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写的《释道论》在当时有什么影响？
元朝末年，掀起反元狂潮的红巾军最早是依靠在中原地区秘密传教的白莲教组织，当以韩山童、刘福通为代表的起义军正式拉响灭元的冲锋号角后，其起义斗争便不可避免地连累到了佛教及其他教派。今天历史网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因此，在各地镇压白莲教徒的元军常常采取宁可杀错，不可放过的策略，把途经的寺庙视为眼中钉，放一把火烧毁。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位于安徽凤阳县城北的皇觉寺又被路过的元军烧成了一片焦土，一位年轻的名叫朱元璋的僧人看着寺里剩下的断垣残壁，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去投靠了红巾军领袖郭子兴所率领的部队，从此开始了纵横天下的生涯。
朱元璋刚出道时，信仰的是神佛，那时在长江以北的红巾军以白莲教徒为主，而白莲教徒信奉的是弥勒佛，作为红巾军一员的朱元璋也未能免俗，在战时也随声附和地向弥勒佛、明王祈求胜利。
后来，朱元璋在军中脱颖而出，拉起一支队伍独挡一面时，已经对白莲教的那一套学说感到厌倦，很快便改辕易辙，不再向弥勒佛祈祷，至于被誉为“明王出世”的小明王韩林儿，在朱元璋眼里只不过是一个相隔千山万水的毛头小子，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运气。
因此，朱元璋在渡江南下之后就果断地抛弃白莲教那一套理论，转而推崇儒教，并在部队中广泛宣传儒家学说，据《明实录》记载，朱元璋多次指示军中将士应该亲近儒者，多听儒家的道理。
朱元璋很像历史上其他王朝创建者一样，特别希望能得到圣贤的辅佐，他每到一处就招揽当地名士以谋大业。
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率领大军出征浙东，途经徽州时亲自到石门向精通《易经》的儒士朱升请教逐鹿天下的计策。
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攻下金华，按照惯例招揽儒士辅政，礼聘儒士刘伯温出山。刘伯温来到军营，有针对性地提出十八条有关时局的对策，称为“时务十八策”，朱元璋得之后大喜，特意修筑了一座礼贤馆来安置刘伯温等儒士，当做圣贤式的人物而推崇备至。
除了儒士外，朱元璋还在军中招揽了佛、道教的奇人异士，比较有名的是铁冠道人和周颠仙人。朱元璋在称帝后，还专门写了一篇《御制周颠仙人传》，来怀念当年这位仙人对自己帝业的帮助。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笔者早些日子前发布的这篇文章：朱元璋军中的奇人异士，除刘伯温外，还有一位道人，一位仙人
因此，朱元璋在建立大明王朝后，充分利用那些对政权有利的宗教，佛、道二教自然未能置之事外。比如佛教，他设置了僧录司这个机构管理国中有关佛教与僧倡的事务。对于道教，他任命龙虎山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管理全国道教，以为已用。
但是，在儒、道、佛三教之中，朱元璋最重视的还是儒教，他极力提倡以儒教治国。这个早年做过僧人的皇帝亲自撰写的《释道论》，对儒、佛、道三教的关系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在文中分别对儒教之祖孔子，佛教之祖释迦牟尼、道教之祖老子作过评论，大意如下：
“儒、佛、道三教，只有儒教是国家不可或缺的。孔夫子生于东周，修改、订立纲常等伦理道德，并制礼作乐，作为政治和生活的准则，对国家造福无穷，所以后人立庙祭祀孔夫子。不过，只有儒官到孔庙祭祀，普通老百姓对此不太关心。”
“佛祖释迦牟尼与老子的玄幻传说流传万世，老百姓焚香拜祭，无所不至。而佛道二教的神灵最初显现化身时，对苍生是有求必应，于是感动了无数的平民，即使是那些处于偏僻之地的百姓，不懂国家的法律，也知晓佛道二教倡议的生死之罪，以至于做善事的人多而作恶的人少。所以佛道二教对国家的治理是有益无损的。”
“遗憾的是，后来佛道二教的教徒，精研本教教义的人少了，倒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娶妻生子，放纵本身的欲望而不加节制，这些人居于尘世，所造的罪孽有过于平民，又反过来连累了自己所在的宗教，他们号称出世修行，而道行反而比不上俗家弟子。”
朱元璋这番话的意思是说，儒教对国家的作用更大，不过真正信仰儒教的只有官僚士大夫阶层，可谓曲高和寡。
佛、道两教的玄幻神话既能满足大众的好奇心，而善恶报应等理论又容易被平民所接受，就此而言，佛、道两教在百姓之中的影响又胜于儒教。因为佛、道两教能够导民向善，所以同样可以辅助儒教治理国家。不过为了防止出现不法之徒利用宗教作好犯科，要对其严加管理。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朱元璋在那些红巾军出身的部属之前以“明王出世”的宗教领袖自居，因为那些人没多少文化，只好向他们灌输这些玄幻的神话便能控制他们的思想。
而当面对像刘伯温这类的儒士时，朱元璋便严格按照儒教的纲常理论来行事，努力将自己打扮成为“圣王” ，从而成为官僚儒士阶层的领袖。
有意思的是，朱元璋不但在人间一言九鼎、日理万机，还喜欢插手神仙厉鬼的事务。他称帝之初，便组织人手对祭祀制度都做出了统一的安排，原则上规定天下神，只有有功于民，才允许祭祀，无功于民的，一律视为淫祠，禁止祭祀。
后来，朱元章又认为国家给神仙封官晋爵的行为不太妥当，便下令全部革去，只以神仙的本名称呼，唯一的例外是以孔子为万世师，仍保留封之号，这反映了儒教独尊的地位。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在当皇帝的第二年，就在南京的鸡笼山建造了一座“功臣庙”以表彰开国有功的将士，庙中群英荟萃，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专门设立的二十一名高级将领的牌位，即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灯愈、汤和等人，这些人有的已死去，比如像常遇春，而大多数人还活在世上，朱元璋规定“死者塑像，生者虚其位”，不论生与死，一律供奉。
朱元璋做的“功臣庙”，完全是按照儒教的祭礼行事，并排斥佛、道等异教的方外人士，无论铁冠道人、周颠仙人等人有多大的本领，立过多大的功劳，都未出现在被供奉的行列里，这也反映出了朱元璋独尊儒教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