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纳谏如流，开创贞观之治

如果从秦始皇建帝号算起(公元前221年)，至清宣统宣布退位止(公元1912年)，在这两千一百多年中，大约有二百多位皇帝，其中天下统一的皇帝约有一百二十多个。在这些诸多皇帝中，昏庸、残暴、荒淫之君众多，但也还有为数甚少的杰出明君。唐王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是一位有作为的杰出明君，他开创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贞观盛世，史称盛唐时期。其所以如此，固然原因很多，但作为李世民个人来说，这与他18岁从军南征北战的经历大有关系。他清醒地看到隋朝灭亡，无道暴君炀帝被士兵勒死江都的教训，看到人民的力量，从而能兼听纳谏。不过，他的纳谏又是前后不一的。

前期，唐太宗希望大臣们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参见《贞观政要·；求谏》)，而且说到做到。当大臣们奏事时，则和颜静听，鼓励大臣们大胆提出铮谏之言。同宰相们商讨国家大事时，允许谏官旁听，并对直言铮谏者予以奖励。

在唐太宗认真求谏的鼓励下，贞观一朝君臣确曾一度形成了一种直言进谏、纳谏之风。民部尚书裴矩佞于隋，也能大胆进谏力争。司马光就说：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参见《资治通鉴》)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在点兵年龄问题上采纳了封德彝之谏，将年龄由21岁改为18岁，下了几次诏敕，魏征则坚持认为不可，压发诏敕，唐太宗因此事盛怒，召见魏征，指责魏征固执。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可是自陛下即位以来，才短短几个月，已经有几次失信于民了，怎能使民相信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魏征一席忠言，觉得有理，反而高兴地说：过去我总以为你固执，不悉政事，今天听了你分析国家大事，甚为中肯。如果号令不信，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呢？看来是我错了。于是点兵仍依原制，年龄仍限制在年满21岁的壮丁中，魏征也因为敢于直谏得到唐太宗奖赏。

唐太宗的真实历史

贞观元年(公元626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读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反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以下，宜体朕意。(参见《资治通鉴》)在这里唐太宗以史为鉴，将大禹治水与秦始皇修宫殿作比较、分析，同样是搞建设，为什么人们对大禹没有意见，对秦始皇却怨恨得甚至造起反来呢？原因就在于治水是为了人们的利益，修建宫殿是为了个人享受。然后说到自己原打算建造一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鉴于秦始皇的教训，决定不修了。这时太宗才29岁，头脑是清醒的，能做到鉴秦而止。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似乎把他说的话忘了，下诏征发劳力修复洛阳的隋代乾元殿，以备巡幸之用。大臣张玄素上疏反对，指出修复乾元殿有五不可，并说，如果陛下要这样做，恐甚于(隋)炀帝远矣(参见《贞观政要·；纳谏》)。唐太宗很不自在，召见张玄素问道：你认为我这样做还不如隋炀帝，那我比起夏桀、商纣又怎样呢？张玄素答道：如果陛下一定要修复乾元殿，那我看就同归于乱了。(参见《贞观政要·；纳谏》)唐太宗见张玄素把这件事看得如此重大，经过一番思考后，为之转念，并感慨地说：朕没有认真考虑，以致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于是下令停止修复乾元殿工程，并表彰了张玄素直言进谏的精神说：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欲到南山巡幸游玩，一切准备就绪，结果未去。魏征问道：陛下为何不去了？太宗笑着回答说：害怕爱卿责怪我，所以不去了。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鹞，把鹞玩得正高兴的时候，魏征来奏国事，太宗慌忙把鹞藏于怀中，魏征奏事不停，鹞竟被捂死怀中。这种皇帝怕大臣的事，史属罕见。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太宗在一次上朝中，为魏征直言所激怒，罢朝回宫，向皇后说：魏征每廷辱我。我要杀魏征，深明大体的长孙皇后听了反而向太宗祝贺说：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太宗冷静下来，觉得皇后说得很有道理，转怒为喜。看来，太宗的纳谏和睿智贤达的皇后也大有关系。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在《十渐不克终疏》批评唐太宗说：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意思说，皇上说起大道理来远远超过了历代最圣明的君主，可是实际行动上并没有超过一般的君主。魏征针对太宗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的行为，而不是凭空而谈的。《疏》中又指出：陛下虽爱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意思是，您虽然在口头上念念不忘人们的疾苦，但是实际上对自己的享乐是最关心的。这种尖刻的批评，气量不大的人是受不了的，何况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唐太宗对魏征的批评并未治罪，反而是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并写在屏风上，朝夕瞻仰，又令录付史司抄给史馆载入史册，给魏征和直谏的人以奖励。这种接受批评的水平应是很高的了。

太宗的诚于纳谏之举，确实在封建历史上少见。从武德九年到贞观十七年(公元626年到643年)魏征为巩固唐王朝江山社稷，光明磊落，嫉恶如仇，犯颜直谏，前后向太宗谏奏二百多条。如：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弊、任贤受谏、任贤无猜，可以兴矣、薄赋敛轻租税等等。这些都为唐太宗采纳，对唐王朝的巩固和强盛起到了重要作用。魏征也受到唐太宗的器重。魏征言直，常为某一件事和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弄得太宗难看，下不了台，事后太宗仔细一想，觉得魏征坚持得对，言虽逆耳，却是忠言，又感激魏征的忠诚。为表彰魏征赐书写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魏征接过赐书一看，摇头说：谢陛下赐书。不过，臣不愿做忠臣。太宗疑惑地问道：爱卿此乃何意？魏征回答说：臣不愿做忠臣，愿做良臣。太宗仍不解其意，继而追问道：这忠、良有何不同？魏征说：做臣子的对人君言听计从，忠贞不二，乃忠臣也；直言进谏，匡正人君过失，君臣协力者为良臣也。太宗听罢连连称赞，提笔将忠字改为良字。

贞观十七年魏征死，太宗思念不已，叹息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

唐太宗纳谏如流，贞观业绩，为后世传为佳话。看到史书的记载，令人啧啧赞叹！但也引起我的一些疑想，这该不是史家们笔下有泡沫吧，该不会是有些夸大的包装吧？该不会是撰写《贞观政要》的吴兢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吧！但不管如何，纵观诸多史料，赞太宗纳谏如流者甚多。

唐太宗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实为一代明君。从策动其父晋阳起兵反隋，到贞观前期的20年间(即20岁到39岁)这段时间是唐太宗的光辉年代。但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王朝统治地位的稳固，封建专制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制度和奢侈的帝王生活，以及大臣们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使唐太宗往骄奢的方向变化。这样，贞观前朝较开明的局面开始有所下降，阴暗面开始扩大。唐太宗本人也逐渐骄奢起来，听不进直谏良言。正如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魏在一次上疏中指出太宗在贞观初年是闻善惊叹，到贞观八、九年还能悦以从谏，但已不像从前。从那以后就变得渐恶直言了，虽有时也能勉强纳谏，但不像以前那样豁达、痛快了。这样一来，心术不正的佞臣、逢迎讨好皇上的弄臣就可以肆其巧辩，妨政损德，贞观盛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唐太宗在贞观后期纳谏精神减退，听不进反面意见，盲目自信膨胀起来。不听大臣劝阻，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对高丽用兵，胜小失大。游猎太频，大臣纷纷谏阻，太宗反唇相讥，说什么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朕游猎仅在后宛，不烦百姓，有什么不可！其实游猎早超过后宛范围。更糟糕的是上行下效，太子承乾就因好游？而废学。另一位儿子吴王恪在安州数出？猎，颇损居人。太宗又不惜国库，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竟下诏说：从今以后，太子所用库物，有关部门不要加以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张玄素上疏反对，差点被太子家奴打死。太宗也忘记了贞观元年十二月他向群臣宣布的鉴秦而止宜体朕此意的话，更把当年接受张玄素批评，停修乾元殿的事置于脑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就大动民力修仁寿宫，后改名九成宫，不久又修复洛阳宫。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又营造大明宫，意欲给太上皇李渊玩乐居住，但在第二年李渊还没住进去就一命呜呼了。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又在洛阳建飞山宫，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建玉华宫，并说要务令节约，结果仍是费资巨以亿计。这些劳民伤财之举和贞观前期他赞同采纳魏征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相去甚远。

贞观后期太宗轻用人力，东征高丽，西讨龟兹，不吸取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征高丽损失惨重的教训，甚至连自己说过的话，征高丽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也忘记了，不久又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三月再次发兵征高丽，并下诏大造海船。九月，雅、邛、眉三州少数民族因不堪造船之苦起来造反，有些州弄得民卖田宅、鬻子女而不能供的悲惨境地。

看来，唐太宗在40岁后，无论在思想、作风和健康等方面都走上了逐渐衰退的道路。这位杰出的明君在他的英武、豪迈煌煌伟业之中又带了些悲剧性色彩。

太宗45岁时已经早衰了。他不隐讳地对大臣们说：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其后，他同样遇到皇位继承问题，太子谋反，魏王被黜，辅国大臣相继去世，使他一次次受到了很大 *** ，这更加速了他的衰怠。再后来是多种疾病缠身，健康每况愈下。太宗曾嘲笑秦皇汉武相信方士长寿之术，但他自己仍然没有摆脱方士的长寿邪说，食方士金石之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又派人从中天竺访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食了这个异国骗子的延年之药，使疾病急剧恶化。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三月，唐太宗带着沉重的病体，宣布了他的最后一道赦令，五月腹泻不止，名医为之束手，弥留之际，向太子李治、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交待了后事，尔后永远地离开了他统治23年唐王朝皇帝宝座。

我们在谈到唐太宗和颜纳谏创贞观盛世的历史时，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什么民主。因为纳谏本身仅是封建专制皇权的自我约束，并非权力制约机制。谏可纳，也可以不纳；秦可鉴，也可以不鉴。纳不纳谏，鉴不鉴秦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唐太宗先纳后犯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