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奥斯曼末期的遗迹，感触帝国的余晖与挣扎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马尔马拉海的交汇处，远眺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区（法蒂赫区），或是站在14世纪热那亚人所见的加拉达石塔上俯瞰：一座座巍峨的 *** 寺，矗立在不同的山丘之上，碧海蓝天的映衬下，格外壮美，诠释了这座千年古都“七丘之城”的美誉。
苏莱曼尼耶 *** 寺、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及旁边的蓝色 *** 寺，这些构成老城区天际线的宏伟建筑广为人知。但当你走过一座座带有欧式风格的奥斯曼建筑前，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与君士坦丁大帝运来的埃及方尖碑、阿波罗之柱，以及查士丁尼重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些千年古迹相比，这些近代建筑的历史也就100多年，显得格外年轻。
但它们同样沧桑，其古典与近现代相结合的建筑风格，将 *** 的艺术传统与与欧洲近代工艺完美结合在一起，向世人展现着帝国最后的辉煌，以及背后的挣扎与艰难。
法蒂赫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更大的地区，是市内的中心区域，即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帝国苏丹 *** 二世攻取的伊斯坦布尔，故法蒂赫至今被称为“真正的伊斯坦布尔”或“原始的伊斯坦布尔”。图为1890年的伊斯坦布尔老城区 法蒂赫 。
奥斯曼的“洋务”先驱
但在底万大街的西端，有一座八角形的大理石白色建筑，上有穹顶，显得格外别致。
这座建筑并不高大，却不乏雍容华贵的气势。在它西侧100米左右的地方，也就是叶尼舍里大街（Yeniçeriler Cd.）的东端，还矗立着一根包裹着黑色钢箍的石柱。这根石柱是1700年前君士坦丁大帝为了装饰新首都，从罗马搬运过来的阿波罗之柱。
与这座千年遗址相比，这座白色大理石建筑修建于19世纪中叶，其历史都比不过前者的零头，但两者都体现了环地中海世界两大帝国的挣扎。
右侧是白色大理石穹顶建筑，左侧可见君士坦丁大帝搬来的阿波罗之柱 本文除注明外图均由作者本人拍摄
这座白色的大理石建筑深处闹市，周围不但有着土耳其人自己的商店、餐厅，还有星巴克、汉堡王这些国际连锁快餐。但令很多人想不到的是，这是一座安葬着三位苏丹的陵墓！中国的帝陵绝大多数都在远离市井的郊外，周外还是茂密的树木，这反映出生死观的差异。
官方给这座建筑标注的英文名称是“马哈茂德二世的陵墓与陵园”（Tomb and Cemetery of Mahmud II）。是的，这座为安葬马哈茂德二世苏丹（在位1808-1839年）而修建的穹顶建筑，还连带着一个不大的陵园，“安葬着大臣、作家、诗人，他们大都于1840至1920年间安葬于此。”
从陵园进入这座大理石穹顶建筑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大殿。殿门的牌匾上书写着精美的“泰斯米”，殿内安放着马哈茂德二世、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位：1861-1876）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1876-1909）这三位苏丹的棺椁，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皇室成员。
这座陵园的管理体现了伊斯坦布尔的开放与包容。与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及托普卡帕宫等“博物馆”不同，它与伊斯坦布尔的很多 *** 寺一样，并不收费，也不限制任何人参观。
马哈茂德二世的陵墓与陵园殿内穹顶，水晶灯是当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所赠。右为 拿破仑三世所赠的挂钟。
这座陵墓是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在位：1839-1861）为其父马哈茂德二世所建。图中的水晶灯是当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所赠。此外，殿内还有拿破仑三世所赠的挂钟。这就反映了当时奥斯曼与英法良好的外交关系。
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就是搭乘英法的战车，取得了对俄罗斯的胜利。甚至这一时期著名的“坦齐马特”改革，多多少少也有带有迎合英国价值观的意思。但随后残酷的国际局势证明，英法两国不能挽救奥斯曼的命运。奥斯曼君臣不得不转向新兴的德意志帝国。
大殿后排靠窗的地方，安放着三个巨大的棺椁，即马哈茂德二世、阿卜杜勒阿齐兹（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马哈茂德二世，堪称奥斯曼的洋务先驱。如果大清帝国的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算，则比奥斯曼帝国晚了将近半个世纪左右。
当然，奥斯曼帝国对欧洲文明的吸收与借鉴，要远远早于19世纪。很多环地中海沿岸的 *** 国家，与欧洲文明并不遥远。再加上 *** 教与基督教的一些渊源，历史上的 *** 积极吸取了欧洲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将其与东方的波斯文明相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更加灿烂的 *** 文明。这种包容与开放，对于将版图开拓到欧洲的奥斯曼帝国来说，更加明显。
例如在奥斯曼时代，“君士坦丁尼亚”仍然被官方作为正式名称，频繁使用。而今天使用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也来自于希腊人。而这座陵墓附近那个君士坦丁之柱，也一直保留至今。
但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毕竟存在着顽固的保守势力。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的时候，苏丹谢里姆三世建立新军，试图摆脱保守的叶尼舍里军团，但却惨遭废除。但马哈茂德二世即位后，却成功以铁腕手段铲除了 *** 改革的保守势力。
他的近代化改革已经不局限在军事领域。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亲自带头，让奥斯曼高层换上了“洋装”。
当然，服饰的改变，本身不能改变国家与社会，但却充分表现了帝国核心圈学习西方的热情，更在心理上减少了各阶层民众对于外来文化的陌生与排斥，从社会心理层面减少了改革的阻力。相较而言，大清帝国即便到了最后的十年，其领导核心也没有大规模换装。
但马哈茂德二世并没有改变帝国的颓势。掌控埃及的 *** 阿里帕夏名义上只是奥斯曼苏丹的藩臣，但就是这位藩臣派遣埃及大军，挥师东进，占了奥斯曼在今天叙利亚的领土，甚至挺近安纳托利亚高原，进入帝国腹地，严重威胁了帝国的生存。
1839年，马哈茂德二世苏丹面对岌岌可危的江山，含恨而终。但奥斯曼的改革并没有终结。在此后的30多年时间内，奥斯曼帝国进入了“坦齐马特”时代，改革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方面，甚至到了187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了之一步宪法，召开了国会。如果把奥斯曼帝国算做一个亚洲国家，那它的 *** 之路堪称亚洲之最，要比日本领先了13年。
但这部宪法诞生不久后，奥斯曼帝国就与沙俄陷入了战争。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军事改革，奥斯曼军队在战场上表现顽强，给俄军造成了巨大的杀伤。但奥斯曼军队在局部战场上的胜利，并不能阻挡俄军兵临城下。
马哈茂德二世的孙子，34岁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是在这种险境中，继承了皇位，成为奥斯曼乃至中东近代史一位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关于他的评价，至今仍然是中东世界一个重要话题。
前来缅怀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土耳其人。根据笔者与他们的交流，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他们心中不仅仅奥斯曼的皇帝，也是哈里发。
伊斯坦布尔大学：帝国的文治武功
受西方价值观影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经常被描述成一位专制、独裁、守旧的暴君形象。这样的历史形象，也往往主导着很多中国读者对他的了解。
但陵园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介绍却又是截然相反的开明形象：“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颁布了奥斯曼帝国的之一部宪法，开议会、创办综合性学校，修建铁路、电车、电报，此外他实行的改革还涉及文化、交通、公共工程等领域。”当然，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即位不久，就关闭了国会，直到30年后才被迫重开，这也是很多人指责他“专制独裁”的理由。
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校门
从这座陵墓往西走，大约一公里的路程，穿过巴耶齐德广场，就会看到伊斯坦布尔大学主校区的校门。其气魄之宏伟，完全可以通过图片予以展现，无须赘言。门上用现代土耳其语（拉丁字母）拼写着“伊斯坦布尔大学”，其下方正中央的 *** 字母文字，或许是奥斯曼文，但用 *** 语也能看出是“军务衙门”的意思。
的确，这一开始并不是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所在地，而是奥斯曼末期的战争部，由法国建筑师设计，建成于1870年，正值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叔叔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位期间。
1923年，取代奥斯曼王朝的土耳其共和国将首都迁至安卡拉，战争部也就将这个办公地点移交给了伊斯坦布尔大学。作为奥斯曼末期的军事中枢，这个地方应该见证了奥斯曼帝国最后50年在军事上的挣扎与自强。
对于不幸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而言，他刚即位不久，就赶上了俄土战争。但他却在1897年对希腊的战争中为祖国洗刷了耻辱，当时奥斯曼军队大败希腊，检验了这位苏丹在位20年来于军事领域的努力。
进入校园内，就能感受到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宗教与世俗相对立的二元叙事，在此变成了宗教与世俗的共存与包容，看不见两者的冲突。与伊斯坦布尔很多地方一样，戴头巾的女孩与长发飘飘的闺蜜行走一起，丝毫感受不到双方之间的隔膜。
校园中，还矗立着一座建于马哈茂德二世时期（1826年）的巨型石塔，也为校园增添了几分沧桑与底蕴。
而伊斯坦布尔大学本身也不乏历史的积淀。今天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校史会追溯到1846年的“学堂”（Darülfünün），1870年更名为“奥斯曼学堂”，设有文学、法律及科技等专业。1881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关闭了这所学校，但又在1900年予以复建，并重新命名，英译为“帝国大学”，较之前增加了更多的专业。当然，伊斯坦布尔大学只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教育领域的一个缩影。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位苏丹建立了中学教育体系，也创办了许多军事与技术学校。
学生们在建于马哈茂德二世时期（1826年）的巨型石塔下喝咖啡聊天。这座石塔最初的功用是检测火情。
海德尔帕夏火车站：德土同盟的见证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2公里左右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
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与蓝色 *** 寺的中间，又一个不太大的亭子。如果不知道，恐怕很多人会误以为是一座墓。但它实际上是为纪念德国皇帝威廉二世1898年第二次到访君士坦丁堡所建，英译“German Fountain”。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时期，威廉二世两次访问奥斯曼帝国，凸显了两国关系之亲密，也说明没落的奥斯曼帝国，仍然是欧洲博弈中不可忽视的一方。青年土耳其党在1909年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后，他们控制的奥斯曼帝国仍然奉行亲德的外交路线。这说明奥斯曼末期，帝国的亲德外交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很难因为掌权者的更迭而发生变化。
纪念威廉二世到访的“亭子”，背景中右侧是 圣索菲亚大教堂。
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合作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铁路。威廉二世为了与英国、沙俄争夺世界霸权，试图修建从柏林经过君士坦丁堡，即昔日的拜占庭，直到巴格达的铁路，即国际关系史著名的“3B铁路”计划。
面临国家的分裂主义危险，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也试图通过铁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内的交流，增加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认同。对于苏丹来说，他更想修建一条从大马士革通往麦地那的“汉志铁路”。而从大马士革到君士坦丁堡，也同样需要铁路。如此，德国人修建的海德尔帕夏火车站，就成为帝国铁路网上的一颗枢纽。
空中俯瞰海德尔帕夏火车站 资料 图
海德尔帕夏火车站内部 *** 图
2019年，正在维修中的海德尔帕夏火车站。
图上这个城堡式建筑，位于今天伊斯坦布尔亚洲区，竣工于1909年8月，正好用来为新登基的苏丹 *** 五世献礼。当然，广义上的海德尔帕夏火车站始建于1871年，1890年开始通车。到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末期，火车站成为了巴格达铁路（3B铁路从巴格达到君士坦丁堡段）与汉志铁路的最北端。1906年，图片中的这栋城堡式火车站开始动工，由德国工程师参与建筑，其位置也位于当时的德国人聚居区。
对比19世纪中期奥斯曼众多的法式建筑，德式的海德尔帕夏火车站似乎反映了奥斯曼人对外心态的转变，也可以说是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当然，奥斯曼人的亲德路线有着充分的理由，至少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在工艺上表现出强大的后劲。
结合上述奥斯曼末期的建筑，再对比一下19世纪的北京城，就会发现无论就近代化的起步时间，还是就统治核心的改革热情而言，奥斯曼都要远超清朝。所以，今天石油资源并不算丰富的土耳其共和国，能够跻身G20行列，并具有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离不开奥斯曼苏丹们所积累的坚实基础。但在中东独树一帜的土耳其，到了世界舞台，毕竟只是一个中等强国。而反观起步慢的中国，今天却是在各个领域后来居上。这其中的原因是多元的，但看看奥斯曼帝国昔日的版图，再对比一下今天土耳其共和国的疆域，或许就会发现其中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