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从监狱出来的丁玲被下放到了山西长治

1975年，从监狱出来的丁玲被下放到了山西长治。长治市的嶂头村离市区十多华里，位于太行山麓脚下的山坡上，此处的山叫老顶山，当时的长治市老顶山人民公社机关就设在嶂头。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她的生活充满传奇色彩，从她的早年到晚年，每一个阶段都极具戏剧性。

丁玲早年就展现出了她的文学才华。在二十多岁时，她的《莎菲女士日记》不仅赢得了广泛的关注，还引起了鲁迅先生的注意。之后，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是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在此期间，她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和未完成的《在严寒的日子》同样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然而，丁玲的个人生活同样引人注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她的情感生活与她的文学创作相互交织，形成了她独特的文学风格和视角。她与多位文学界和政治界的重要人物有过深入的私人关系，包括瞿秋白、沈从文、胡也频等人。特别是与胡也频和冯雪峰的关系，这段复杂的情感纠葛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

1937年，丁玲的生活轨迹发生了重大转变，她从 *** 的监狱中释放后前往了延安。在那里，她不仅获得了 *** 的赏识，还被赋予了词《临江仙》。延安时期的丁玲，从文学的 *** 变为八路军的武将军，其生活和身份的转变同样映射了那个时代女性角色的转变和多重性。

在延安，丁玲的个人生活依然充满戏剧性。她与比自己小十三岁的剧作家陈明坠入爱河，并持续了一生。

1975年的夏天，年近70岁的丁玲抵达了位于长治郊外的嶂头村，她的身边是她的丈夫，陈明。这对夫妇的到来是村民们议论的焦点，丁玲在遭受政治迫害后，她被安排在这里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

当局对丁玲和陈明的安置显得有些仓促。他们初到村中，被安置在一处因风水被认为不佳的荒院中。这个院子曾是一对孤寡老人的居所，门对着山包的缺口，村里人认为这会带来不良影响。尽管如此，丁玲和陈明却对这一安静之所颇感满意。

尽管居住条件简陋，丁玲和陈明很快适应了农村生活的节奏。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形势的逐渐缓和，他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1976年春天，当局专门拨款改善丁玲的住房条件，建造了五间北房，并设施齐全，包括接入自来水。这样的生活条件在当时的农村是非常罕见的。

除了物质条件的改善，丁玲的精神生活也极为丰富。她种植各种蔬菜，养鸡，并与村里的老妇人交流烹饪技巧。尽管表面上与村妇无异，丁玲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气质和生活方式。她订阅《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继续进行写作活动。

丁玲的文学活动并未因环境的艰苦而停止。她在农村的岁月里写了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虽然知道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无法发表，但她依然坚持自己作为作家的职责和生命。她的坚持和执着让许多文学青年和同道中人对她报以极大的敬意和关注，她的住所经常接待来访的文人墨客。

1979年，丁玲结束了在长治的生活，返回北京，这一年，她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在北京的最后岁月里，丁玲的生活和事业都十分活跃。她不仅持续创作，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多次应邀前往海外进行学术交流。她的足迹遍布美国、德国、法国等国。特别是在法国，她不仅进行了系列讲座，还有幸与当时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会面，这一事件在文化交流史上颇具意义。

丁玲的文学作品在晚年依然光芒四射。尽管她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未能完成，但已发表的章节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其中深刻的历史感和对人性的细腻描绘引起了广泛关注。这部作品虽未完结，但其已公开的内容足以让人窥见她对社会底层生活的关注和同情。

丁玲的晚年虽然面临身体的多重困扰，但她的精神世界依旧活跃。在《我与丁玲五十年》一书中，与她有深厚友情的陈明回忆了与丁玲的种种往事。

1986年，丁玲逝世，终年82岁，她的去世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她的文学遗产和她复杂的生命历程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来自 （日）奥野信太郎著. 中国人的想法[M].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