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子杀母:汉武帝为啥要赐死美丽的宠姬?
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多士德在自然层面上是这样评价女人的:“本性比较软弱,比较冷淡,女人比男人富有同情心……”而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伦则在政治层面上是这样评价女人的:“女人的缺点还不仅在于柔弱和缺乏毅力,如果放松她们的话,她们也会变得残忍,诡计多端和野心勃勃……而且从她们那里会发出更加任性和专制的命令……”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就像预言家一样,用这一箴言对女人作出了评价,并准确地勾勒出了有野心和权力欲的女人的未来,就连中国历史上有权力欲的女人,也未能逃脱这一准确的历史预言。
还有一位哲人说出了一句具有铁律性质的警世通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这句警世通言并不完整,因为,绝对权力导致的岂止是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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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就有一个人认识到了,一个女人,一旦掌握了政治权力,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恐怖的面目,绝不逊于男人,甚至远远超过男人,这个先知先觉者就是汉武帝刘彻。为了制止女人执掌政权的现象出现,汉武帝在晚年甚至不惜采用了“立太子,杀生母”的极端措施。而这一觉悟,恰恰来自于他曾祖母吕雉的实际“案例”。
当刘邦的“革命事业”还处于“草寇”阶段时,吕太公慧眼识“英雄”,把纯朴的女儿吕雉,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尚未出人头地的刘邦。后来,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击败项羽,当上了皇帝,史称汉高祖。吕雉也就一跃成了大汉皇后,史称吕后。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驾崩,十七岁的皇太子刘盈即位,是为汉惠帝。由于惠帝羸弱,国政大权便旁落到吕太后手中。此时,那位原本纯朴的姑娘,在权谋争斗的诡谲变化和保卫皇太子地位的“战斗”中,早己蜕变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毒妇。为了剪除异己和消除心中积累的怨恨,手握“绝对权力”的吕太后,首先毒杀了曾经与她儿子争太子位的赵王刘如意。进而把如意的生母、刘邦生前的宠妃、她恨之如骨的戚夫人,施以哑药,砍掉手脚,装入瓮中,且称之为“人彘”,并让自己的儿子惠帝刘盈前来观看。吕雉就是用这样惨绝人寰的手段,来戕害一个曾经与自己命运相同的女人。吕雉这一丧心病狂的行为,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空前绝后的了。
当历史演进到汉武帝这一代时,刘彻并没有忘记曾祖母当年的恶行。在他晚年,也就是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当卫皇后和太子刘据被小人江充以巫蛊之罪陷害,死于非命后,需要再立太子时,他做出了一个重要且极端的决定,即“子为储君,母当赐死”。汉武帝之所以要确定这一残忍的防范原则,就是谨防类似“吕后”这样垂帘涉政所导致的悲剧再度发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十四》中是这样记载汉武帝晚年立太子过程的: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时钩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数少,形体壮大,多知,上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与久之。”其译意为,老年刘彻的宠妃钩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虽然年纪尚小,但身高体壮,好学多知,刘彻特别疼爱,想立其为太子,但考虑到弗陵年幼,而其生母还很年轻,因此犹豫再三。后来,汉武帝终于下定决心,在将钩弋夫人以罪赐死后,方才立刘弗陵为太子,即后来的汉昭帝。汉武帝对确立这一防范原则的初衷,是这样向大臣表述的:“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 *** 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耶?故不得不先去(除)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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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这一看似不通人情的残酷的防范原则,在封建专制社会的皇位继承中,却也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合理性。虽然在以后的历史演变中遵守这一原则的皇帝很少。
但,后来的北魏却遵守了这一原则,每当皇帝欲立太子时,宫中必是哭声一片,因为,这意味着太子生母的生命行将结束了。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留崽去母”现象,到魏宣武帝准备立儿子元诩为太子时,却发生了变化。宣武帝不忍看到元诩的母后死于非命,动了恻隐之心,让这个幸运的女人止步于地狱的门槛前。然而,历史并没有因为宣武帝的恻隐之心而带来美好的回报,也没有因此翻开美丽的一页,却反而印证了汉武帝防范原则的正确性。这个幸免一死的女人,即日后的胡太后,不仅篡权涉政,而且荒淫无度,极尽房帏之阴事。最后,竟然在权力的诱惑与争夺中,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独子。
不过,更彰显汉武帝“子为储君,母当赐死”这一防范原则正确性的,还有唐代的另一个女人,那就是武则天。与吕太后和胡太后不同的是,武则天从唐太宗的后宫才人到出家,再还俗到成为唐高宗的妃子-贵妃-皇后,直至皇太后;其演变过程本身的吊诡,就充满了阴谋和杀戮,这一过程早己提前验证了汉武帝防范原则的真理性。
从武则天为了取代而栽赃王皇后,不惜掐死自己的亲生女儿算起,为了实现登上权力顶峰的梦想,她先后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儿子、儿媳、兄弟、姐妹、侄女、孙女、姑母等不下二十人,被她害死的高官也有近百人。更惨无人道的是,她也用类似吕雉的残酷手段来对付她丈夫唐高宗留下的宠妃萧良娣,把被剁掉手脚的萧妃投入酿瓮中,使之受尽屈辱折磨而死,还说是:“令其骨醉”。林语堂在评价武则天时,是这样说的:“谋杀既然成为了习惯,凶手对谋杀就失去了恐怖……在武则天心里,屠杀就是伟大,就是权威。”
呜呼!难道上天赋予女人禀性中温厚善良的母性,在膨胀的权欲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然而,汉武帝的防范原则在历史面前并没有由此终结,一千二百年后,又一个汉武帝防范原则范围内女人出现了。与前几位相比,她不仅再次验证了汉武帝防范原则的真理性,同时,也由她终结了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满清王朝,这个女人就是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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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段时期,从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曾经的泱泱大国被一次又一次地侵占和羞辱。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影响下,企图以变法图国强。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只是当她发现如此下去会动摇自己的权力基础时,便迅速翻手出刀,砍下了维新派六君子的头颅,扼杀了“百日维新”,并把光绪囚禁于瀛台,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绝对权力。
当八国联军快打进北京之际,仓皇出逃的慈禧太后,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居然还下令把光绪的宠妃-珍妃扔下井去淹死。
难道女人善良的天性在权力的面前真的那么不堪一击?难道汉武帝的防范原则真的成了铁律?有西方学者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是这样说的:“绝对不可能从人性原则推断政治学。”这句话,也正好诠释上面的疑问。也可以这样说,以自然层面上女性的“善心”多于男性,来推断她们在政治层面上也会比男性更“善”,那就是太天真了。至少,在中国历史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
也许,汉武帝刘彻在两千多年前就己经看透了“政治中的人性”。不管怎么说,汉武帝的预先防范原则虽然很残酷,虽然是针对防范女人垂帘涉政的,但当我们忽略统治者的性别时,这一原则至少给予历史这样的警示:当权力失去制约而成为绝对权力时,罪恶就必然产生,不管统治者是男人还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