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史视角下的黄庭坚
北宋中晚期，雕版印刷逐渐取代手抄，成为书籍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万卷”作为藏书或阅读数量都成为较易达成的现实。受此影响，以阅读为起点和根基的创作宗旨和 *** ，渐渐成为当时诗学理论和写作实践的主流，而黄庭坚因其本人独特的诗学感受力和个人性情成为这一转型的代表人物。王宇根《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以黄庭坚的诗学理论和写作实践为例，分析印刷物质文化之变与诗学之变的关系，进而论述阅读与写作的关系。这一课题，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下正在经历的从传统纸媒阅读到数字化阅读的转变。
破万卷只是杜甫的豪语
很少有人否认杜甫是一个“下笔如有神”的诗人，但他“读书破万卷”的豪语，却是可以被合理质疑的。杜甫生活在抄本的时代，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在他去世100多年后才出现。抄本形态的书籍，是难得的奢侈品，以至于藏书成为皇室对文化的垄断象征，《汉书·艺文志》之《七略》、《隋书·经籍志》之四部都是皇室藏书目录。梁元帝萧绎在围城中将十四万卷藏书付之一炬；新兴的唐朝用船调运隋室八千卷藏书却倾覆于黄河，事后图书管理官员声称，隋炀帝托梦给他说收回了自己的藏书。这类极端偏执的帝王藏书故事，恐怕正说明了当时书籍的奢侈品属性。对于抄本时代的绝大多数读书人，比如杜甫，“读书破万卷”是强调阅读之于写作重要性的修辞术，是理想化的阅读目标。
北宋中晚期，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印本逐渐取代抄本，欧阳修、苏轼对此都有亲身体验。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说自己幼时家贫，曾从大姓李氏家中求得六卷破旧的《韩愈文集》。这一事例常被用于表彰贫而力学，其实也完全可以作为书不易得的证明。而他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六一”之一即为藏书一万卷，这固然因其经济条件的改善，但更在于印刷改变了书籍的奢侈品属性。同样，苏轼年轻时手抄《汉书》，可以理解为抄本时代阅读惯性的强大遗存：左思《三都赋》之所以造成洛阳纸贵，不就是因为人们抄写好书的阅读习惯吗？他为黄庭坚舅父李常写过一篇《李氏山房藏书记》，说犹记当年老儒先生们“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而“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乌台诗案”的一大诱因，恐怕也是苏轼反对新法的诗文被刊印发行，急遽放大了言论影响力，对朝廷造成了在抄本时代从未经受过的恶劣舆情。
黄庭坚的成功实践
物质技术的进步，使得“万卷”的象征意义正在被实化，欧阳修藏书一万卷，李常藏书九千余卷，更年轻的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记载的藏书数量是两万卷，这还是在金人南侵之际。
渐趋成熟的印刷文化打破了手抄文化中长期形成的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平衡关系，当时的读者和作者如何因应并重建印本时代的平衡，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命题。王宇根《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回应了这一命题。他认为，黄庭坚以技法为中心、以阅读为根基的新诗学，是重建印本时代读者与文本之间平衡关系的成功实践。书籍从奢侈到易得，“万卷”从理想到现实，读者、作者既要多读苦读，又要寻找典范，还要创造性继承。用黄庭坚的术语表达，多读是“无一字无来处”，苦读是“雾豹”，典范是“斧柯”，创造性继承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
回复后辈问学时，黄庭坚最常强调的是增广阅读量，他曾告诉外甥洪驹父读书少会导致目光短浅：“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王宇根发现，在抄本时代，读书往往被仪式化地描写为一种休闲悦读行为，比如陶渊明“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时还读我书”，刘昚虚“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体现的是阅读的文化象征意义；而印本时代，读书的现实功用性大大加强，黄庭坚诗中即有“读书用意苦，呕血惊乃翁”这样惊心动魄的描写。《列女传》记载，陶荅子之妻对丈夫在治理陶地三年中由贪婪妄取而获得的巨大财富深感不安，遂以南山豹隐的故事劝说丈夫自惜羽毛、远藏避害：“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黄庭坚对此故事的兴趣转移到了“雾雨七日而不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雾豹”因此成了一个通过苦读而熬出好文章的隐喻，“南山浓雾豹成文”与“江湖夜雨十年灯”形成互文，是一种对苦读状态的描写，也是对苦读功用的声明。对“雾豹”的创造性继承运用，形象地演示了“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创作目标是如何被实践的。
印本时代的阅读鄙视链
抄本时代，每个抄手都是编辑，文本开放易变；到了印本时代，博采众本加以校勘形成所谓“善本”是通行也是必行的做法。黄庭坚15岁那年，《杜甫诗文集》首次出现印本，即王洙通览“秘府旧藏”和“通人家所有”的多种公私所藏杜集抄本进而校勘结集、后由王琪刊刻的“二王本杜集”，这一善本遂成为后世各种杜集的祖本。围绕此本的刊行，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王琪任苏州知州时，从省库借钱修建府衙，因无钱还账，才取“雠校素精”的这部家藏杜集，“镂版印万本，每部为直千钱，世人争买之，富室或买十许部，既尝省库，羡余以给公厨”。这个故事既说明了印本市场的繁荣，也说明时人对善本的热情。
在文本供应大增的情况下，消费一方在阅读尤其是写作时，也要像生成善本一样确立典范。众所周知，后人把黄庭坚列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的三宗之首，而那一祖就是被作为典范的杜甫。黄庭坚曾问另一个外甥洪龟父喜欢自己哪些诗篇，洪龟父举出“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黄流不解涴月明，碧树为我生凉秋”，且以为“绝类老杜”。《诗经·豳风·伐柯》有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意指伐取新斧，正好有旧斧在手作为样板。黄庭坚遂常以斧柯表达写作需要确立典范，并辅以规矩、绳墨等木工用词，暗示阅读和写作是一门技术活儿。
千年之后的我们，又面临一次阅读媒介大变革，传统的纸媒日益受到数字化阅读的挑战，自印本以来，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已维持千年的平衡又一次被打破。印本取代抄本，虽然书籍供应数量大增，但并未带来质量下降，相反还生成了许多质量更高的善本。数字媒介一方面因摆脱物质限制导致文本供应量无限放大，一方面重构了文本生产方式，比如自媒体的出现。大量芜杂的文本进入阅读场域，这一次的失衡是与失序相伴生的，“开卷有益”不再被乐观地视为理所当然，更多的人愿意选择“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保守立场，读书成了一种很难取得共识的行为，阅读鄙视链呈现又加大着读者之间的分歧。一个人阅读质量的高低，史无前例地要靠他的写作来检验。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庭坚关于阅读写作的理论与实践，被赋予了当代史意义。确立典范明示我们要去芜存菁、去伪存真，还暗示着在书籍之海中要克制贪多务得的欲望。“夺胎换骨”提醒我们注意对典范的创造性继承，以因应时代的写作赋阅读予意义。（张永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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