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友人忆鲁迅:918事变后调侃“排日”,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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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鲁迅对内山说:“老板,孔老夫子如果此刻还活着的话,那么他是亲日呢?还是排日呢?”内山笑道:“大概有时亲日,有时排日吧。”鲁迅听了,就哈哈大笑起来了。
(鲁迅 资料图)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作者:游有方,原题为:《鲁迅对日军侵华的态度》
这篇文章,完全是因为《“一二八”事变时期的鲁迅》一文(3月6日本版)。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坚决抵抗。鲁迅的寓所就在日军司令部附近,“遇战事,终日在枪炮声中”(鲁迅日记),更有一颗子弹洞穿而入,后又遭到日军搜查,处境非常危险。在内山完造的邀请下,鲁迅及周建人一家搬到内山书店,厚被子遮窗熬了一星期才移往别处。可是对这段日子,鲁迅日记却“失记”,这让作者非常困惑。须知,在此期间内山书店成了日军的“后勤部”,“日 *** 员加入了在乡军人团做警卫工作,店内不断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军的军人进食”(许广平语),此等情形鲁迅不会不知道,但怎么就那么平静呢?更让作者不可思议的是,值此民族危亡之际,鲁迅在买书饮酒之余竟有心情“邀妓”!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我查了手边几本鲁迅传记,确实都没有人说这一段。比如朱正《一个人的呐喊》摘录了1月28日到2月6日的日记,但并未对“1月31日至2月5日 失记”特别在意,只是摘引了鲁迅致友人的三封信加以补充。曹聚仁《鲁迅评传》根本没有提到此事,却介绍了内山完造回忆录中的一个片段。有一天,鲁迅对内山说:“老板,孔老夫子如果此刻还活着的话,那么他是亲日呢?还是排日呢?”内山笑道:“大概有时亲日,有时排日吧。”鲁迅听了,就哈哈大笑起来了。考虑到鲁迅和内山笑谈是在1931年后,“民族之间的情绪,紧张到那么程度”(曹聚仁语),会不会更加觉得不可思议呢?何况鲁迅在上海的住所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且其在重大困难时差不多总能获得日本人内山完造的帮助(而当年就有人指责内山是一名日本间谍),鲁迅的“民族立场”何在?
其实,鲁迅当然是反对日军侵华的。比如在回答“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时,他使用了“日本帝国主义”一语。在《“友邦惊诧”论》一文中,更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这样痛切的指斥。林贤治在其《鲁迅的最后10年》一书中指出:在鲁迅看来,“日本就是两个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日本与人民的日本,战争的日本与和平的日本”,“目前在经受着前一个日本的侵略和奴役的情况下,则必须驳斥诉诸‘亲善’‘提携’之类为不抵抗主义张目的论调;惟以坚决的抵抗,才能迎来后一个日本,也即中日民族平等共处的将来”。
不过,鲁迅确实不是个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他首先是个个人主义者。在中日民族冲突如此紧张之下,作为个体的鲁迅和作为个体的内山完造仍然保持深厚的私人情谊,多半也要从这个角度来寻求理解。还是林贤治指出的,鲁迅看待国家和民族问题的立场,乃是有权者和无权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显然超越了简单的国家和民族分野,因为日本和中国都有压迫者,也有被压迫者。循此逻辑,最令鲁迅有压迫感的未必是日本侵略者,反倒是中国有权者,事实上鲁迅晚年的更大痛苦来源恰恰是 *** 的文网。吊诡的是,这一点可能被日本“利用”了,而鲁迅又“利用被利用”得以在险境中存活。“一二八”事变,鲁迅似乎只是以“中华连年战争”之一视之,不同之处在于“未有切近如此者”。在民族分际上如此“无态度”,应非鲁迅难得糊涂,而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