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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锋守内:文景之治下的汉匈军事博弈(下)

中国历史1分钟前10

作者简介:Bloodmandra,军事思想探索者,战略战术研究爱好者,战争小说创作者,模型 *** 者,多 其功利,不求尊誉。

全文分为两章,此为第二章。本章4035字,阅读需要大约十七分钟。

玩细娱而敉大患:贾谊、晁错与中行说的思想交锋

文景两朝,主导汉匈之间军事、政治博弈的思想家,首推贾谊,其次是晁错,然后是叛逃匈奴的宦官中行说。他们或为文或为言,其思想无意中形成了后世游牧帝国与农耕帝国互相博弈的三种思路:贾谊代表着政治制驭主义者,晁错代表着军事打击主义者,而中行说则代表着游牧传统主义者。

除了汉地的金帛子女美食美酒等奢侈资源以外,继位的军臣单于还得到了一个好礼物:从汉朝投降过来的宦官中行说。此人已得到他父亲老上单于的“爱幸”,现在,中行说将继续“忠心耿耿”地为新任年轻单于服务。

中行说本是燕地人,熟悉边地情况。文帝命他做和亲护送公主的随员,中行说不愿意去,威胁“如果非要派他去匈奴,就必定要投降,而且成为汉朝的祸害”。众人以为他在说疯话,不以为意。后来中行说果然投靠匈奴,尽吐汉朝内情,日夜挑唆,成为大患。

中行说虽然品节卑劣,但见识眼光确实不凡。此人向单于揭示了汉帝国源源不断赠送奢侈礼物背后的阴险想法。中行说警告说,如果匈奴人采用衣裤、金帛一类汉物超过百分之二十,那么便会失去食用奶酪、穿着皮草的便利性,丧失斗志,甚至有被汉朝同化的危险(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

后来“金亡于儒”的历史告诉我们,从长远来看,中行说提倡保持游牧民族传统的建议实为谠言。但即使是见多识广的罗马人,也无法抗拒汉朝的丝绸!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就一边感叹赛里斯国(即中国)的丝织品是如此精美,一边自省帝国是否在东方丝织奢侈品上花费了过多财富(高达1亿塞斯退斯或80万磅白银,约占帝国岁入十二分之一)。

汉帝国精美、繁复、铺陈的饮食体系也足以令即使是最挑剔的匈奴人垂涎。根据司马相如、枚乘、扬雄、张衡等人的文学作品来看,汉代上层社会典型的佳肴包括炖小牛肉、带肥肉的牛腩肉、肥狗肉汤、炖熊掌、烤里脊薄片、烤乳猪、生鲤鱼或鲈鱼片(配以姜、肉桂、芍药制成的酱汁),烤羊肩肉和鹿肉,配以竹笋、香蒲、韭菜,可选用盐、梅酱、肉酱、蜂蜜、醋或花椒来调味,并食用稻米或小米饭,品尝被称为“醴”的甜米酒和普通的烈酒,饭后还能享用包括荔枝、梨子、桃子、橘子在内的水果,宴会上全程都有由打扮妖冶的艺术家表演舞乐供客人欣赏,按司马相如的说法,足以令来客“色授魂与、心愉于侧”。

丝绸是罗马帝国上层社会钟爱的奢侈品,帝国不惜花费大量资源购买,由于安息人收取极高的中间税,罗马帝国和汉帝国都曾努力打通与对方的直接贸易通道。班超的部下甘英曾差一点儿就要踏上罗马领土,但由于纳巴泰船工对海上旅行风险夸大的描述(海水广大……数有死亡者),甘英最终放弃了西行。

不难设想,在夏日,军臣单于与他的皇室成员、高级官僚可穿着汉帝国精细如发、薄若蝉翼的丝绸衣服尽情享受清凉,品尝精细的谷物和美味的酱汁,聆听汉钟玉缶的清脆敲击,再观看美丽的胡姬 *** 身着透明薄纱“罗縠之衣”表演汉地舞蹈(三个半世纪后,这种享受被曹魏官员杨阜斥为“败乱如桀纣也不过如此”),甚至连中行说也无法阻挡单于沦陷于汉朝的礼物,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接待汉使时趾高气扬地要求对方提高备办礼物的质量。

此之蜜糖,彼之砒霜。在中行说看来十分危险的汉地享受,在贾谊那里,则是用于战胜匈奴的有力武器。贾谊曾在《新书》中一厢情愿地认为,匈奴人总是饥渴异常(与罗马人对匈人的看法有惊人的相似,但晁错指出匈奴人其实更耐饥渴“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只要在边境设立边市,向其售卖饭食、烤肉和肉汤,再配以大量的酒,匈奴人就会因暴饮暴食而迅速灭亡(此则亡竭可立待也)。除了食物和酒,在千古闻名的《治安策》中,贾谊还希望向匈奴提供被称为“五饵”的五种享受(包括精美的服饰和马车、美食、音乐和美女、奴仆和华美的建筑),以磨平游牧民族的斗志并让他们在放歌纵酒中自取灭亡。

贾谊可能想不到,匈奴很快便全盘收下了汉帝国射来的糖衣炮弹,吃掉糖衣增长气力后,再向中原射去无情的箭头。后来的历史证明,在短时间内以物质腐化游牧民族是不切实际的。中原帝国富庶发达的物质文明反倒会更加激发游牧民族掠夺的欲望,例如,宣和年间宋朝君臣就小心翼翼地避免金朝使臣看到东京的华丽景象,以免激起其非分之想。酒醉后的匈奴骑兵甚至更有破坏力,司马迁就提到,匈奴制,斩敌首一人便赐酒一大杯(斩首虏赐一卮酒),酒精无疑更激发了游牧民狂暴的掠夺情绪。只有在游牧民族接触到中原儒家意识形态和帝国体制等政治、文化资源后,才能真正“变夷为夏”,文弱化的进程才不可逆转,不论是金朝金熙宗(曾辱骂他的女真臣子为“无知夷狄”),还是满语水平糟糕的清代嘉道以后诸帝,莫不如此。

如果说贾谊倾向于经济招抚腐化为主的对匈奴战略,那么同为西汉一代政论大师的晁错便是武力爱好者。在《言兵事疏》中,晁错令人信服地论述了汉匈军队的优劣对比。匈奴军队有三条长处(马匹复杂地形适应能力强、兵员骑射水平高、耐饥渴持续作战能力强),而汉军有五条长处(正面和平地作战能力强、武器质量较高、多兵种联合作战能力强、远程投射火力强、近战能力强)。景帝初年,汉军仍没有足够的马匹,因此晁错希望运用降附的蛮族人作为骑兵,在山地与匈奴人作战(即有险阻,以此当之),而在平原地区仍然运用汉军的战车与步兵(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

晁错还特别关心防御和经济问题。比起贾谊未被采纳的“三表五饵”之策,晁错在《论募民徙塞下书》中的提议则更切实际。他期望募民或迁徙民众前往边地,给以食粮弓弩,建起兵民合一的屯边防御体系。此外,他又建议“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高级爵位为奖励,鼓励百姓往边境运输粮食支援屯边体系。在稳固后勤、并建设强大战略基地和防线的基础上,再调发“数十万大军”与“数万之众”的匈奴决战,这种以守为攻的稳健战略符合孙子“先为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的思想,并深切影响了之后所有朝代的筹边政策。如果晁错活在武帝年间,此议或许会得相当之重用。

但历史也无情地证明了,战争并不是简单的线性计算,敌情不明、地形不利、后勤不继、国力不济带来的边际效应会对胜负产生戏剧性的加减值,直到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七万骑全军覆没于匈奴五万骑时,武帝才终于从数十万众长驱沙漠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并自我解嘲般宣告黩武军事政策的破产(毋乏武备而已),轮台诏下时,距晁错去世,已过去六十五年了。

汉家大将西出师:藏锋的尾声与反击的序幕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武帝继位初年,府库充盈无比,粮食堆积如山,著名的“陈陈相因”一词就源出于此,原是形容太仓中粮食之多。 *** 鼓励养马,仅在边郡六牧师苑令的数十个牧场中,帝国就已拥有40万匹官马(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街巷田野中更是马匹成群,人们甚至以乘母马为耻。于是,武帝朝“图制匈奴”的大业,便从长安城内高耸的未央宫前殿展开,化作一道道专断而急促的诏令,通过帝国精密而严厉的行政系统奔向四面八方。

公元前134年,武帝在大行令王恢的建议下,发动了著名的马邑之谋,以雁门郡的马邑城为诱饵,“伏兵车骑材官三十余万马邑旁谷中”,又遣三万偏师欲劫夺辎重,企图一举歼灭南下的军臣单于,却因雁门尉史走漏风声,导致单于率十万骑迅速退出塞外,汉军无功,殊为可惜。

从军事上来说,汉军虽然军力雄厚,但在指挥艺术上还有纰漏,仍不脱文景时期以守势为主的作战模式,可以说马邑之谋的失败有一定的必然性。一是汉军的战役设想过于宏大,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既要歼灭匈奴主力,又要夺取匈奴辎重,超出了汉军的能力。二是指挥控制上出现困难,虽然“诸将皆属护军”,俱归护军将军韩安国指挥,但由这位反对开战的将领担任总指挥,恐不能总揽各方,特别是在属下王恢(马邑之谋的支持者)与韩安国还存在矛盾的情况下,指挥不统一的弊端就更加明显。三是汉军战役布势不够科学。汉军分为伏击和机动两大集团,其中伏击集团兵力占总兵力十分之九(三十余万),而机动集团仅占总兵力十分之一(三万),伏击集团兵力较多较集中,很难做到隐蔽。此外,一旦出现突 *** 况,兵力较少的机动集团又难以及时作出反应,王恢最后未敢追击(以三万对十万,料不能胜)便是例证。四是汉军采用牧群布野的诱敌模式,又容易被熟悉游牧生活的匈奴人识破。

马邑之谋中,汉军分成了两个战役集团,但仍然是防御性质作战。

尽管在马邑发生了相当的不愉快,但匈奴仍然“贪求汉财物”,双方并未就此断绝贸易往来。汉匈双方就在一种官方交战、而民间交易的奇特氛围中继续共处。公元前129年,匈奴又从上谷(在今河北怀来)入塞,杀掠数千人,武帝终于忍无可忍,命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四路各一万骑兵,共用兵四万骑。

此战是汉军之一次运用大规模骑兵军团作战,也是之一次主动出击塞外,是未来光辉灿烂的漠南、漠北之战的先声预演。虽然公孙贺、公孙敖、李广三路均未获胜,但卫青一路轻骑深入,纵横塞外二千余里,击破作为单于总穹庐和全族祭坛的龙城,匈奴大震。消息传来,武帝大喜:这是汉军对匈作战百年以来的之一个大胜,足以告慰列位先帝!

汉家大将大纛之下,落日斜晖映照上谷的山脉。翻过这里,便要告别平沙衰草的塞外,重新回归廪庾皆满的汉土。卫青似乎已经预测到了他将要被封为关内侯、乃至位极人臣的贵幸之命;也预测到了单于必将遭受重创、远遁漠北的衰颓之运;但他可能难以预测到,四十年后,人主会以一纸《轮台诏》结束无休止的征伐;他可能更难以预测到,一百四十七年后,新朝将军严尤会以《谏伐匈奴》为武帝奉上“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是为下策”的不恭不敬之评。

但是,当他面对茫茫无尽、穷追难寻的塞北原野,面对那个与中原帝国完全不同的世界时,他或许真的像五百年后的南朝宋太子詹事范晔那样,发出过深远、迷惘而沉痛的慨叹:

“然制御上略,历世无闻;周、汉之策,仅得中下。将天之冥数,以至于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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