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后人误解了微子启吗？
是后人误解了微子启吗？
历史很有意思，关于宋国开国之君微子启，历史的记载就分歧很大。有人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投降派，是商朝的叛徒、内奸，是他勾结周部落推翻了商朝。有人的观点，则和这个说法完全对立，认为微子启是位圣贤。
微子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众所周知，微子启是商王帝乙的长子，还是殷商最后一个王-帝辛的庶兄。《史记》中记载：“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但商纣王“ *** 于政”。“微子数谏，纣不听，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灭璇国，惧祸至，以告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于是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曰：‘……如之何其？’太师若曰：‘王子……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遂亡。”《史记》中的这段话大意是说，微子启多次劝谏纣王，而纣王根本不听，可谓是上不畏天，下不畏民，根本不采纳长者老者的意见。微子启打算一死了之，或者离开纣王，在困难的抉择之中，他去征求太师、少师的意见。太师、少师告诉他，假使真能救治商朝，国家治理好了，即使自己死了也是值得的。如果国家还得不到治理，那就不如远走他乡。于是，微子离开了商朝。
《史记》中还有一段关于微子启的记载：“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这段文字是说，周武王伐商纣王，攻克殷王朝,微子启就拿着祭祀的器具来到武王军门前，他袒露上身，双手反绑，左边牵着羊，右边拿着茅，跪地而行。于是，武王就释放了微子，恢复了他原来的爵位。
基于这段记载，宋末元初著名道士杜道坚在《道德玄经原旨》中说：“微子抱祭器而归周，轻则失臣也。”认为微子启如果做了记载中的那些事情，说他是叛徒也不为过。
反驳的意见有很多，并已经指出，微子启并没有投降周。徐孚远说：“故《史记》言纣之将亡，其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而后儒之传误以为微子也。”这里所说的，其实便是太师疵、少师强见纣王已不可救药，抱着商朝宗庙祭器出逃的事情。由此推断，说微子启在商朝灭亡前夕“抱祭器而归周”是错误的。
明代学者张燧在《千年百眼.微子不奔周》中也驳斥说：“微子左牵羊，右把茅，皆必无之事。肉袒面缚，盖出左氏之诬也。史曰：‘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岂待周师至而后面缚乎？……刘敞曰：古者同姓虽危不去国。微子，纣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论语》云‘去之’者，去纣都而遁于荒野也。一时武王释箕子之因，封比干之墓，而独不及微子，以微子遁野未之获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后，而微子于此义始不可辞耳。前曰奔周之说，毋乃疏谬已乎！”
《商丘县志》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及武王入殷，复商容位，释箕子囚，封比干墓，推恩迨遍，未及微子，以其遁去而未之获也”。书中还从文字释义方面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认为《史记》中说微子启双手反绑而面对胜利者（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是一人而四其手矣”。
明朝进士翁金堂作《微子论》，指出“迎附之说，前无所见，特始楚人，楚人入许，而许男肉袒膝行，以迎楚子不知所礼也。其臣逢伯，乃述武王见微子之礼而楚人用之，不过卷传古典，以决事实，使人不疑，所行一时权宜术耳，固非诚谓微子归周屈降如许也。司马迁不识此意，以为事实取而用之，世家疏略轻信，病正在此，而后人则以迁史为信史也”。说明微子启“投降”的事情，最早见于蔡穆侯带领许国国君许僖公，到武城向楚成王谢罪的记载。这件事情，不过是为满足需要而杜撰出来的。
翁金堂表明自己的观点，“武王克商，微子既已归周，则其时武庚封殷矣，其子已封朝鲜矣，武王何待而不封微子，有置身何所，而待命耶，说之不通。莫此甚者，特以周至叔世讹言兴矣。好事者喜而诞语，以诬圣贤，而或天下……达者其何云评：可为微子洗冤”。
关于微子启在商朝灭亡前所处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吕氏春秋》中的记载，武王即位后，“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共头之下，皆以一归”。
这段记载说明，武王即位后，派保召公到共头山下找微子启，并与微子启盟誓，让其世世代代为诸侯之长，奉守殷的各种正常祭祀，允许供奉桑林之乐，把孟诸封为其私人封地。两人准备了三份内容相同的盟书，涂上祭品的血，一份盟书埋在共头山下，两人各持一份而归。
明末著名诗人学者徐孚远说：“《史记》言微子持祭器造于军门，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夫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复微子之位，则是微子与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后武庚之郑，微子何以初无异同之迹？然则武王克商，微子未尝来归也。”徐孚远这里不过是历史的误解。
历史上已经有这么多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来看，这些驳斥微子启是叛徒、内奸的观点证据确凿，理由充分。因此，微子启是“投降派”的说法当属是以讹传讹。历史的真相应该是《吕氏春秋》中记载的那样，武王即位后，“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请微子启出山。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召集门下食客所著。《序意》写道：“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这说明，此书试图归纳出治乱存亡的历史经验，形成对寿夭吉凶原因的深层认识，解释并验证天地人之间的一切现象，使是与非，可与不可的道理，呈现于人。
为了精益求精，吕不韦曾命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于咸阳的城门，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给千金。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包括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这说明，此书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
看一下宋国的历史，便可分析出这种历史的误解出现的原因。宋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是周朝“兴灭继亡”所封的一个国家，是商朝和商文化的继承者。虽然是“上公之国”，但周朝的很多诸侯都是周武王分封的姬姓宗室和功臣。这些诸侯国的统治者和文人，对文化习俗上仍保留很多殷商内容的宋国看不惯，以歧视和嘲笑对之。传到后世，这些歧视和嘲笑被记载下来，便成了后人对宋国历史各种误解的根源。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