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名将军复出，各大军区都排挤，周总理是如何解决的？

1973年初，总政副主任办公室，田维新副主任正打着 *** ：

好了好了，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说完，随即一脸惆怅地放下话筒。

也难怪他一筹莫展，这通 *** ，他是直接打给某军区司令员，意在为陈再道将军安排一个副司令的岗位。

陈再道将军是我军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将，解放后担任过武汉军区司令员，后来受到1976年“7.20事件”的冲击，遭到反革命团伙的迫害。

终于，在周总理建议、毛主席指示下，中央决心解决老干部问题，这才有了田维新副主任四处打 *** ，为陈老将军“谋求”一个职务的情景。

而这不仅仅是陈再道将军一个人的事情，其背后总有175名被迫害后，即将复出的老将，他们资历老，军衔高，曾经担任过的职务也高，因此安排起来十分棘手。

比如对陈再道将军的安排，他曾经是大军区司令，正大区级别，如果受了委屈之后，重新出来工作，职务肯定不能太低，安排一个大区副职，已经属于“降职”了。

但就算是这样，也实在是很难安排，田维新打了两个 *** ，对方的态度都很好，坚决拥护上级决定，但困难也很现实：

陈再道是他们的老上级，现在过去给他当个副手，工作实在不好开展。

田维新也很无奈，毕竟这种人事任命涉及大军区级别，不是总政一纸军令就可以强压下去的。但陈再道的工作也不得不尽快落实，因为这是周总理为整个老干部政策的全面落实，选定的突破口！

一、怎么打倒了这么多干部？

1972年，随着“九一三事件”后续工作的推进，对“文革”初期出现的一大批冤假错案的清查也逐渐被提了出来。

关于纠正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这几点工作，就是由周总理在毛主席的书房中，当面向他做的汇报。

听了周总理口中的种种数据，毛主席不由得拍案而起：

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

他走到厅中，来回踱着步子。

周总理知道机会来了，立刻提出已经酝酿良久的意见：

主席，看来接下来，我们要解决一个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的问题。

毛主席点点头，毫不犹豫地答复：

这件事就由你负责，要组织有关部门，尽快解决被诬陷干部的问题，恢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有了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回到国务院后，立刻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更高指示，并作出了具体部署。

在当时，被打倒的干部多达数百人，其中地方省部级以上的干部，由中组部负责落实政策，军级以上干部，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而总理办公室，则专门负责各部委副部级以上干部。

周总理解释道：

我们总的方针，就是由上至下，由易到难。上面的先解决了，政策就更加明确了，下面就可以参照解决，简单的先解决了，积累了经验，难的也就简单了。

按照周总理的部署，参加完会议的总政 *** 主任和田维新副主任立刻向总政党委进行了精神传达，并着手抽调骨干力量，组成了一个解决老干部问题的专班。

这批人员由总政下属干部部、组织部、保卫部等核心部门骨干组成，田维新副主任挂帅牵头，很快开始整理档案，进入了工作状态。

当时全军在特殊初期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很多，军以上就有数百人（相当一部分已经含冤而亡），其中军衔更高的是两位开国元帅。

因此，按照周总理“由上至下，由易至难”的方针，专班将之一个工作对象，定为了贺龙元帅。

这固然是因为贺老总军衔更高，但更是因为毛主席已经亲自批示过的，有了这个“尚方宝剑”，田维新相信军内对老干部问题的工作能够很快打开局面。

二、处处受阻

1968年，贺老总遭到诬陷，又被红卫兵冲击，在晚年时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极度恶劣，乃至精神上都饱受折磨，最后还是守门员不敢承担他死在寓所的后果，才允许301医院将他接走救治，但贺老总仍然因伤病过重，在1969年6月9日于301医院与世长辞。

毛主席对贺老总的去世一直深感自责，而在听了周总理的汇报后，也断定之前那些所谓的“证据”肯定有假。

因此，当总政保卫部蒋润观部长，带着总政治部开出的证明函前往中央专案组时，对此事是极具信心的。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事情比他预计得要困难太多。

中央专案组一办的工作人员看到蒋润观部长的介绍信后，态度十分客气，端茶倒水，但是当蒋润观提出要提走贺龙元帅案件档案时，却遭到了婉拒。

一办的工作人员道：部长，您带来的指示没有错，总政李主任和田副主任传达的意思也是对的，贺龙元帅肯定是要 *** 的。但上级也没有指示说这件案子交由咱们总政来办呀！

蒋润观十分耐心地解释：虽然毛主席没有明确指示，但周总理作了部署，部队军以上领导，都由我们总政来负责。贺龙元帅是军委副主席，当然应该是由我们来办。

不过对方却十分坚定：贺龙元帅确实是军委副主席，但他同样也是国务院副总理呀，这件案子太特殊，材料不能交给你们。

蒋润观与对方拉扯了很久，但专案组就是不松口，最后他只能空手而回。这一次失利让整个老干部问题专班都愁云密布，连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假案”都这么难推进，突破口到底在哪？

于是，在此后一段时间，整个专班的工作，只停留在对老干部的统计，下落查找以及一些资料整理工作上，最后关于恢复老干部工作、生活的落实上，难以有大的进展。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3年初，周总理亲自打 *** 到总政治部，让田维新到办公室见面。并特意强调：找你是要谈老干部问题，这件事你一个人来不行，把负责干部工作的同志叫来。

田维新听了此话，先是惭愧，随即精神一振——看来周总理要亲自指导部队的老干部工作，为他们打开突破口了。

三、老将何处去

接到周总理 *** 后，田维新立刻叫上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魏伯亭，赶到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刚刚在福建厅开完会的周总理。

周总理让他俩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我给你们找到了突破口，陈再道将军和钟汉华将军。他们两个是因为7.20事件出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错误，我已经请示过毛主席，你们研究抓紧恢复他们的工作。

得到这一指示后，田维新和魏伯亭如获至宝，回到总政开始起草报告，对于这两位属于首批恢复工作的军内老领导，一定要慎之又慎。

其中钟汉华将军是中将，原武汉军区第二政委，被安排到 *** 担任副政委，但陈再道将军是开国57位上将之一，原本就是大军区司令，按道理复出，也应该担任军区司令之一。

但这就是难题所在，当时我军已经从十三个军区，整编调整成了十一个军区，本来位置就少了，而且各个军区司令也没有空缺，更难以调整，陈再道将军能安排到哪里去呢？

这件事在总政专班经过了激烈的讨论，始终拿不出一个合适的方案，还是由田维新将困难汇报到了周总理那里。周总理也是思考了很久，最后只能决定，暂时委屈一下陈再道同志，先担任一个大区副职。

不过就算是陈再道愿意屈居大区副职，但他资历那么高，想让军区现任司令们接受，也实在是困难，这才出现了本文开头，田维新四处打 *** 碰壁的情况。

有的司令委婉一点，说是怕陈再道将军尴尬，影响军区工作。有的司令则直接开口拒绝：老田啊，我的田主任，你可千万别把陈老安排到我这里来，不然我可就真没法干了！

田维新想来想去，又是在周总理的指点下，将目光投向了福州军区司令——开国上将韩先楚。

如果说当时各大军区中，谁资历最老，那韩先楚肯定排在之一序列。他同样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入伍，参加过黄麻起义，最重要的是担任过志愿军副司令，彭德怀的副手。

而且在战争期间，他与陈再道一南一北，并无直接隶属关系。在陈老将军下放时，又刚好是在福建的农场工作，韩先楚对他还颇为尊敬、照顾，不止一次为陈再道说过好话。

于是，田维新满怀信心地将 *** 打给了韩先楚，果然，韩先楚在听了总政治部的意思后，大喜道：好啊！只要老陈不嫌弃、不委屈，我们福州军区，欢迎得很！

终于，军内老干部工作的之一个难题，在周总理的亲自出谋划策下，得到了完美解决。而陈再道将军在福州军区副司令岗位上，踏踏实实干了四年多，不仅没有任何情绪，对后来调任福州军区司令的中将皮定均也十分配合，最后又先后担任我国铁道兵部队司令、政协副主席，成为一段佳话。

四、怎么又是福州？

陈再道将军恢复工作的事情解决后，专班成员们信心大振，工作进度猛地提了上来，其实也难怪，有了毛主席指示和周总理支持，对喊冤老干部的重新审理工作并不困难，主要难点还是在将军们复出后的工作安排上。

有了陈再道将军的例子，无论是对将军们暂时做降职安排岗位，还是要求各大军区接受，都顺利了很多。

当然，在涉及几位级别、资历实在太高的老领导时，还是会遇到“推脱”。开国上将王建安就是其中一位。

与陈再道一样，这位老将参加革命时间长，很早就是大区副职，现在复出也让田维新不好安排。于是，他又把 *** 打给了韩先楚，毕竟至少韩先楚也是上将，而且是与王建安一起参加的黄麻起义。

谁知这一次韩先楚也拒绝了，他委婉说道：老田，怎么又是我们福州军区，你也给其他军区一个机会嘛。

田维新也不示弱：老韩啊，我现在是征求你意见，但我可是先得到总理批准的，上次你那么开明，总理还表扬了你，怎么这次就没那么开明了。

韩先楚道：我本人是很愿意啊，但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而且王建安是我的老领导，到我这来，太委屈他了。

原来虽然两人是一起参加黄麻起义，但当时王建安作战勇猛出众，很快提升为班长，走在了韩先楚前面，这段历史太久远，当时两人级别都低，估计也就韩先楚自己还记着这事。

见韩先楚不松口，田维新只得又向总理进行汇报，周总理考虑后决定道：我看还是要放在福州，等我当面跟韩先楚谈一谈。

果然，几天后，韩先楚就被叫到北京开会，田维新专门到门口等他，笑道：老韩，你看你，等会儿开完会，总理要亲自找你谈话，你不给我面子可以，总理的面子你要给吧。韩先楚嘴上一点都不怵：总理找我谈，我也有困难啊！

结果在经过周总理语重心长的谈话后，韩先楚主动找到田维新表态，欢迎王建安上将到福州工作，就这样，福州军区配上了第二个上将副司令。

后来，开国上将李志民恢复工作，也被安排到福州军区工作，担任政委，于是一时间，福州军区同时拥有四位开国上将，将星璀璨堪称当时各大军区之最，当然也给了海对岸的蒋介石很大压力，一时间传为佳话。

五、对杨勇将军的三次重审

周总理不仅在各位老将军的工作安排上付出了很多心血，对总政治部提交的重审材料，也看得十分仔细，其中关于杨勇将军的材料，他就打回去了两次——理由是太严。

原来杨勇将军当初被诬陷时，并没有什么实质政治，只是被拿着一些日常小事和其下属犯的错误来上纲上线。

但重审杨勇将军时，这却反而成为一点不利，就是既没有实质证据来证明，也找不到实质证据来推翻，让反动势力有了干涉的余地。

而杨勇将军也十分豁然，虽然田维新是他的老部下，但面对重审，他没有提出过多要求，坦然道：我相信总政的审理。

报告提交给周总理后，总理批示：请找杨勇同志谈一下，征求本人对结论的意见。结果田维新拿着审理结论和总理批复找杨勇谈话时，杨勇还是大度道：我对结论没有意见。

其实在报告中，有很多其下属犯的事情与杨勇都没有关系，但他自己都主动承担了管教不严的罪名。

后来，杨勇将军在周总理的关心下，终于被安排到 *** 担任副司令，而在他上任前，周总理再次拿出那份重审报告，批示：结论口径严了一些，请再征求杨勇同志意见。

于是田维新再次拿着批复找到杨勇，劝说道：总理都亲自说了，这个口径太严，你再看看吧！

终于，这一次杨勇说了几个下属的错误他并不知情，但最后还是强调自己都有领导责任，算在自己头上也是可以的。而在总政对报告结论进行修改后，杨勇也没有多看，直接在报告上签了字。

这一份报告先后整理三次，历时近一年，但体现了周总理对老干部们的爱护和保护，同时也为总政治部的工作提供了很大助力。

就这样，在周总理一路“保驾护航”中，总政治部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完成了对军内老干部问题的工作，共恢复了175名将军的复出工作，为数百名同志洗清了冤屈。

这些复出的将军中，有很多后来都走上了更高的岗位，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为人民贡献出了自己最后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