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时期北京：中华民族聚合与发展的中心
肖小勇 史浩成
在清代，满文在文牍中与汉文并用，用满文书写了大量公文，并编写书籍，翻译了《资治通鉴纲目》等大量汉文典籍。这是满汉文化交融的生动体现。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 *** 一直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角度出发，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内涵的理解。经过多次阐释，中华民族被认为是一个历经沧桑、多元一体、独立自主、坚守统一、凝聚力强大的民族实体。虽然中华民族的概念起源于近代，但其所涵盖的民族实体鲜明且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中华民族是彼此交融、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大家庭，是历经五千年文明传承，肩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重任的超大规模民族共同体。
作为自辽代至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辽金元时期，作为都城的角色更为显著。辽金元时期正值中华民族聚合、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北京地区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各民族交流、交往、融合的历史态势。在这一阶段，北京地区的考古成果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共同尊崇“中国”认同、共同构建“中国”都城以及共同传承“中国”制度。
共同尊崇“中国”认同
契丹在占据幽云十六州之后，自称“中国”，并将辽人称为“中国之民”，力求确立“中国”的正统地位。金朝成立后，立即宣布取代辽朝的正统地位；在占据中原后，更自称“中国”，宣称自己是黄帝的后代。海陵王完颜亮曾表示：“天下一家，方能确立正统。”元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的局面，实现了空前的统一，深化了大一统制度的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格局。在此过程中，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华”和“中国”认同的核心要素和深层动力。
辽金元时期，儒家文化与佛教、道教及 *** 教等多种宗教元素逐渐融合，孕育出独特的“三教合一”文化现象。辽太祖、金熙宗及元朝统治者均对儒学给予高度尊崇，通过修建孔庙、亲自参拜等方式，确立了儒学在这些朝代的正统地位。元大德十年，大都孔庙建立，供奉孔子塑像，尊其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正式列入国家祀典。同时，房山云居寺石经的大规模刊刻、“契丹藏”的印制等，均体现了对佛教文化的深深敬意。元朝时期，蒙古皇室特别推崇佛教，元大都的佛教事业因此得以空前发展。统治阶层广泛兴建佛教寺院，并慷慨赐予大量土地田产以资供养。皇室成员出家为僧、参与佛事活动、亲自受戒受法渐成定制。这些措施无疑彰显了对佛教文化的深深尊崇。在这一历史时期，儒、释、道三者相互汲取思想资源，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文字发挥着教化的功效，契丹、女真、蒙古在正式建立政权之前，虽有语言却无文字。经过与中原 *** 长时间的交往，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各民族纷纷参照汉字创立了自身的文字，这彰显了中原文化向全国“边缘”辐射的成果，反映了各民族在天 *** 系内自觉地向更为复杂、深刻的文化形态发展。在北京地区发掘的众多辽金元墓志中，辽代张氏、韩氏家族墓志采用汉字楷书，金代的乌古论窝论、乌古论元忠、鲁国大长公主以及蒲察胡沙等女真族墓志亦为汉字所书。元代，铁可、耿完者秃等少数民族的墓志依然使用汉字。由此可见，汉字成为各民族间的文化纽带，展现了中华民族凝聚的文化特质。
在音乐与绘画艺术的交融中，多元一体的时代特质得以凸显。北京地区辽金元时期的壁画墓见证了音乐与绘画技艺的高度结合。韩佚墓壁画中的三扇花鸟围屏，以红色边框描绘出盛开的山茶花与飞翔追逐的山雀，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刘六符墓壁画中的飞鸟、花卉等元素，均彰显了中原文化的独特韵味。金代赵励墓的壁画散乐图展现了大鼓、腰鼓、横笛、觱篥、琵琶、拍板等各类乐器的演奏场景。这些壁画均反映出当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为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提供了历史实证。
共同构建“中国”都城
辽金元时期，北京作为三朝都城，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在这一时期，辽金元王朝相继在北京营建都城，不断吸收并融合中原王朝与本民族特色，塑造了独特的都城营建规制，为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北京都城的建筑风格呈现出中原汉族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风貌，主要特点包括三城环抱与宫城南向布局、沿水而建的都城及其周边环境规划、中轴线与街道 *** 的构建，以及商业市场设立、城市水系及运河的发展。这一都城模式彰显了多元文化交融的态势，推动了民族交流、商业繁荣与人口流动，增强了文化认同。
辽金元时期，北京作为都城在营建过程中，众多民族，尤其是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日益加强。他们共同参与并推动了都城的营建工作，既体现了对“中国”都城的共同构筑，也伴随着各民族间的战争与冲突。然而，这些纷繁复杂的互动与冲突，最终在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历史大势下得到了整合与统一，共同塑造了北京这一多元文化交融的中心城市，使之成为各民族共同生活、居住和开展贸易往来的重要场所。
通过辽金元时期北京都城的营建布局，可见这一时期各民族间的互动与交融。北京都城在建设过程中不断吸收与融合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特色，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都城营建规制。元大都作为辽金元时期“中国”都城的典型代表，展现了多元文化融合的趋势。北京都城的建设促进了各族居民之间的民族互动与交往，推动了城市商业的繁荣和人口流动，强化了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北京都城的规划管理体现了对各民族文化的尊重与学习，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风貌。这一模式对明清北京都城的规划与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展现了中华民族内部凝聚与整合统一的历史趋势。
共同传承“中国”制度
辽金元政权在制度实践中体现为共同遵循“中国之制”，即在礼制、官制、行政、科举、律法等方面，继承隋唐以来的中华传统政治制度。同时，结合自身情况，不断丰富治理经验，为后世大一统行政制度的发展奠定基础。辽朝在制度上延续“中国”正统，从兼采辽服、汉服到大面积采用汉服，北京地区辽金元壁画墓中均可见到汉族服饰的侍从、官吏等人物形象。女真曾实行勃极烈制，攻取辽、宋时，将所获礼乐仪仗、图书文籍等运回都城，开国礼制参照辽宋。北京地区出土的辽金元墓志中，均有墓主人官职身份的记述，如《张馆墓志》提及“诸宫提辖制置使”、《王泽妻李氏墓志》见“知延庆宫（辽兴宗所置宫帐）提辖”、“两宫提辖”等，均是对官职方面的承袭。
元代的一体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融合，各族人民交往交流的意愿主导地位始终不变，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的深度持续发展，成为历史进程的主流趋势。这正是元代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作出的重要贡献。在这一大一统的格局下，全国性的交通 *** 应运而生，为统一贸易市场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元大都时期，将都城的水系从莲花河水系（金中都）调整至高梁河水系，并与漕运系统中的通惠河段相连，实现了北京都城内外水系的整体贯通。此举不仅推动了北京都城运河水系的建设和发展，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明清时期，北京城仍部分保留了辽金元时期的都城水系。在元朝广袤的疆域之中，众多 *** 迁移至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甚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边疆各民族的迁徙潮源源不断，进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地区，族群相邻杂居、互动频繁成为常态，族际通婚现象也逐渐普及。北京地区出土的元代墓志，如耶律铸、张弘纲、铁可等人的生平，便是民族融合的生动体现。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化得到进一步壮大，原有的夷夏对立观念已不再是主流。
在中华民族内聚与发展的过程中，众多熟稔儒学、精通佛道、擅长诗书的“华化”西域人士，逐步转变观念，弃武从文，热衷于诗书之学，注重礼乐之道，逐渐融入华夏文化，并在文章学术领域取得了优异成绩，如耿完者秃、也黑迭儿以及张浩等。此外，辽金元时期北京地区的墓葬中出土的瓷器等，均在继承学习汉族制瓷技术基础上形成了民族特色。辽南京的龙泉务瓷器窑址中发现的窑炉、窑具以及瓷器等，揭示了其工艺技术的承袭与发展。这些事实皆反映出辽金元时期北京地区在中华民族内聚与发展上的重要性。
从总体上看，北京作为中华民族汇聚与发展的重要核心，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辽金元时期，其作为都城的地位更为显著。北京地区的考古发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一时期各民族之间交流、互动与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共同尊崇“中国”认同、共同构建“中国”都城以及共同传承“中国”制度，构成了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主要特色。这些考古发现还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多元文化融合的趋势。同时，这些考古发现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的历史趋势。
（作者分别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丝绸之路与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