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东晋朝廷提防的北府兵真的是难民营吗？他们是靠什么翻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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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中国历史上的强军那可能摊开双手都数不过来，比如说四面出击的魏武卒，比如说逼得匈奴迁移的汉军铁骑，但相比于这些国家强盛时的代表，那个诞生于中原陆沉之际的军队绝对算得上是异类。

它就是诞生于东晋的北府兵，这支军队最开始的人员成分复杂，甚至于与其把他们算作军队倒不如当做抱团取暖的难民。因为中原战乱，大量北方难民向南方转移。这次人口大迁移的驱动力是寻求安全的保障，而其中的安全与否的临界点就是长江。理论上来说难民们渡过长江才算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可惜当时绝大多数南下的人虽然能同饮长江水，但终其一生也鲜有机会踏上长江南岸的土地。

要弄明白这里面的原因，就得知道东晋的统治基础来自于哪里，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王与马，共天下”这句话。这里面的“王”就是琅琊王氏，而“马”就是指皇室司马家，可以说司马睿作为宗室远支，能够在江南延续晋统，离不开王氏兄弟的扶持。作为回报，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琅琊王氏也成为了新生政权的既得利益者。

但司马睿的东晋偏偏是南方政权，无论是武力担当的王敦，还是文职领袖的王导 ，亦或是精神图腾的司马睿，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为了稳定东晋的统治，既要保证自身的统治地位不动摇，又要保障南方士族的原有经济利益，这直接表现为北来士族安家置业时都避开了南方士族盘踞的吴中，而向更南面挺近。

而北来的难民也就是史书上说的流民就对这种微妙平衡形成了威胁。试想一下假如流民从长江下游大规模渡江，那么在农业经济时代，家里没矿的难民们只有分到了土地才有机会定居生存下来，假如他们定居吴中附近就会侵害到南方士族的利益，继续往南就会影响北来士族的利益。可如果他们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地，那么流民就会成为一股不安定因素威胁草创的东晋政权。而且流民往往结群，他们以宗族乡里作为连接关系，数百乃至数千人抱团而走。流民的领导人被称为流民帅，对于这些流民帅而言他们的地位来自于部曲，相对于放弃部曲只身渡江他们更愿意隔江遥领东晋官职，在复杂的南北关系中追逐利益。

本身就很虚弱的东晋自然也乐于见到这种局面，司马睿就此在江北的广陵设置北中郎将，命令王舒在那里招募流民帅。这样一来东晋既招抚了不稳定的江北流民，又能利用流民的乡土意识激发其抗击北方政权收复故土的意识，为肌无力的东晋增添一点力量，比如以闻鸡起舞而闻名的祖逖就是流民帅，而他也是东晋初期北伐的著名ip。

但这个时候北府防流民胜于用流民，而北府真正将流民当做可用之师则要等另一个天选之子的到来。这个人就是郗鉴，一般来说天选之人必有把天空当作极限的天赋，而郗鉴这个人更大的先天优势他既是流民帅，又是兖州士族，这种黑白通吃的身份加持带来的更大好处就是朝廷有限度的信任。当另一个流民帅苏峻起兵造反时，作为江北流民帅的郗鉴在提出屯要冲，防遁逸，塞东道，断粮运，不战而败其兵的破敌建议后终于获得了准许渡江的批条。但因为黑道大哥的背景，他还是被盟军主帅的陶侃要求驻防建康附近方便节制。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得益于猪队友的助攻，浙江的王舒等军揍不过苏峻，主帅陶侃不得已起用郗鉴驻防京口稳定东翼。

而在顺利平定苏峻之乱后，北府镇将郗鉴从江北广陵移驻江南京口也成为了既定事实。与此同时南北局势逐渐稳定，流民和北寇威胁减小，反倒是东晋内部上游强藩和下游中央政权的矛盾愈发剧烈。在这种情况下，相比于隔江相望的广陵，近在咫尺的京口更适合保障建康的安全。而且京口附近的晋陵地区地广人稀，也为渡江流民提供了土地保障，郗鉴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自己既有士族身份加持，还是江北独立武装力量代表，更有平定苏峻之乱大功的特点在京口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经营，这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北府兵之名，但却已有北府兵之实，后来在淝水，在山东，乃至在洛阳、长安两都扬名的北府劲卒其实都是源自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