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最 *** 奸臣，如何搞垮鲁监国
隆武元年（1645年）十月，就在鲁监国为分地分饷问题困扰得不知所措，他明知分饷分地不均，方国安飞扬跋扈侵占兵饷而义军无饷可得，他一再对领义军大臣表示同情之时，却采取了一个惊人的行动，授方国安为大将。
十一月里的一天，冠山绝顶之上筑起了坛台。这天“旌旗蔽空，车马如织”。鲁监国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拜将封群典礼。拜方国安为大将，总统诸营，统一指挥江上抗清大军。
同时进方国安为荆国公，进王之仁为武宁侯。鲁监国本意是举行如此盛大典礼，将激发方国安的忠义之心。结果事与愿违。
1、方国安与马士英、阮大铖合流
方国安，字盘石，贵州贵阳人。崇祯时官至总兵。鲁监国初封为镇东侯，驻严州。本无什么战绩，却能招降纳叛，制造事端。
当南京弘光政权覆亡兵，阁臣马士英挟持太后逃至浙江杭州，欲拥立潞王朱常淓监国，遭到拒绝，并被群臣攻击难以立足。
逃至绍兴谒鲁王朱以海，仍遭严拒，官绅士庶群起而攻之，称其为奸相，必欲杀之。
九江佥事王思任上书请“立斩士英之头，传示各省”，以赎其欺君误国之罪。刘宗周也主张“非斩士英光以收既溃之人心”，他惶惶如丧家之犬，无处容身，最后狼狈逃到严州入同乡方国安军中躲避。
不久方国安又收留了阮大铖。原来阮大铖追随弘光帝出逃至芜湖，弘光帝被俘，他便随朱大典撤退至金华，大典欲留其于军中治事，士民得知后，传檄声讨，称其为逆贼，大典于是将其送至严州。
这样，马、阮成了方国安的座上客。他们共同对所遭不幸愤恨不已，必欲报这种无名之仇。他们投方国安所好，很快勾结在一起。
尽管臣民士庶无一不对马、阮切齿痛恨。方国安却对其十分信任进而上疏请求令马士英入朝，立即遭到反对，张国维“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
而臣下要求遂杀马、阮的呼声仍然不绝，鲁监国却“不能执而诛之。以此赏罚尽失，士气哀沮”。造成恶果，不止如此。他见方国安庇护马、阮二人，不仅不予追究，竟然下令马士英督方国安之军。
除恶不尽，贻患无穷。方国安本来就很少报国之志，马、阮来到后便与其“日议分地分饷”，置国事于不顾。
疯狂地侵夺军饷，致使众多义军无饷可得，逼其遣散不成军，使抗清事业陷入困境。
方国安拜将之后，虽然又组织了大小十余战，但“无败亦无胜”。
因此时清贝勒博洛班师回京尚未返还，清的方针是据守杭州，暂不出击。而蓍积力量，所以此刻方国安军频频出击，不只是虚耗兵力，且潜伏着危机。他本人连同鲁监国对此并不知晓。
鲁监国对暂时的军事相持毫无认真分析以采取积极对策，又重蹈了弘光政权陶醉升平浊乱朝政的覆辙。
2、六奸臣的为恶
鲁监国朱以海宠幸的元妃张氏，是萧山人。
朱以海监国绍兴后，方立为元妃。由于她的受宠，其父张国俊得封伯爵。小人得势的张国俊凭皇亲的关系，“内结阉臣客凤仪、李国辅，外倚悍将方国安、王之仁。颇通贿擅事”。
张国俊等人作威作福，“气倾中外。咫尺大敌，而越城哀衣宽带，歌续宴会如平常”。
他们的所作所为扰乱了朝政。使正直之人寒心，进贤之路堵塞。不久便有客凤仪、李国辅以太监的身份兼制军饷之事发生，又引起朝臣一片反对之声。
鲁监国却不以为然，认为群臣是小题大作不该如此而不予理会。钱肃乐按捺不住心头的义愤，上疏痛揭朝廷存在的严重问题。公开抨击放纵皇亲国戚之失及朝政诸多弊端，且指名道姓。
这是一种勇气。但疏上似乎并未触动鲁监国，却使张国俊及方（国安）、王（之仁），马（士英）阮（大铖），客（凤仪）、李（国辅）之流“恨甚”。
张国俊尤为恨钱肃乐入骨。
这时在宁波抗清举义事变中曾扮演极不光彩角色，乞求饶命而以家资助军的投机人物谢三宾，正积极活动准备混入朝廷。他大肆行贿，打通关节。获得“金万两”的张国俊，便“胁监国，必致三宾于枢要”。
于是朱以海便授命谢三宾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谢三宾的入期入阁，更加剧了小朝廷的混乱，他们沆瀣一气，排挤打击钱肃乐等正直大臣不遗余力。而这时方国安等争饷如故。
进入监国元年（清顺治三年，1646）以后，义军几乎完全处于无饷状态。
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浙东本来是熊汝霖、孙嘉绩首举义旗，率众共同拥戴建立了监国朝廷。
后来“亡将遗兵”纷纷前来，方国安拥重兵权倾一时，出现了“客反居上”的局面。熊、孙等以大局为重，接受这个现实，愿意“与同济难”。但方国安却“逍遥殊无意。一年之中麇饷数百万”。
而这些军饷全出自于当时所控制的八郡之民，百姓负担沉重，弄得“贫富交尽”，这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面对这种状况，拜受礼兵二部尚书的陈函辉长叹道：
“八郡敝矣！诸军犹诛粮无厌，是重弃民也。北来生兵，日益一日，不知此身何所耳！”
他的忧虑全是事实。但可悲的是，从百姓身上残酷搜刮来的军饷，几乎全被方国安等人侵夺，广大义军却全然无份。
3、钱肃乐被逼去职的后果
钱肃乐、孙嘉绩等因无兵饷可筹，再也支撑不下去，他们连名上疏请求放弃兵权，将所部军队归开远伯吴凯指挥，鲁监国不许。
于是钱肃乐又上疏说：
“臣兵不得不散。但臣以举义而来，大仇未复，终不敢归安庐墓。散兵之日愿率家丁数人，从军自效。”
这是沉痛的至诚之言，鲁监国如果能稍作一点主，合理分配一下窘迫的军饷，也不会令义军瓦解，但他却一点主意也没有，只会发出无济于事的“温旨慰留”。
这时反对者们又造谣诽谤说钱肃乐“将弃军逃入闽”，去当隆武朝的大臣。并有风声说有人已派出壮士埋伏于途中准备劫杀。
钱肃乐便不再迟疑，丢下军队，“拜表即行”说：
“臣从今披发入山，永与世辞。请主上加踪迹，断不入闽，以遭殄灭。”
鲁监国得疏后，大惊失色，见这位曾毁家起兵、全力拥戴自己的大臣竟离朝而去，很受感动，但考虑到去志已坚不可挽留，“于是降旨令其往海上同黄斌卿、张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复三吴”。
同时加钱肃乐为吏部尚书兼理户部事。这不啻异想天开！他仍不知钱肃乐何以下此决心。国家已被方国安之流糟蹋得难以为继，空虚得很！不看看义军相继溃散的事实，还谈何雄心勃勃的北伐大业！钱肃乐拒绝了鲁监国授命。
就在这时佥都御史章正宸率领的义军，也因“无饷，乃散军”。当年满怀忠义、满怀希望，惨淡经营起来的抗清义军，这振兴国家的极其宝贵的力量，就这样白白葬送了！
义军溃散，忠臣愤离，监国朝廷国势大坏。
陈函辉对他竭力拥护的鲁监国政权丧失了信心：
“大事去矣！夫无种蠡之才，而有伯豁之佞，何以能久？”
不幸地是陈函辉所言全是事实。“少威断”的鲁监国既无力振作朝纲、纠正时弊，更难驾驭跋扈之臣。
在当时文武朝臣之中，越来越多的是追求个人身家之利，越来越少的是精忠报国之心，贪鄙已成为一种竞相仿效的风气。“诸将骄横，诸臣竞营高爵，请乞无厌。”
而更令忠义正直之臣痛心地是，鲁监国对此竟听之任之，往往尽量满足其无厌之求，溢行赏赐。
他自以为如此便可以拢络人心，安定大局，殊不知乃自乱阵脚。
兵部尚书余煌以沉痛的心情上疏规劝道：
“今国势愈危，朝政愈纷，尺土未复，战守无资。诸臣请祭，则与思先帝蒸尝未备；请葬，则当思先帝山陵未营；请封，则当思先帝宗庙未享；请荫，则当思先帝子孙未保；请谈，则当思先帝光烈未昭。”
这种苦心婆心的劝告，似乎并未发生多大作用。监国朝内已是颓风难挽。
4、江干大捷
鲁监国所任命的大将方国安，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
方国安贪饷恣肆严重地败坏了国事而贻误了战机。
本来监国元年前后的冬春两季，半年多的时间内，是敌人力量相对较弱而监国朝中士气正旺之时，但鲁监国却没有很好利用，以推动战事的进展。
当军饷越来越匮乏，特别是义军已陷入无饷的境地，形势开始急转直下。特别是自春天以来，与跨江相距的清兵，屡次交战均未能获胜，“各营皆西望心碎”，士气低落。
这时王之仁上疏鲁监国说：
“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黄龙之志，乃一败后遽欲以钱塘为鸿沟，天下事何忍言！臣为今日计，惟有前死一尺，愿以所隶沉船一战。今日欲死，犹战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战也。”
自告奋勇，主动请战，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为自甲申（1644）、乙酉（1645）天地翻覆，南明政权相继组建之际，武将们大都拥兵自重，“未建寸功辄封侯伯，竭天下之饷以奉之。平日骄横，卑视朝廷，一闻敌至，莫不逃降。‘战'之一字，虽上趣之不能，而况自请乎！”
鲁监国对此不能不受到触动。
但抗清必须“一乃心力”，全线呼应，彼此协调。由于自方国安任大将军，总统诸营之后，却注意力并未放在抗清事业上，而是“期会不信，调度不灵，故缓急有不相应之势”。尽管江干之上不乏忠义爱国的将士，往往“一处进战，一处退休”。
这种互不协调，使战事难成。所以鲁监国又不能直接去发号施令。对王之仁的请战只有等待时机了。
三月初一日，清军兵船数艘自钱塘江上流而下，督师张国维紧急严令各营守好汛地。
王之仁则驱舟迎战，并急命发炮。“持火者颤不能举，之仁手刃其人，自引火发之，碎一舟。”
当日东南风大起，王之仁率众“扬帆奋击之，碎清舟无数”。张国维随即督诸军助战，“清兵为之少却”。此战取得了胜利。
仅郑遵谦率所部从江中捞取清人所弃之铁甲就达八百余副。这是监国朝自入春以来的之一次抗清大捷，它消除了人们一直对王之仁的种种怀疑。王之仁坚定抗清之志“始如云如日”，大白于天下。对此“江干诸旅莫不称快”。人心为之一振。
5、陆清源之死的真相
鲁监国毕竟是一国之主，他没有忘记抗清复国的大业。他也许很清楚该如何去调动臣民士庶的抗清积极性。
三月十九日是崇祯帝殉国的忌日，即所谓大祥之日。鲁监国下令“三军缟素一日”，并于朝堂设祭，亲自哭临。
想借此激发众人的同仇敌忾之心，以全力抗清。可是不久，阅使之事，又使他恐惧得不知所措。
三月初，隆武帝遣佥都御史陆清源解饷十万，犒师浙东江上诸军，不论它内含多少政治目的，但对抗清事业毕竟是件好事。结果为方国安部下所杀。
原来，当陆清源来到后，方国安令人将饷册交与陆，使其按名册颁发，名册中首列马士英之名，清源将其抹去。马士英大怒，于是挑动国安军中将领斩杀陆清源，同时“纵马提饷”。并且发出檄文“数隆武罪”。把事情弄坏。
张国维听说后，叹道：“自我戕毒，祸不远矣！”
但更恐惧的要数鲁监国，本来他不接受隆武帝之诏已属理亏，此事他更觉理亏且无法交待。生怕被激怒的福建方面发兵来讨。于是“定议抽兵属国维西征”，改令礼部尚书余煌兼兵部尚书，督师江上，“而事不可为矣”。
尽管形势愈加严峻，但不久海上出师的捷报又很使他兴奋一番。四月份，兵部主事王正中率师渡海盐攻下了澉浦城。
五月，黄宗羲率孙嘉绩、熊汝森之义军与王正中合师共3000人，连同太仆寺卿陈潜夫、兵部主事吴大斌、查继佐所率数百人，共同凌海驻扎谭山，准备攻取海宁。这是监国朝将士于最困难时期，由忠义所激的最出色表现。
6、方国安之流降清
但形势的突然恶化，一切成就都又付之东流。
五月中贝勒博洛奉命率师再临杭州，清兵实力增强，士气大振。准备渡钱塘江，挥师东进。而这时自春以来浙江一带大旱无雨，问来波涛汹涌水深江阔的钱塘江变得流细波微，水势枯落。
这对把钱塘江做为天然屏障的明军来说极其不利，岌岌可危。而清军就是因为江水难渡而发动不了攻势，当探得此情之后，便于二十五日，以数十骑试渡不及马腹深的江面，向东岸挺进。
结果，方国安所在的七条沙一带“营头尽散”，二十八日方国安率所部溃逃。二十九日绍兴城得到清军渡江的警报。
当时“江上诸营俱未动、北渡者少”，仍可组织力量抵御。大学士陈盟进劝鲁监国“作亲征六诏，飞递江干”，但这时方国安的将士及其家眷均已拥进绍兴城。
鲁监国惊惶失措，拿不出主意，开始做逃跑的准备。次日便在方国安军的簇拥下逃离绍兴至台州。
其时，方国安已接受阮大铖之计，准备劫持鲁鲁监国降清。特令人看守，而暗中联系降清事宜。鲁监国很快发觉此事，恐惧万分，幸亏看守者患病，鲁监国密令兼程赶来扈驾的张国维等将其袭杀，而乘机逃脱。此刻陆地之上他已难再立足，便从海门仓惶入海，踏上了逃亡之途。
鲁监国脱逃后，六月初一日，清兵进占绍兴。方国安、阮大铖、谢三宾、方逢年等不战屈膝降清。
但其他文武大臣则不负良知及起兵时之誓言，慷慨赴义，写出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7、鲁监国朝的“殉国者”
当方国安挟鲁监国逃出绍兴城时，众人有提议据城抗清。
兵部尚书、督师余煌叹息道：
“数万军犹不能战，乃以老弱守孤城，是聚肉待虎也。”
于是大开诸门，任民避难。因此“一城获全”。之后，他投水而死。礼部尚书王思任，当城破后，绝食而死。陈函辉因追随鲁监国不及，半途相失，返回台州，入云峰山自缢死。死前作六言绝句十章，表明了心迹。
其一云“生为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云深处，萧然一无所累”。
当五月二十八日方国安于江干拔营溃逃，各营随之溃散。二十九日钱塘江上只剩王之仁一军尚在，并做由江入海的准备。张国维对王之仁说应抽兵5000分守各营，守住江面抵抗清军。
王之仁流泪说：
“吾两人二年心血，今日尽付流水，坏天下者非他人，方荆国也。清兵数十万屯北岸，倏然而渡，孤军何以迎敌？吾兵有舟可以入海，公兵无舟，速自为计。”
这说的是实在话。
张国维迫不得已，与王之仁作别后便整顿部队追扈鲁监国。辗转追赶到台州后，因无船下海，六月十八日，折回老家东阳，准备治军再举。7天后清兵攻占义乌，东阳不守。亲众劝其转入山中以图后举。
张国维长叹道：“误天下事者，文山、叠山也，一死而已。”
二十六日清兵逼至，张国维整好衣冠东向再拜，说道：“臣力竭矣！”作《绝命诗》三章投入园池之中而死。
王之仁当张国维率军走后，将妻妾子女尽沉于蛟门水中，“捧所奉敕印，北面再拜，投之水”。“乃立旌旗，鼓吹张盖”，泛海至松江。
清兵以为其来降，便将其拥至南京。他“峨冠大袖，肩舆而入。百姓骇愕聚观”。他从容入见清江南经略洪承畴，“自称前朝大帅，国亡当死，恐葬于鲸鲵，身死不明，后世青史无所征信，故来投见，欲死于明处耳。”
洪承畴待之以礼，劝其剃发投降，之仁不从。遂于八月二十四日被杀。而太仆寺少卿陈潜夫于城破日“合室沉河”殉国。大学士朱大典围守金华，清攻月余不下，后以红衣大炮破阵，大典“合门纵火焚死”，其他从容就义者大有人在。
而既未出海又未暴露目标者，则暂时隐忍，蓄积力量以图后举，如所谓“六狂生”中的华夏、王家勤等人，不久又开始了抗清活动。
但鲁监国去而不返，飘泊海上，再无还陆之可能，各支抗清力量终因缺乏统一领导与协同配合，而旋起旋落，不过空发出悲壮的音符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