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我的私人生活 叶永烈 飞抵台北
飞机低低地掠过一片农田之后，降落在台北机场。
飞机在跑道上缓缓行驶，驶向机场大楼。我见到机场大楼上方，竖着“中正国际机场”六个大字。
中正，也就是蒋介石。在祖国大陆，叫惯了蒋介石。其实，介石是他的字，中正是他的名。中正国际机场，就是用蒋中正的名命名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方面总是避开“中正”两字，称“中正国际机场”为“桃园机场”——因为“中正国际机场”位于台北市桃园县。不过，近年来，“中正国际机场”这名字也频频出现于大陆报刊，因为随着 *** 成了台湾的“在野党”，蒋介石也逐渐淡化，已经由台湾政权的象征淡化为一位历史人物，何况蒋介石一直坚持“一个中国”，这一点在“ *** ”声浪日渐高涨的今日台湾，显得颇为可贵。
到了台湾，我发现那里文雅的人们尊称蒋介石为“蒋公”、“先总统”。老百姓则称蒋介石为“老总统”。
据说，在蒋介石去世之后，长子蒋经国当了“总统”，在称呼上与其父发生矛盾，无论称“总统蒋公”，还是“蒋总统”，都会发生对上下两代“总统”不明确的问题。后来，不知道是哪一位聪明人想出了一个办法，通知所有机关、团体、学校、部队，规定在公文书、公开场合的称谓：称蒋介石为“先总统蒋公”，形成文字时，在蒋字前面空一格，以示对蒋介石的“崇敬”之意。称蒋经国为“蒋总统经国先生”，形成文字时，蒋字前面不空格，以体现蒋经国崇尚民主之意。
不过，不论是“先总统蒋公”，还是“蒋总统经国先生”，作为书面语言犹可，而作为口头语言就显得累赘。后来，为了方便起见，人们也就把“先总统蒋公”简化为“蒋公”，而把“蒋总统经国先生”简化为“经国先生”。
不管如何评论蒋介石，但是谁都无法否认，蒋介石对台湾的影响更大、最深。直至今日，台湾许多街道、地名、建筑物以蒋介石的名字命名。蒋介石的塑像也仍矗立在大道通衢或者广场楼宇之侧。
台湾总共有两个国际机场。除了位于台湾北部桃园县的中正国际机场之外，还有位于台湾南部的高雄国际机场。
此外，台湾还有一些省内机场，如台北的松山机场以及花莲、台中、台东、嘉义、台南机场。
中正国际机场是台湾更大的机场，距台北市区约四十公里，总面积约一千二百公顷，每年旅客约二千六百万人次，连同过境及转机旅客为三千一百万人次。
原本往来台北，飞机降落在离市区很近的松山机场。1979年建成了新的中正国际机场，当时只有一座机场大楼，叫做“之一航厦”。后来经过扩建，又落成第二航厦。目前，还准备扩建第三航厦。
在中正国际机场，我见到台湾各航空公司的客机。由于台湾客机除了极少数几架在2003年春节直航时进入上海浦东机场之外，对于我来说，台湾客机上的各种航空公司的标志差不多都是陌生的。这一回，我见到最多的是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客机，机尾上画着梅花图案。
我也见到复兴航空公司的客机，见到长荣航空公司的客机。台湾长荣集团不仅拥有客机，而且也拥有许多客轮、货轮以及旅馆。
我和妻下了飞机。长媳对于台北中正国际机场非常熟悉，她带领走过“消毒地毯”，来到“入出境管理局服务站”。
一到台湾，我就发现许多用语习惯与大陆不同，比如大陆叫“出入境管理局”，而台湾叫“入出境管理局”。台湾用繁体汉字。还好，我们这一代上小学的时候，学的就是繁体字，我能够写一手繁体字，所以我在台湾没有文字上的距离感。相反，我的长媳看大陆报纸的时候，老是要问：“这是什么字?”她认识一部分简体字，但是有许多简体字不认识，不得不连蒙带猜。现在大陆中小学实行“识繁写简”，这对于将来两岸交流很有好处。
“入出境管理局服务站”一排六个柜台，办理入境手续相当快捷。我们排着队，办理入境手续。柜台前的地上，用红漆画着“一米线”，而在大陆通常是黄线。凭着从香港机场中华旅行社领取的“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旅行证”，我们很顺利地办好了入境手续。
办好入境手续之后，来到行李提取处提取行李。长媳在前，妻在后，各自推着一辆行李车，而我则忙着在机场拍照。
在我看来，台北中正国际机场大约相当于上海老的虹桥机场的规模，不如上海新建的浦东机场。
我沿着长长的红色走廊往外走。走廊两侧挂满灯光广告。长媳指着其中一个手机广告上手持手机的“帅哥”说，那就是范 *** 的先生，他在台湾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
在出口处，我的长子以及他的秘书范 *** 和几位同事已经在等候。我们能够在台北团圆，欣喜万分！
一辆黑色的“中华宾士”轿车，载着我们一家沿着高速公路从桃园县驶向台北市区。我从车头那熟悉的标志——外面是一个圆圈，里面是一个倒写的“”形三叉，一眼就认出这是德国的“奔驰”牌轿车。我记得，在德国斯图加特，曾经访问过“奔驰”汽车公司总部。然而，在台湾，“奔驰”却译成“宾士”！
后来，我在台湾遭遇了多次这样的截然不同的译名，有的简直使我坠入五里雾中：
日本的索尼彩电，在台湾叫“新力”彩电！
美国的健牌香烟，在台湾叫“肯特”香烟！
台湾翻译外国人名，往往尽量加上“汉姓”，与大陆译名大相径庭：
德国前总理科尔，在台湾译为“柯尔”；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台湾译为“柯林顿”；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台湾译为“佘契尔夫人”；
约旦前国王侯赛因，在台湾译为“胡笙”；
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在台湾译为“裴瑞斯”；
法国前总统篷皮杜，在台湾译为“庞比杜”……
这“柯”、“佘”、“胡”、“裴”、“庞”,均为汉姓。
一进入台湾，我一方面觉得亲切，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珠、中国话，跟大陆一样；另一方面，又觉得两岸存在差异，制度的差异、观念的差异、语言的差异。
“宾士”轿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公路两边，山岗起伏。不过，所有的山，全是一片苍翠。
台北是一个盆地，北、东、南三面是山，西临淡水河。地势东南高而西北低。台北气候温和湿润，年平均温度为二十三摄氏度。由于是盆地的缘故，台北夏天格外闷热。也正因为温暖潮湿，所以山上树绿草青。
“宾士”轿车大约开了四十来分钟，便进入台北市区。看上去，台北市区的房子大都是十层以下的，不像上海那样高楼林立。据长媳说，那是因为台湾多地震，所以台北过去盖的房子都不高。不过，近几年，台北盖的新楼，防震性能好，都比较高，二十多层的不少。
1945年，台湾“光复”——“光复”是台湾的常用词，是指日本投降之后，台湾回归中国，成为中国的一个省，即台湾省。在台湾建省时，把台北市定为省会。那个时候，台北市人口只有六十万而已。1949年，蒋介石从大陆败退台湾，“中华民国 *** ”也随之迁往台湾，定台北市为“中华民国临时首都”。台北人口迅速增加，成为台湾交通、文化、经济、政治中心。1967年7月1日，台北市升格为直属“中华民国 *** ”的直辖市。
现在，台湾总人口为二千三百万，台北市人口为二百六十多万，占台湾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强。
台北市四周，被台北县所围绕。台北县是台湾之一大县，人口比台北市还多，达三百四十多万。
台北市加台北县，总人口达六百多万，占台湾人口的四分之一。
这一回我和妻到台北，长子、长媳安排我们住在长荣集团属下的台北长荣桂冠酒店。在台湾，几乎不用“宾馆”一词，而在大陆则到处是宾馆。记得，台湾“开禁”之初，台湾作家谢武彰先生来到上海，接待单位安排他住宾馆，他大为惊讶。原来，在台湾早年也叫宾馆，比如“中兴宾馆”便是蒋介石的行宫以及招待贵宾的地方，后来由于不少宾馆有着不正当的活动，使“宾馆”蒙尘，成为色情场所的代名词。正因为这样，如今台湾要么叫旅馆、旅社，要么叫饭店、酒店，没有叫“宾馆”的了。
长荣桂冠酒店地处台北闹市，在松江路与长安东路的交叉口。松江是上海市属下的一个县，所以我一听松江路感到很亲切。至于“长安”，乃西安古称，北京的东西轴心通衢就是长安街也使我有一种亲切感。我的长子、长媳住在台北南京东路，而上海的南京路则是有着“中华之一街”之称的最繁华的所在。此外，台北的广州街、重庆路、昆明街，都是用大陆城市命名的。惟有以蒋介石的名字命名的“中正路”是大陆所没有的。
长荣桂冠酒店是台北商务五星级饭店。我不明白这“商务五星级”是什么意思。长媳解释说，五星级饭店必须有游泳池，长荣桂冠酒店没有，所以定为“商务五星级”饭店。
一进长荣桂冠酒店，大堂四壁贴着米黄色大理石，给人一种豪华而温馨的感觉。由于长荣集团不仅拥有航空公司，也拥有航海公司，所以酒店里处处可见轮船图案以及轮船模型。酒店总经理非常客气，亲自带领我来到电梯，告诉我怎么使用电梯。原来，这家酒店的电梯与众不同，只有把房间的电子钥匙在电梯里刷一下，电梯才能开到你房间所在的楼层。这是长荣桂冠酒店采取的安全措施之一。这么一来，外人乘电梯，只能来到二楼餐厅，无法上客房。
我住在1501房。我刚进屋，服务生就把我的行李用小车推了进来。
这是一个大套间，有会客厅，写字间，卧室和卫生间。我一进门，就见到书桌上放着一封英文信，信封上写着我的英文名字“Mr.YonglieYe”，那是一封由总经理签署的欢迎信。桌子上放着一大迭信纸，每张信纸上都印着我的英文名字“YonglieYe”。
书桌上还安放着“四合一事务机”，给我带来很大方便。所谓四合一，就是兼具影印、传真、列印、扫描四项功能。“影印”，大陆叫复印；“列印”，大陆叫打印。
台湾的常用电压是110伏，而大陆的常用电压是220伏。这里备有“220伏”与“110伏”两种不同电压的插座，给旅客带来方便。
客厅里安装着五十英寸的宽屏彩色电视机，小圆桌上放着鲜花和水果。屋里铺着花地毯。
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卫生间里的洗脸盆、龙头，全都金光闪闪。据长子告诉我，这家酒店为了显示自己的豪华，特意镀上18K黄金。
我还未参观完客房，服务 *** 就前来问讯：“叶先生，您喜欢看什么报纸?”
我随口答道：“《 *** 》、《联合报》。”
此后，每天清早六时多，我一打开房门，就会见到房门把手上挂着一个墨绿色的布袋，里面放着两份当天的报纸——《 *** 》和《联合报》。台湾的报纸大都有二十多个版。对于喜欢看报的我，翻阅这两份台湾最有影响的报纸，成为每天必做的早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