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八路军准备伏击日军，谁知一个老乡的毛驴踩响了地雷

1938年，八路军准备伏击日军，谁知一个老乡的毛驴踩响了地雷，被敌机发现了，刘转连提议：“我们先撤，晚点再杀他个回马枪！”

当时，日军新开辟了一条补给线，即涞源通往蔚县的涞蔚公路，日军的很多物资都需要经过这条公路。

1938年11月初，八路军得到情报，日军有一个规模较大的运输队，将经过涞蔚公路。

考虑到日军训练有素，大规模运输又肯定有护卫队押送，晋察冀军区决定抽调邱会魁支队的两个团和120师359旅717团在涞蔚公路上的飞狐峪设伏。3个团的兵力预计是日军的10倍以上，力争全歼日军。

11月16日，3个团按照部署进入伏击阵地。

八路军进入阵地后，还在公路上布下地雷阵，正当一切准备就绪时，意外出现了，当天下午，一个老乡的毛驴误入雷区，踩响了地雷，这时恰巧有一架日军飞机在附近。上级认为，伏击圈已经暴露，不适合继续设伏，就让所有部队撤出伏击阵地。

刘转连时任120师359旅717团团长。

刘转连分析了日军的心理：日军能发现埋伏，必定也能发现八路军已经撤退，既然八路军已经走了，公路上就没有埋伏了，日军运输队就可以放心通过。

想到这，刘转连把团里的干部都召集起来，就地开了一个会议，询问干部们的看法，干部们求战心切，不甘心就这样撤退。这和刘转连的想法不谋而合。

然而，这时候邱会魁支队的两个团已经撤退了，留在飞狐峪的八路军只有717团的6个连，约700多人。

根据情报，日军运输队约有300人，虽然八路军占据人数和地形优势，但考虑到抗战初期的日军都是训练有素的日军，武器装备又比八路军先进，如果留下来的话，必将是一场苦战，肯定会付出很大代价。

刘转连犹豫再三，最终一咬牙：“打！这样，我们先撤出伏击阵地，等天黑了，再杀他一个回马枪！”

说完，刘转连便率部撤出伏击阵地。

当天夜里，战士们又悄悄潜回伏击地点。

刘转连的分析果然没有错，次日上午9点，日军果然出现了，日军运输队的指挥官是田原少佐，他带着一支145人的日军部队担任护卫队，队伍里还有84名司机、5名修理人员，还有翻译、记者等其他人员。

日军行驶至飞狐峪谷口时，突然停了下来，田原叫了五个日本兵，让他们去前面探探路，这五个日本兵踩到了地雷，四死一重伤。地雷一响，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八路军本能开枪，这时候，日军撤走还来得及。

但田原是骑兵出身，崇尚进攻，他非但没有撤退，反而发起了进攻，企图冲出包围圈。在他的指挥下，日军车队朝着明铺村方向突围，刘转连早有准备，他已经让参谋长左齐在这个方向埋设地雷，布下兵力。

走在前头的几辆日军汽车，很快触雷，田原这才意识到前方是雷区，立马趴在地上。田原很有本事，经过短暂的慌张，他很快回过神来，而且还根据八路军的火力判断出八路军指挥所的大致位置。

日军护卫队的火力十分凶猛，不仅配备了十几挺轻重机枪，还配备了迫击炮。这些火力给我军带来了极 *** 烦，不少战士因此牺牲，有一发迫击炮弹更是命中了一营指挥所，导致一营长何家产双腿被炸成重伤。

好在参谋长左齐及时发现了这个火力点，他找来了几个神 *** ，让他们专打日军炮手，炮击这才停止。

八路军最重要的火力点是仅有的一挺重机枪，但打着打着，这挺重机枪出现了故障，无法打响。

眼看日军马上就要冲上来了，正在指挥部队的左齐急得冒火，竟直接跳进掩体检查故障，故障刚排除，左齐便身中数弹，重伤昏迷。独臂政委晏福生迅速接过指挥权，这才打退了日军这次进攻。

日军原本想占领制高点，从明铺村方向突围，但在战士们的英勇作战下，日军的数次冲锋都被打退，还死了不少人，田原少佐见状，连忙改变战术，他把残余的兵力集中起来，全力向飞狐峪谷口发起冲锋。

守在飞狐峪谷口的是717团2连。

日军知道，如果无法从飞狐峪谷口冲出去，那么今天他们将死在这里，所以日军就对2连阵地发起了疯狂冲击，导致2连死伤过半，眼看谷口告急，刘转连立即命令侦察队支援2连，这才守住了谷口。

这时候，日军车队已经被八路军截成几段，彼此不能接应，残余的日军仍在负隅顽抗，但注定无法持久。

看着部下一个个倒下，田原选择切腹自杀。

最终，除了30多人逃走外，其余日军全部被歼灭。

这就是明铺伏击战，也叫飞狐峪伏击战。

此战，717团参战兵力伤亡过半，团政治部副主任王克勤牺牲，团参谋长左齐、一营长何家产、二营指导员何宣太、侦察队队长盛科等干部都身负重伤。

不过717团也收获颇丰。据统计，这次战斗，717团一共击毁日军汽车35辆、击毙日军200余人、俘虏日军翻译和日本士兵各一人、缴获步枪181支、轻重机枪11挺、迫击炮1门，除此之外，我军还缴获了包括大米、罐头、布匹在内的大批军用物资。

这些物资，可以帮717团顺利度过寒冷的冬天。

1955年，指挥这次战斗的团长刘转连被授中将，参谋长左齐和政委晏福生则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