读：
随笔：“疯狂”的太监，让唐朝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与此同时，完成改革的日本统治阶层也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原王朝“由盛转衰”的趋势。于是，
他们立即终止了本已决定894年成行的遣唐使的派遣。
至此，中日间的官方交往再一次断绝，这一断就是五百余年。
9世纪的藩镇割据
1）宋朝的“日本印象”
在宋朝时期，两国在官方层面的往来几近隔绝。
根据《宋史日本列传》中的记载，“天圣四年（1026）十二月，明州言日本国太宰府遣人贡方物，而不持本国表，诏却之，其后亦未通朝贡。”不过作为对比，
两国的民间贸易还是比较频繁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两宋时期的史学著述与文学作品当中，日本人的形象呈现着“好坏皆有之”的特点。
11世纪的中国地图
比较好的评价是“好仁礼让”的特质。
在《宋史》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咸平五年（1002），建州海贾周世昌遭风飘至日本，凡七年得还，与其国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见之。世昌以其国人唱和诗来上，词甚雕刻肤浅无所取。
询其风俗，云妇人皆被发，一衣用二三缣。又陈所记州名年号。上令滕木吉以所持木弓矢挽射，矢不能远，诘其故，国中不习战斗。赐木吉时装钱遣还。
除此之外，
《宋史》中还出现了儒雅的日本僧人形象：
“景德元年（1004），其国僧寂昭等八人来朝，寂照不晓华言，而识文字，缮写甚妙，凡问答并以笔札。诏号圆通大师，赐紫方袍。”
建造于1252年，被誉为日本国宝的镰仓大佛，具有镰仓时代流行的宋朝佛像的风格
另外，伴随着双方贸易的日趋频繁，
日本商人们唯利是图、奸诈狡猾、凶顽好斗的负面形象
也逐渐出现在了一些文学作品当中。比如南宋士人方夔在《续感兴二十五首十六》中，就对其做出了很大的“差评”：
我贾贾日本，挂席穷南海。冰夷斗蛟龙，牙角吐光采。血人以宴嫫，窟宅一朝改。赤手拾明月，天幸独我在。最赴王侯需，价直十百倍。匹夫惜性命，贪冒以贾罪。歌笑履波涛，竞死复何悔。
唐朝长安城与日本平安京的俯视图
2）元朝的“日本印象”
元朝时期，忽必烈先后发动了两次征日战争。
尽管均以失败告终，但同时重创了镰仓幕府的有生力量（
拓展阅读：
为什么忽必烈“看日本不顺眼”？）。鉴于此，两国在官方层面的往来颇为冷淡。
忽必烈“傲慢”的招降诏书
不过，双方民间在经济领域的交往一直地比较密切。
比如在1305—1350年间，其中的33年都会有日本商船抵达我国境内从事贸易。
除此之外，
双方在宗教领域的交往也颇为频繁。
根据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统计，访华的日本僧侣中，光是知名者就多达220余人。他们来到中国之后，不仅修习佛法，还会收集佛典文物、游历名山大川并学习建筑、书法、绘画艺术以及印刷等技术。与此同时，很多元朝高僧的墨迹也传至日本，对当地的书法产生了积极影响。
镰仓时代，表现释迦牟尼佛涅盘场景的日本绘作
值得注意的是
，进入元朝中期以后，作为“非类”的倭寇形象逐渐出现在了一些通俗读物当中。
对于这些入境犯边的倭寇，元朝学者吴莱（1297—1340）在《论倭》中如是评价道：
其人率多轻悍，其兵又多铦利，性习于水若凫雁，然又能以攻击为事。而吾海道之兵，擐甲而重戍，无日不东面望洋而叹。使其恃强不服，虽尽得而剿之摧朽拉腐也。而彼乃肆然未尝一惧，非恃险也，何敢若是？”
《倭寇图卷》中打家劫舍的倭寇
在王恽的《汛海小录》、成廷琏的《丁十五歌》等人的作品当中，都生动地描写了倭寇的恶行。
值得注意的是，
“蕞尔日本”一词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简单地说，“蕞尔”含有弱小、贪婪、贫穷、强悍等含义，
实际上就是最早的“小日本”（拓展阅读：
一文概述：什么是“日本鬼子”？）。
当然，在杨维桢等知名学者的作品中，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天性善良的日本僧侣或僧人的正面形象，但与“蕞尔日本”相比已经成为了少数。
进入1336年以后，日本进入南北朝时期
3）明清时代的“倭寇印象”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一度也有远征日本之心，
但“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还是将之列入进了十五个“不征之国”的大名单。用发展的眼光看，
更高领导人的这一指示，只会让日本人变得愈发膨胀。
进入16世纪中叶，倭寇集团对东南沿海的侵扰和破坏极为猖狂
（拓展阅读：
面对来势汹汹的倭寇，为什么明军一度丢盔卸甲、落荒而逃？（修订版））。因此，在这一时期的诗文当中，
出现了大量穷凶极恶的倭寇形象。
刚刚登陆的倭寇
明朝士人畲（she）翔在《读姚新宁苦竹记有感赋此为赠》中如是写道：
城池初构难，衣冠尽涂炭。四顾纷戈矛，仓皇何所窜。君自越危城，无人问死生。形骸半摧折，豺虎复纵横。
僵卧坑堑底，自分必死矣。全生仗素交，急难故如此。万死始归来，妻子一悲哀。旋复经刀锯，洒血遍蒿莱。
残生空落魄，世路黄金薄。亲知反复间，谁能重然诺。倭兵纵烽烟，士卒困戈铤。临危一转战，孤城赖以全。君本名卿后，才名称八斗。何事数偏奇，所遇辄不偶。
倭寇的主要活动范围
在以《警世通言》等为代表的短篇小说集当中，也出现了大量描述倭乱的描写。
比如在《杨八老越国奇逢》一文中，
倭寇的形象就极为凶残：
但见舟车挤压，男妇奔忙。人人胆丧，尽愁海寇恁猖狂；个个心惊，只恨官兵无血御。扶幼携老，难禁两脚奔波；弃子抛妻，单身一为逃命。不辨贫穷富贵，急难中总则一般；那管城市山林，藏身处只求片地。
正是：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杨八老看见乡村百姓，纷纷攘攘，都来城中逃难。传说倭寇一路放火杀人，官国不能禁御。声息至近，唬得八老魂不附体，进退两难。
躲避倭寇的明朝百姓
当然，在王行的《思缓堂》、王恭的《赠倭僧》等明朝的文学作品中，也依然可以看到仁义尚存的日本使者或僧侣形象。
但不管怎么说，大多数明朝人只要一听到“日本”，就会下意识地想到“倭寇”。
到了清朝时期，
通俗小说当中的日本人形象，
已经从“小丑”升级为了带有“凶丑”或“贼丑”色彩的邪恶形象。
他们不仅大肆烧杀抢掠，
还总能与“奸淫中国妇女”联系在一起。
比如在《女仙外史》当中就有相关的描写：“遥见枣园内两个妇女，被两个倭酋按在地下奸淫，外面无数倭奴围绕着。”据统计，这种通俗小说的总数应在四十种以上。
来势汹汹的倭寇
4
尾声
*** 战争战败后，
一大批怀着救亡图存之心的知识分子们，主动翻译并介绍西方的文献著作，旨在让国人“睁眼看世界”（
拓展阅读：
什么是中国：近代日本的“中国观”）。
与此同时，这些中文版本的著作纷纷传入日本，成为了日本军政界与学术界人士们最感兴趣的资料。
在今天看来，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各界向西方学习的热情。
魏源雕像
1868年，日本正式开启了明治维新（拓展阅读：
一文概述：为什么福泽谕吉要坚持“脱亚入欧”？）。随着时间的推移，一 *** 中国文人主动来到日本，在重点关注明治维新的同时，开始对日本的政治文化、风土人情等情况，进行了更为准确和客观的记录。
比如曾长期担任驻日使馆参赞的
黄遵宪（1848—1905）
，在1887年撰成的《日本国志》当中，详细介绍了明治维新的整个进程（
拓展阅读：
桑原骘藏的中国观：气质文弱、思想保守、天生妥协、猜疑心重）。
甲午战争失败后，大批中国人开始向日本寻求“东学”
，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日文书籍，“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一言概之，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们几乎普遍认为，
日本已经成为了自己的“老师”（拓展阅读：
晚清与民国的历史教科书，是如何评价“五胡乱华”的？（修订版））。
《马关条约》签订现场
现如今，日本不再是当年的日本，中国也不再是当年的中国。
不过，
国人对于日本的印象依然呈现着两极分化的状态。
一方面是有着敬业、守时、诚信等优良品质的劳动者形象；另一方面则是不尊重历史的“日本鬼子”形象（
拓展阅读：
二战结束后，日本的右翼分子们，都发表过哪些逆天暴论？）
对于中日两国而言，利益与对抗交织，摩擦与合作共存。矛盾、紧张、冲突以及试探、缓和、交流，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的交往常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均势势必会被打破
。至于鹿死谁手，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