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所有的兄弟们都已沉默不语：德军版兄弟连之派佩尔战斗群的十张面孔（5）“古怪的副官”格鲁勒

1944年12月17日，即突出部战役期间（1944年12月16日至1945年1月25日，德军在比利时阿登森林地区发动的战略反击），在比利时马尔梅迪市附近的鲍格内兹十字路口，德国党卫队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下辖的“派佩尔战斗群”（Kampfgruppe Peiper）的士兵们，在短暂的战斗后即决杀害了 84 名投降的美军战俘。

当时德军将这些美军战俘集中在一个农夫的田地里，用机枪射杀；随后再逐个对未咽气的伤者头部补枪。此事件后称为马尔梅迪大屠杀 （Malmedy massacre）

1946 年 5 月至 7 月美国人对此次屠杀事件进行审判，认定当时党卫队战地指挥官负有指挥责任；在马尔梅迪犯下了实际的战争罪行。

其中被定罪的时任第6装甲集团军司令的约瑟夫迪特里希辩解，他是从希特勒那里得到命令，不得留情，不得抓俘虏，不得对比利时平民表示同情（德国将领战后的惯用伎俩，把所有的锅都甩到希特勒头上）。

审判于1945年至1947年在已停用的达豪集中营中进行，最终判处43名当事者死刑，22人终身监禁，8人短期监禁。不过，死刑判决均未执行，大部分人均在50年代中叶释放。

本文的主角即聚焦于牵扯入此事件中的10名党卫军军人，他们有的可能各位略有耳闻，大部分几乎不为人知。但历史不是只属于星星们，即便是尘埃也应该有其位置，没有炮灰的生命和青春(无论是否自愿献出)，再明亮的星星也会黯淡失色。

本文原作者SF68和catfish，于2008年12月原载于SC论坛

，全文共分为十篇，已发表章节如下：

已发表的有：

当所有的兄弟们都已沉默不语：德军版的”兄弟连“-记马尔梅迪大屠杀”事件中的10张面孔（1）被死神选中的人

当所有的兄弟们都已沉默不语：德军版兄弟连（2）风流的橡叶骑士

当所有的兄弟们都已沉默不语：德军版兄弟连（3）“永远沉默的迪芬塔尔”

当所有的兄弟们都已沉默不语：德军版兄弟连（4）潦倒的普雷乌斯

当所有的兄弟们都已沉默不语：派佩尔战斗群的十张面孔（5）成为国防军中校的死囚

奇怪的副官: 汉斯格鲁勒(Hans Gruhle)-派佩尔副官

生于1919年10月28日

死于1989年10月22日, 殁年70岁

党卫队员号: 400168(1939年加入)

纳粹党员号: 4768601

从照片上看格鲁勒并不是一个有特点的人，让人留不下什么印象，如果不是和派佩尔的名字连在了一起，他注定会被遗忘。

他的履历很简单: 20岁参加党卫队，22岁被选送入军校学习，毕业后先被分配在帝国师，后转至警卫旗队装甲团团部服役。

1942年任党卫队“帝国”师第2装甲侦察营第2连第1排排长时期的格鲁勒（望潜望镜者）

虽然没有什么太突出的战功,但他在装甲团团部工作时间最长，相当了解内情，对后来的战史研究帮助很大。此外他和派佩尔纠结的关系倒是个很好的案例去体现时代的潮起潮落。

格鲁勒何时出任派佩尔的副官呢? 从资料看,诺曼底开战前夕,派佩尔与视察装甲团的古德里安合影留念时，身边还没有格鲁勒的身影, 他选择格鲁勒任副官该是后来的事。

1944 年 5 月 14 日，“警卫旗队”装甲团在比利时林堡（Limburg）豪特哈伦-海尔赫特伦镇（Houthalen-Helchteren）举行的授勋仪式。从左至右时任装甲团第1营副官的格鲁勒、装甲团副官党卫队/党卫队高级突击中队长格尔哈德努斯克（ Gerhard Nuske）和团长/党卫队上级突击大队长派佩尔

同一天仪式上所摄，从左往右派佩尔、格鲁勒和装甲团第1营第7连连长维尔纳-沃尔夫（Obersturmführer Werner Wolff ）。

派佩尔和格鲁勒

1944 年 6 月 4 日在比利时弗兰德斯（Flanders）为警卫旗队装甲团第1营第1连连长波舍克举行骑士十字勋章授勋仪式后，警卫旗队师举行的庆祝冷餐会，从左往右分别是格鲁勒、党卫队第2装甲掷弹兵团第3营营长迪芬塔尔、波舍克、警卫旗队师部IIa参谋（分管人事）党卫队突击大队长弗雷德里希博伊特勒（Friedrich Fritz Beutler，背对镜头者）、警卫旗队师师长/党卫队旅队长兼武装党卫队少将提奥多尔威施（Theodor Teddy Wisch）和 派佩尔

阿登开始时,派佩尔派格鲁勒留下来，负责与师长蒙克的联络工作，对此格鲁勒心里很不痛快，觉得派佩尔不喜欢他，所以才另选波舍克的副官费舍尔随行。

只有在费舍尔因伤下场后，格鲁勒才回到派佩尔身边，从这里看他们的关系似乎不那么融洽。

格鲁勒在诺曼底时的豹式R02号座车

但在随战斗群突围的美国战俘哈尔麦考恩少校（Hal McCown）眼里却不是这样，麦考恩逃回队后在45年1月所写的军情报告,一直是研究派佩尔战斗群珍贵的之一手材料，他生动记载了战斗群官兵关系，战斗素质，突围手段等等。

麦考恩

其中一段就谈到了在派佩尔身体情况出现不测时，是格鲁勒跟随并掩护了派佩尔。他们后来的关系如何不是很清楚，起码在战争结束派佩尔往家跑时，跟他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那４个人里没有格鲁勒。

格鲁勒在党卫队中的晋升记录

格鲁勒的地位在马尔梅迪屠杀审讯时突然重要起来。当时审讯组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在一片混乱中找出真凶，尽管为了调查战争罪行，他们把警卫旗队幸存的所有官兵都集中起来进行审讯，但收获不大，尤其是派佩尔一直不肯认罪。

对此审讯组很恼火也很焦急，马尔梅迪屠杀案公审预定在46年5月开始，4月辩护组就要进驻，但尽管用了种种手段，到3月底派佩尔还是气焰嚣张，在这种情况下,格鲁勒的揭发成了攻坚突破口。

在面对面的对质中, 格鲁勒先是声称对上面发下的命令，他比派佩尔清楚，他确认第6装甲集团军曾发下书面命令要求在战术需要的情况下击毙战俘。

如果这个揭发还有所保留，格鲁勒第二次与派佩尔的对质就刀刀见血了。审讯组告诉派佩尔，他们已经用不着马尔梅迪屠杀案来起诉他了，因为他们手中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派佩尔曾下令杀死单个战俘，这时格鲁勒跑出来对派佩尔说他就是见证。

派佩尔当时写到

从这时起，整个审讯对我无所谓了，战争失败了，仅存的战友之情也粉碎了。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就像疯人院，从精神到肉体，我对格鲁勒，对整个审讯，都无比厌恶...当他们接着告诉我迪芬塔尔少校承认在拉格莱兹(La Gleize)杀了许多战俘时，我的反应自然是当然是我下令杀的....在签了20/30个诸如此类的认罪书后，我迅速成为一个吹嘘自己责任的人，这时如果要我承认马尔梅迪的话，我当然也会毫不犹豫的承认是 *** 的，一切跟本无所谓。

接受庭审的派佩尔（挂42号牌者）

审讯组对此欢欣鼓舞，把派佩尔的认罪看成是里程碑式的重大胜利。 格鲁勒为何要出来指证派佩尔? 据说审讯组先给他看了派佩尔揭发他杀害战俘的伪造文件，格鲁勒为了报复才这样做的。

1948年美军面对一片指责时的解释从另一方面支持了这种可能，他们对记者说:

对派佩尔这样死硬的纳粹来说，你们相信拷打或者羞辱他，会让他召供吗?要获得真相必须打破他们的战友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智取胜。

不管如何，格鲁勒在马尔梅迪审判中被判处20年监禁，几经减刑后，于1952年初释放。

有意思的是,格鲁勒在监狱里为了给派佩尔申请战伤补助，出面证明45年1月派佩尔遭遇了脑振荡 (这个补证对后来战史研究所造成的混乱，是他大概没有料到的。)

此外,他还为了帮派佩尔解脱处决党卫队偷鸡小兵的罪名而跑前跑后（见普雷乌斯章节当所有的兄弟们都已沉默不语：德军版兄弟连（4）潦倒的普雷乌斯）。从这两件事看他们的关系大概有所缓和。

出狱后的格鲁勒在党卫队老兵的眼里有点人格分裂，一方面他致力于辩解马尔梅迪惨案绝对不是屠杀，另一方面他又批评有些人居心不良的历史修正。

在1989年临去世前,他还对德方即将出版的马尔梅迪一书忧心忡忡，担心有人在里面挟私货。他的去世无波无澜，算是善终了。

对于格鲁勒和派佩尔的关系究竟该如何理解呢，大概可以看成人际关系随大时代浮沉的缩影。(这种互相揭发互相指责并不只存在派佩尔战斗群中，在陆军的精锐-装甲教导师里也相当普遍,只不过是背对背的)。

派佩尔1952年在狱中写给他军校校长、后来党卫队第2装甲军军长豪塞尔的一封长信中,谈到了他们的心路历程，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总结。我们把其中的摘要放在这里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不信任与精神上的虚无，取代了过往的袍泽之情。每个人都指责他人的错误，以便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平凡的人类从他的枷锁中解脱，原始的本性再不受自制力的束缚，而从对别人的践踏中得到自我毁灭的 *** ....持续的打击使我们态度粗暴，那些令我们彼此疏远的过程似乎是不可逆的....但是时间不只是分离，也治愈一切...我们终于再度感受到过去前线上的那种清新的同胞之谊...在强迫与寻觅中,我们学会认识自己，在自我批判中丢开盲目与狭隘;在压力与动摇中,我们学会忍耐，在忍耐中我们埋葬那些失落的年代。

1957年时的派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