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就义前，逮捕她的县令泪流不止：杀你非我本意，请体谅
1907年10月的一天，曾亲自拘捕并监杀秋瑾的原浙江山阴县令李钟岳，趁家人不注意，在房间内悬梁自尽，时年53岁。
而据他的家人回忆，在李钟岳悬梁自尽的前几天，他已经有过多次寻短见的行为，先是跃井后又自缢，好在家人救助及时，这才暂时保住了性命。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李钟岳求死之心会如此执着，虽屡次获救，但最终还是找了个机会悬梁自尽。
究竟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位县令大人执着于求死呢？他的自尽，又与秋瑾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切，还得从秋瑾就义前夕说起。
一、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的7月，对于刚刚上任浙江山阴县县令的李钟岳来说，是一个让他十分为难的月份。
就在这个月的月初，他的上级即绍兴知府贵福给他发来一道紧急命令，命令的内容倒是很简单，只不过是让他抓几个人，顺便查封一所开办在山阴县的学校。
按常理来说，既然上级下命令，那就按章行事就得了，这又是什么难的呢？
但就是如此简单的命令，却让李钟岳犯了难，不为别的，就因为上级要他去抓的人，名字叫做秋瑾。
对于秋瑾，李忠岳早有耳闻，并且对她的才学极为仰慕，秋瑾曾作有一首诗，诗曰：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深深折服了李忠岳。
并且，他还经常拿着这两句诗来教育自己的儿子，称“一女子而能诗，胜汝辈多矣”。
因此，颇有爱才之心的李钟岳，在接到命令后稍加思索，就决定“竭力保护之”，也就是想办法保全秋瑾。
那么，绍兴知府又是为何要下令抓捕秋瑾呢？事情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1907年7月6日，秋瑾的表哥徐熙麟在安庆起义，但因准备仓促事败，其本人被捕后遭酷刑处决，更糟糕的是，他的手下在刑讯中招认，此次起义，与徐熙麟在山阴县创立的大通学堂有关系。
而当时大通学堂的负责人，正是秋瑾。
因此，时任浙江巡抚的张曾扬（张之洞侄曾孙）迅速下令，要求查封大通学堂并逮捕学堂一干人等。
命令传到绍兴府后，知府贵福自然是不敢怠慢，并且，在徐熙麟起义时，被徐射杀的安徽巡抚恩铭，恰好是贵福的远亲，这么一来，贵福更加怒火中烧，放狠话一定要大通学堂的人“血债血偿”。
之后，贵福便急令山阴县县令李钟岳，要求他必须马上查封学堂并拿人。
虽说贵福逼迫甚切，但李钟岳有心想保全秋瑾，因此，他就主动面见贵福，提出“若直接武力查封，恐惊动地方”，不如先暗中调查，看“是否确实，再定办法”。
对此，贵福虽心有不悦，但碍于李钟岳的面子，还是勉强答应了下来。
但虽说如此，作为一个县令，李钟岳是没有能力阻止和改变这件事的，他之所以这么说，就是为了能拖延几天，以便让秋瑾等人逃走。
果然，在数天后，贵福左等右等不见李钟岳的消息，当即就亲赴山阴县县衙，当着面怒斥李钟岳，质问他如此拖延，究竟是什么居心？
临末，贵福恶狠狠的下令，如果再不行动，那就等着一同被问罪吧。
“府宪命令，汝延不执行，是何居心？限汝立即率兵前往，将该校师生，悉数击毙，否则我即电告汝与该校通同谋逆，汝自打算可也。”
到了这个地步，李钟岳也知道无法拖下去了，没办法，他只能是带着士兵，浩浩荡荡的朝着大通学堂而来。
一路上，他还特意制造出不小的动静，就是希望得到消息的秋瑾能赶紧离开，但等到他抵达大通学堂后，眼前的一幕，让他既震惊又失望。
二、
失望的原因，是秋瑾压根就没打算走。
原本，李钟岳想的是，自己拖了这么几天，应该让秋瑾有足够的时间离开，并且，在来的路上，他还制造动静，同样也是这种用意。
甚至，为了避免手下伤及无辜，李钟岳不仅下令兵丁只捕人，不乱射，同时还特意让下人把自己连同轿子抬到最前面，这么一来，那些兵丁们就不敢乱开枪了。
但让李钟岳没想到的是，秋瑾居然没走。
事实上，早在几天前，就有人劝秋瑾离开，甚至有开明的士绅在上海为了寻了一处住处，希望秋瑾能去那里暂避风头。
但不管怎么说，秋瑾始终不同意离开。
对此，秋瑾也有自己的理由，之一，是她要疏散学堂里的师生，不能把她们丢下而自己先离开，第二，在得知表哥徐熙麟被害的消息后，秋瑾已经有了赴死的念头。
当时她就对自己的同伴说过，“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而她，甘愿做那个流血之人。
所以，在李钟岳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那几天里，秋瑾反而十分淡然的在疏散师生，最终，绝大多数人均安全离开，只剩下一小部分人不肯走，他们要与秋瑾一起舍生取义。
到了这一步，李钟岳也十分无奈，最终，他不得不下令，将秋瑾连同其余七名学生一起带走。
而在次日，贵福为了找到秋瑾是革命党的证据，又逼迫李钟岳带着兵丁前去查抄秋瑾的家，对此，李钟岳虽表面上答应，但私底下却想尽办法为秋瑾“打掩护”。
他在抵达秋瑾家后，先是确定了秋瑾平日里居住在哪里，之后要求兵丁不得对该处进行查抄，最终，一帮兵丁果不其然的没有查到任何所谓的证据。
多年后，李钟岳之子李江秋与秋瑾之弟秋宗章在杭州见面，秋宗章就不无感慨的告诉李江秋：
“先姊在家，独居一小楼，所有与先烈来往信件，均藏其中。六月初四大通被查抄时，全家均逃难，故一切未及掩藏。令父李钟岳先生在查抄前，已问明小楼为秋女士所居，故意不令检查，否则必连累多人”
言外之意，若非当年李钟岳设计保护，那么秋家必将因此多人受到连累，此等大恩，犹如再造。
李钟岳此举，自然是想保护秋瑾家人，避免更多人受到连累，但他更想保护和营救的，则是秋瑾本人。
三、
而在公堂之上，李钟岳为护住秋瑾，可谓是想尽办法。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五，按贵福要求，李钟岳在县衙提审秋瑾，按照以往的审讯流程，一般犯人被押上来后，大多会先挨上一顿板子，然后在慢慢审讯。
但这一次，一心想护住秋瑾的李钟岳，却换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方式。
他命人在公堂上设座，请秋瑾安坐于座中，然后清退其他人等，由自己单独对秋瑾进行“审问”：
最开始，李钟岳先问：你究竟是不是革命党？
对此，秋瑾并未回避也更没有否认，早在得知表哥就义的消息之后，她就已经萌生了赴死之心，所以，她十分淡然的回答，“是”。
这个回答，让李钟岳沉默不语，半天之后，他拿出纸笔，请秋瑾写出申辩之词，而秋瑾大笔一挥，写下了那句著名的“秋风秋雨愁煞人”。
可以说，李钟岳对待秋瑾如同上宾，直到事情到了这一步，他还是希望秋瑾躲过此劫。
但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又能如何呢？贵福在得知李钟岳待秋瑾如上宾的审讯过程后勃然大怒，当即怒斥，“为何不用刑讯，反而待若上宾？”
对此，李钟岳的回答是，“均为读书人，且秋瑾一女子，加之证据不足，实难用刑”。
听到李钟岳的这种回答，再结合他之前的举动，贵福明白，指望李钟岳是审问不出自己想要的结果了，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毒计。
当天夜里，他赶至杭州，在面见了浙江巡抚张曾扬后，贵福干脆谎称秋瑾已经“招供”，且证据确凿，而张曾扬在未加核实的情况下，则直接给贵福签发了“就地正法”的手谕。
拿到这张手谕之后，贵福未作停留，又在当天深夜赶回了绍兴，并召李钟岳前来知府衙门，称有紧急公务。
大堂之上，贵福、李钟岳面对面而坐。
贵福掏出手谕，冷冷的说，“李大人，抚宪大人的手谕在此，现令你即刻斩杀秋瑾，不得有误，如拖延不办，我必上报巡抚，治你一个抗命不遵的罪”。
而看到手谕之后，李钟岳大惊失色。
他也知道，这背后必定是贵福在搞鬼，因此他就说，“供证两无，安能杀人”？，但贵福早知道他会这样，因此一拍桌子怒道，“今日之事，杀，在君；宥，亦在君。请好自为之”。
随即，贵福拂袖而去，独留李钟岳黯然神伤。
这一夜，是李钟岳五十多年的人生中，度过的最漫长的一夜，他在跌跌撞撞回到县衙之后，枯坐良久，左思右想均在思索如何才能让秋瑾躲过此劫难，但思来想去直至已过子夜，他都没有想到一个两全之策。
毕竟，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有太多的事情，他没有能力去改变。
最终，时间已经是次日凌晨三时，而按照当时手谕上的要求，在子夜之后，就必须要斩杀秋瑾，至此，无奈的李钟岳，只能安排衙役把秋瑾请到大堂之上。
四、
面对秋瑾，李钟岳这位父母官深感愧疚，他强压着激荡心虚说了这么一番话：
“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谅之也。”
史载，李钟岳在说完这些话后，当场“泪随声堕”，哭泣之中，满是他因无法营救秋瑾而流露出的愧欠。
同在大堂上的衙役，一个个也是“相顾恻然”。
而秋瑾面对这位吐露心迹的父母官，同样也是感谢万分，她知道，正是这一段时间以来，李钟岳对她的保护，才让她活到了今天，也让她的家人幸免于难。
最终，李钟岳问秋瑾还有什么要求，自己一定会想办法帮她完成遗愿。
对此，秋瑾只提出了两个小请求：
之一，请勿枭首；第二，请勿在行刑后剥衣。
1907年7月15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六日）凌晨四点，在贵福的一再催促下，李钟岳被迫押解秋瑾前往绍兴轩亭口。
临刑之际，秋瑾并未有丝毫慌乱，从容不迫的英勇就义，至此，一代女杰香消玉殒。
秋瑾之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很多有识之士纷纷拿起笔杆，在报纸上为秋瑾伸冤。
而对于李钟岳来说，秋瑾的死，让他整个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秋瑾被处决不久，贵福就把李钟岳屡次包庇的事情告到了巡抚张曾扬处，随后，李钟岳被冠以“庇护女犯罪”，最终做革职处理。
史料记载，李钟岳在被离任当天，绍兴的士绅以及民众共数百人，沿街相送，一直送至距离城内三十里之外的地方，依旧恋恋不舍。
面对民众，李钟岳愧疚之心更甚，不由的悲从中来。
“去留何足计，未能保全大局，是所憾耳！”
回到家中，李钟岳始终未能从这种愧疚之中走出来，反而终日不停的念叨，“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他始终认为，秋瑾之死，更大的责任在自己未能护佑周全。
带着这种情绪，李钟岳一直就处在愧疚以及闷闷不乐的情绪之中，尽管时间一天天过去，但也未能让他有丝毫好转，反而在良心的驱使下，让他愈发自责。
并且，他时常拿着秋瑾临刑前一夜所写下的那张“秋风秋雨秋煞人”的遗墨端详，“注视默诵”之余，泪流不止。
最终，他竟萌生了殉身之志。
有了这种念头，李钟岳开始尝试自尽，他曾投过井，也曾趁着家人不注意，在后院的树上试图自缢。
但由于家人对他近来的情绪极为关注，因此，李钟岳前几次自尽都被家人救了下来。
为了让李钟岳打消这种想法，家人在百般劝解之余，也加强了对李忠岳的“防范”，觉得只要看好他，平日里多劝解，早晚他会想开的。
但是，家人小看了李钟岳的死志之坚决。
最终，在1907年10月29日，也就是秋瑾就义的三个月后，李钟岳趁着家人不备，在房间内悬梁自尽，年仅53岁。
写在最后：
若把李钟岳放在数千年的历史洪流之中，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县官而已，比他更具有成就的，大有人在。
但就是他这么一个小人物，却得以青史留名，为什么？
他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之事，更没有改变历史的走向，他只不过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尽到了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之本分。
而正是这一点，却在当时的情况下，极为难得，故而，他值得被后人所铭记。
李钟岳去世后，闻听此消息的浙江民众，无一不为之哀痛惋惜，仅杭州城内前来吊唁的士绅、百姓，就多达三日不绝，上海的《申报》的媒体，也争相报道此事，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续安丘新志》中就记载这一幕，称当时“浙人追思之”。
至民国时期，随着秋瑾被昭雪，李钟岳之神位也得以入祀秋瑾祠，以便供后人纪念这位当年义薄云天的县令大人，而秋、李两家，也自此成为至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