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的设立:朱元璋为何设特务机构?
导读:朱元璋建朝初期,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设立了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构。锦衣卫不但对付大臣,还会按照皇帝的意思私下打探军情民意,凡是有一点对皇帝不利的言论都逃不过他们的耳目。
封建社会自秦朝立国以来,历朝历代都在用着各种手法维护着统治者的利益,他们目标是一致的,只是 *** 不同而已。秦朝以暴治国,信奉武力至上,结果二世而亡。汉唐尊儒而教,但外戚、宦官污秽于朝,仍摆脱不了历史的轮回。到了明朝的朱元璋,又发展了一个统治人民的利器,那就是特务统治。有明一代,特务的兴旺是中国历朝历代所不能比拟的,相互告发,人人自危,成为明朝时期统治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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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是由平民出身打天下的,中国封建社会有一个怪圈,凡是由哥们一起打天下的,曾经在一个被窝睡觉的,打下天下后都不得善终。最后掌握皇权者或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威,或是为了利于下一代接班,都要对年轻时摸头拍背的哥们功臣进行诛杀,以防他们功高震主。对此朱元璋有一句最精辟的信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比历朝皇帝犯的疑心病还重,对身边的战友越有能力的越不放心。宋朝的赵匡胤也是对功臣不放心,但他采取的办法还是有些人情味,就是对功臣给你好吃好喝,交出权力,回家离休。这些人跟着赵匡胤打天下时没有能力是绝不能用的,不能养吃闲饭的呀。但等打下天下后,能力就成了功臣的负担,每个人不能再同朕一样还考虑天下大事,今后只能想着自己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后来大臣们在赵匡胤面前都千方百计的表现出自己对金钱的追求,对财产的贪婪,对前途目光的短视,而且都得了一个共同的健忘症,就是忘记了国家还有朝廷这样一个办事机构,从不过问朝廷政事,赵匡胤这样处理带来的好处是君臣相安无事。
朱元璋反其道而行之,他主要是怕祸及其子,不利于今后的传宗接代,于是在洪武二年成立了锦衣卫的特务组织。并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且不经司法部门而成为一个我行我素的独立部门。
朱元璋首先拿丞相胡惟庸是问,并于洪武十二年开刀问斩,胡惟庸一案株连多达万人,最后连太师李善长也受牵连,77岁时李善长全家被杀。接着十三年后朱元璋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了功臣蓝玉。蓝玉对于朱元璋那是够赤胆忠心的,蓝玉被诛天下喊冤,但蓝玉案还是又株连一万多人,蓝玉案后明朝功臣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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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诛杀大臣连太子朱标都看不下去,曾进谏说:“陛下诛戮过滥,恐伤和气。”当时朱元璋没有说话。第二天,他故意把长满刺的荆棘放在地上,命太子拣起。朱标怕刺手,没有立刻去拣,于是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拣,我把这些刺去掉,再交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都是对国家有危险的人,除去他们,你才能坐稳江山。”
锦衣卫不但对付大臣,还按照皇帝的意思私下打探军情民意,凡是有一点对皇帝不利的言论都逃不过他们的耳目,当地的官吏也不敢随便过问他们的事情。只要流露出对他们的不满,都有可能被抓去受刑,而一旦被特务们抓去,那就是九死一生,最轻也要落个残疾的下场。
朱元璋将锦衣卫派到各地,事无巨细,他都要听,包括大臣家晚上请的什么客,作的什么诗,第二天上朝有时朱元璋还装出无意的样子当面提醒酒宴中的细事,群臣无不惊骇,在朝廷上战战兢兢,而朱元璋恰恰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据明史记载,锦衣卫常用的刑具有十八套,什么夹棍、脑箍、拦马棍、钉指等等都包括其内。其中有一项刑罚叫做“杖刑”,特务对于“杖刑”的执行非常有讲究,对一般的犯人行刑官只说“打着问”,意思是不必太重;当犯人不配合,要求打重一些的,就说“好生打着问”;当庭审官被激怒,不想让你活时就说“好生着实打着问”,那时犯人就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从封建王朝历史上看,明朝是特务组织最恐怖的一个王朝,而他的由来也是有其原因的。
在明朝前代的元朝,蒙古人是以武力统一的中国,对反抗的城市经常采取屠城政策。忽必烈即位,为了长久统治中国,开始学习前朝,遵行“汉法”,命手下重臣制定法律,企图缓解政局的矛盾。但是当时投降的汉臣皆精于儒术而不熟悉法术,崇尚人治而不喜欢法治,所以在制定法律时产生较大的困难。他们只好上学汉唐,下学金朝,照葫芦画瓢,从儒家角度提出了一些宏观的条律,制订新的法律也往往只是原则性的。虽然这些新法律有利于国家建设,但因为过于简略,根本就没有落实到基层,下层官员由于贪污受贿等原因,往往还是用原来的暴力来解决存在的矛盾。
另一个重要差别是元朝原来制定的有“南北差异”的法律,蒙古人和 *** 在法律制定上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如;汉族人同蒙古族斗殴, *** 打死蒙古人要处死,而 *** 被打死,蒙古人只需充军出征,这只能增加民族仇恨和反抗的怒火。
因此元朝在中原的政策形成了两层皮,表面的法律和实际的暴力,加上元朝统治只有八十年,时间过短,使之民族不能融合,这直接导致了汉族在基层以各种方式酝酿反抗,政治谣言、私下串联比比皆是。蒙古贵族为了防止反抗,甚至有规定几家共用一把菜刀的荒唐事情,但越是这样民族反抗的决心越大,民间的隐蔽议事越多,有元一代,民族起义就没有断过。
朱元璋是以布衣起家,他对民间的活动了如指掌,知道民间力量的强大,并且朱元璋就是以此兴业的,所以投鼠忌器,很害怕在他执政时期也由于民间的反抗而翻船。在朱元璋自身的经历中,在郭子兴军中由于多次险遭暗害,使朱元璋的警惕性和疑心,随着权力成正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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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布衣出身,证实了古来“将相宁有种乎?”的正确性。自己是从平民爬到皇位,那别人在理论上也有机遇爬到自己的位子,出身的自卑、担心朝臣的出卖、危险的无处不在以及皇权的巨大诱惑,这一切使朱元璋从消极的一面接受了元朝的教训,不择手段的残酷镇压可能的任何反叛力量。
明朝建立以后,明朝的政治制度开始时沿袭元朝旧制,中央设置中书省,左右丞相。但朱元璋由于接受消极教训,感到元制的中书省权力过大,洪武九年废中书省,设立分置的布政司,执行权还归布政司,而决策权收归朱元璋。在政治上继续集权的同时,朱元璋军事上开始分权,改原来的一个大都督府为后来的五个大都督府,军队分而治之而形不成反抗力量。同时建立一套特务机构,直接归朱元璋统辖,在军政两套系统之外又建立了第三套监视机构,使军、政、特相互监视,相互制约,欲至天下人于股掌之中。
因为吸收了各个朝代灭亡的经验教训,所以朱元璋设立锦衣卫这个机构,专门搜集各种情报,力求保住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