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言，当年张学良看到蒋介石写的日记后痛哭流涕，悔恨自己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1936年12月25日，在 *** 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提议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关于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对西安事变的某些基本问题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有一条是：蒋介石在西安获释是因为他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但是自西安事变至蒋介石去世，蒋介石都一直隐瞒自己获释的真相。
有传言，当年张学良看到蒋介石写的日记后痛哭流涕，悔恨自己发动了西安事变，这事是真的吗？
蒋介石在西安被拘时，他就为来日一旦被释放酝酿了一个保全面子的说辞，这也是为什么没有留下任何手签字据而只留下口头保证的原因。蒋介石在回到南京后即抛出了一篇《对张、杨的训词》，说在西安期间他随身所带的日记和公文等“总共不下十万余言，尔等均已寓目”，“总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于是，这样的说法随即被宣传开来：蒋介石之所以获释返回南京是因为14日张学良、杨虎城看了他的日记后，看到了他的抗日救国计划，被他的“伟大人格”感动，“勇于改过”的结果。
这算是首次披露张学良“看日记”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但有意思的是，就在14日晚8时，张学良还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了公开讲话，张学良严厉批评蒋介石的“误国”，“希望委员长能有更大的反省”。由此看来，张学良的早晚言行判若两人。这个“看日记”以至于“愧悔”之说有可能吗？
不过，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都充斥着这个“看日记”的说法。例如，当时在上海发行的、畅销海内外的《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鲍惠尔就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在答复（张学良）有关对日政策的批判方面，蒋委员长把他的日记拿给张学良，从这本日记中，张学良之一次获知委员长内心最深处对日本的想法，以及他对统一全国，准备与日本摊牌的努力。张学良对蒋委员长日记中的一段祈祷文，印象尤其深刻。这段祈祷文是蒋委员长祷告能有十年时间，让他为国家准备一战。这段祈祷文是五年前写的。”
这段回忆很值得回味。蒋介石把日记拿给张学良看的，那么也完全存在一种可能，即这个日记在张学良看到前，蒋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甚至可以写到五年前。而这个“五年”时间点的设立，是很有考量的。因为谁都知道，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际上长期对日本采取的政策是妥协退让，到1936年正好是五年。这样看来，“日记抗战”的说法是相当到位的。
从西安事变后到1955年的18年间，除1937年12月蒋介石发表了一篇《西安半月记》作为 *** 方面的官方基调来反映这个事件外，不论是国、共两党还是社会舆论，对这个历史事件虽不时有所提及，但都没有再就这个事件做出翔实的叙述。直到1955年，西安事变见证人之一的郭增恺在香港《热风》杂志发表《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对所谓的张、杨看日记后受感动，幡然悔悟一说表示质疑。蒋介石对此文很恼火，他一面派特务给郭增恺寄去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一面启用已被他长期软禁的张学良。
1956年12月20日，蒋召见负责管理张学良的保密局少将刘乙光，命刘将郭增恺的文章转交张学良，要张加以驳斥。张于是在题为《概中国文人之无行》的文章中写道：“有郭增恺其人者，当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职，为杨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耻者。”“我等当年读过蒋总统日记之后，自认抗日之事已有着落，追悔孟浪，不明领袖谋国苦衷，恭送总统回京，自动随从请罪。”这件事，最后还是由张学良在美国的经纪人出面斡旋，由张出资6100美金封口了结。
1956年12月20日，蒋召见负责管理张学良的保密局少将刘乙光，命刘将郭增恺的文章转交张学良，要张加以驳斥。张于是在题为《概中国文人之无行》的文章中写道：“有郭增恺其人者，当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职，为杨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耻者。”“我等当年读过蒋总统日记之后，自认抗日之事已有着落，追悔孟浪，不明领袖谋国苦衷，恭送总统回京，自动随从请罪。”这件事，最后还是由张学良在美国的经纪人出面斡旋，由张出资6100美金封口了结。
后来史学界此事的看法有了基本共识，即认为“蒋介石及其编纂者屡次加工，内容已不能反映日记原貌”。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日记作为史料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