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恶毒的废君理由：权臣硬说皇帝不行！
傀儡皇帝大都活得比较窝囊。因为皇权旁落，因为地位特殊，所以他们很容易陷入政治漩涡，成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一部皇权沉浮史，说白了，就是一部皇权与臣权此消彼长的斗争史。权臣一旦爆发野心，无所顾忌，傀儡皇帝多半没有好果子吃，不是被杀，就是被废，理由不外乎荒淫、昏庸、无道、失德、暗弱、年幼、无能。然而，东晋皇帝司马奕被废掉的理由却很雷人，权臣硬要说他患有阳痿。
本来生理正常，却被人污蔑说患了阳痿，是一种极恶毒、极下流、极卑鄙的诬蔑手段，即使在残酷的政治和权力斗争中也难得一见。一般的男人，被人说阳痿，被人说不行，尚且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如果换作皇帝，换作是国家首脑，哪怕只是有名无实的帝国傀儡，他也会猥猥琐琐地颜面扫地。只要话语权在权臣手中，傀儡皇帝就逃不出这种欲哭无泪的屈辱厄运。司马奕被废就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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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奕(342年—386年)，字延龄，晋成帝司马衍之子，晋哀帝司马丕之弟，初封东海王，后改封琅邪王。兴宁三年(365年)二月，晋哀帝因常年吞食丹药中毒而死，身后无子嗣。国不可一日无君，三度垂帘的褚太后下诏让“明德茂亲，……宜奉祖宗”(《晋书》)的司马奕即位，司马奕由此成为东晋第七任皇帝。在位期间，大将桓温手握实权，骄横跋扈，有位无权、有名无实的司马奕形同傀儡。
桓温为人强硬而诡诈。据《晋书》记载，桓温从小就是一个有“雄略”的“英物”，长大后“姿貌甚伟”，成为皇亲国戚之后更是不可一世。晋哀帝时，桓温就开始掌权当国；司马奕时，桓温更是权倾朝野。中国最恶毒的那句“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资治通鉴》)，《晋书》作“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便出自他口。遇到桓温这样的权臣，司马奕注定命运多舛。
司马奕即位时，东晋王朝正处于皇权旁落的风口浪尖。当时，桓温身兼数职，从部队都后勤，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重要职位集于一身。在其 *** 下，司马奕只能战战兢兢地看其颜色，而桓温却意在取而代之。为了建立威望，捞取政治资本，桓温“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时望”。太和四年(369年)四月至九月，桓温北伐前燕，遭遇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大败而归，致使“百姓嗟怨”(《晋书》)。
枋头大败，为桓温指挥失误所致，是先胜后败，而且败得很惨，桓温难辞其咎。对于“有不臣之心”的桓温来说，“及枋头之败，威名顿挫”，无疑是政治上的沉重打击。是一路下滑，一蹶不振，还是强做英雄，强行废立，桓温和觊觎皇位已久的会稽王司马昱一拍即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太和四年(369年)十一月“辛丑，桓温自山阳及会稽王昱会于涂中，将谋后举”(《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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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谋后举”，即图谋废掉司马奕。通过废立，声誉直线下降的桓温可以凭此挽回颜面，重树人望，“以长威权”。废立是一件天大之事，没有杀手锏，褚太后这一关未必能通过；再者，司马奕即位以来，一向“守道”(《晋书》)，处处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并无过错，无故行废立之举，恐遭非议。因此，桓温并不敢贸然行动。政治上找不出借口，就从私生活上下手，这是历代权臣废黜皇帝的惯用伎俩。
太和六年(371年)十一月，桓温在听取部下关于“宫阐重闷，床笫易诬”的建议后，于是“言帝为阉”，“诬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侍内寝，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晋书》)，污蔑司马奕如同阉人，早在封地时就患阳痿，不能行男女之事，他的三个儿子均为其后妃与其男宠私通所生。桓温还广造舆论，混淆视听，“密播此言于民间，时人莫能审其虚实”(《资治通鉴》)。
自身不保，焉能保护妻子和儿子？！司马奕被废后，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的生母便遭到了桓温的毒手。作为废帝，司马奕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让桓温放心不下。不久，桓温奏请褚太后将司马奕改封为海西县公，并命心腹着意防卫，又派属下领兵监管，以防其死灰复燃。接连遭此辱废降级，司马奕一则“知天命不可再”，万念俱灰，二则身处险境，“深虑横祸”(《晋书》)，不得不处处小心以求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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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除了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试探，司马奕还装出“杜塞聪明，无思无虑，终日酣畅，耽于内宠”的样子，甚至“有子不育”，即使又生了孩子也溺死不养，以证明自己确实患有“痿疾”，不敢与桓温所言穿帮。桓温知其心灰意冷，无意东山再起，便没有再加害他，“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复为虞”(《晋书》)。太元十一年(386年)十月，司马奕病逝于吴县，享年四十五岁，史称晋废帝或海西公。
本来风华正茂，阳刚勃发，别人应要说他不行，本来不是废人，不是阳痿，别人硬要说他阳痿，在中国历史上，司马奕是唯一“被阳痿”的皇帝，也是唯一因“阳痿”被废黜的皇帝。皇帝一旦成为摆设，成为傀儡，就注定要成为政治上的弱势个体，就难免会被心怀不轨的权臣从皇位上拉扯下来。从一个部件“被阳痿”，到整个人完全“阳痿”，司马奕的屈辱遭遇，可谓专制制度下权力争斗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