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何要独尊儒术，他是怎么考虑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汉武帝为何要独尊儒术？汉武帝如何一步步将儒家推到至尊地位的？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广泛征求意见，让天下人建言献策，其中一个叫董仲舒的儒生所献的对策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之后汉武帝连续三次听取董仲舒的对策，董仲舒则系统地阐述了国家治理思想，称为“天人三策”。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深知，秦始皇推行“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强制性地推崇法家思想，带来的危害极大，法家思想不能深入人心，并没有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他吸取秦代教训，决定大力推崇儒家思想。
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按董仲舒的想法，把其它各家思想弃之不用，严厉打击，而是采用更为巧妙的方式，启发、引导，一步步将儒家思想推上了至尊地位。汉武帝他为何要偏偏要选择独尊儒术呢？
孔子和董仲舒，不同的儒家思想
东周时期，周天子对诸侯的约束力逐渐下降，周朝既定的等级制度和《周礼》都遭到了破坏，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引起了很多哲人的思考。于是，对于未来世界的思想体系，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影响极大。
孔子在《论语》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讲究“仁”和“礼”，君臣父子的上下级关系必须绝对服从。在孔子之后，相继出现了孟子、荀子等杰出的儒学代表，儒家思想得到了升华。
但因为最终统一七国的秦国主导“法家”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在秦朝时期并未受到朝廷重用。直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和汉武帝的雄才大略相匹配，于是，汉武帝开始执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把儒学定为正统思想。
其中，《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在写给汉武帝的策书中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可见，董仲舒的部分说法，孔子并没有提到，也就是说，董仲舒口中的“儒”和孔子时期的“儒”，已经不是一个概念。
董仲舒将道家、法家、墨家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也一并加入儒家思想中，形成了“新儒家思想”。包括他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这种新说法，让统治者较为认可。董仲舒的儒学，和孔子的儒学，虽然有很大不同，但不可否认，在绝大部分的主体思想中，二者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在独尊儒术之前，汉朝一直用“黄老之术”来维护封建统治，在选择儒术之前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呢？
黄老之术已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背景
刘邦建立汉朝时，并不喜欢儒学。西汉刚刚建立时，中原大地经过多年的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了破坏。汉朝初年，为了稳定社会，恢复生产，选择了“黄老思想”来治理国家。黄老思想，又称黄老之术，其创始人据说是黄帝和老子，因此得名，他们结合了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的诸多观点，在《经法》中，黄老思想可以总结为：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
即，黄老思想倡导统治者“无为而治”，让百姓自我发展，出现问题时再用法律和是非来取处理。在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时期，都以黄老之术来作为统治思想。这期间，汉朝休养生息，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耕地面积也有明显增加。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大治局面。
但在历经三代人之后，汉朝的社会矛盾凸显，黄老之术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是个方面：
之一，汉朝沿袭了秦朝的丞相制度，丞相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还可以持剑入朝，权力极大。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丞相见了皇帝，可以不下跪。最最重要的是，丞相举荐官员、诛杀罪臣，可以不请示皇帝。丞相权力太大，对皇权形成了威胁。如果此时皇帝还不作为的话，恐怕会酿成政治危机。
第二，刘邦建立汉朝时，将异姓诸侯全部铲除，把刘姓的子侄们分封到各地，这些藩王们可以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和税收、财政大权。但在黄老之术的统治下，诸侯的野心越来越大，汉景帝时期，形成了“七国之乱”，对汉朝皇权形成了极大的冲击。
第三，帮助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大多被封有爵位，而且可以世袭，刘邦封了137个侯爵。这些拥有爵位的功臣后裔，少则三千户，多则三万户，在自己的地盘上，他们知法犯法，欺凌百姓，激化了社会矛盾。
第四，从刘邦到刘彻，汉朝经过了60余年的休养生息，不仅生产力得到了提升，文化氛围也得到了改善，百家学说再次兴起。其他学派的发展，对黄老之术形成了冲击。而黄老之术固有的“包容性”，又促使了其他学说的蔓延。
通过以上四点来看，汉朝初年的黄老之术，在加强君主专制、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社会治安等方面，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汉武帝刘彻试图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一种新的治国理念。
汉武帝为何偏偏选择儒家？
当一种旧的思想无法适应新环境时，就需要一个新的思想来代替他，但在文景之治后期，百家思想再次兴起，是什么原因让汉武帝选择了儒家呢？这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这三个方面有先后的递进关系。
1。先入为主——刘彻从小接受儒学教育。
汉朝有一位儒生，名叫卫绾，此人做事认真，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记载：文帝且崩时，属孝景曰：“绾长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岁馀不噍呵绾，绾日以谨力。
汉文帝驾崩前，嘱托太子刘启，要善待卫绾。到了汉景帝当了皇帝，让卫绾做太子刘荣的老师，后来刘荣被废，卫绾又做刘彻的老师。需要说明的是，汉景让卫绾做太子之师，并不是因为汉景帝喜欢儒学，而是因为卫绾为人谨慎，做事认真，是个值得托付之人。但卫绾对少年的刘彻影响极大，他把儒学思想的种子种在了刘彻的心中。
汉景帝极其重视刘彻的教育，他认为卫绾一人不够，还请来了一位叫王臧的老师，教刘彻《诗经》，王臧是何许人也？他是汉朝著名儒学家申培的徒弟。《史记·儒林列传》云：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这里的“兰陵”指的是地名。也就是说，汉初政坛虽然主导黄老之术，但实际上汉武帝少年时接触最多的还是儒家思想，这对汉武帝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
2。董仲舒创建“新儒学”——符合统治者的利益
汉武帝从小接受儒学熏陶，他登基之初，让人举荐贤良，前后见了数百人，唯独认为董仲舒的对策较为高明。《汉书·董仲舒传》曰：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董仲舒是谁？他出生于公元前179年，比汉武帝年长23岁，先后辅佐过汉武帝的两位藩王哥哥，后来辞官回家，研究儒学，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以儒学为主，同时吸纳百家思想，创建了新儒学思想。
汉武帝在向他征求治国之策时，董仲舒向汉武帝详细阐明了自己的思想：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董仲舒向汉武帝论述了王道的开端，并且认为，君王是奉了上天的旨意，才来天下为“王”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以君臣、父子为绝对服从关系的理念，应该被贯彻到治国思想之中。董仲舒认为，作为皇帝，就要施行“仁德”，作为大臣，就要讲究忠君爱国。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应该被天下人遵从，这样的社会秩序，才能延续万年。
可以说，董仲舒的思路，和汉武帝心中所想，一拍即合。只是汉武帝没有将这种想法形成理论，而董仲舒做到了。从此，汉武帝决定，要向天下人推崇儒术。
3。窦太后去世——反对者日薄西山
汉武帝想推行儒术，有一道坎一定要迈过去，那就是窦太后。西汉的窦漪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太后，她是汉景帝的母亲，汉武帝的祖母，在朝堂上举足轻重。作为汉文帝的妻子，窦太后是极力维护黄老之术的“顽固派”，《史记·孝武本纪》云：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
也就是说，汉武帝登基后，在老师卫绾、王臧的支持下，打算兴儒术，遭到了窦太后的坚决反对。最后在窦太后的逼迫下，卫绾、王臧等人被问罪自杀。窦太后所处的时代，和刘彻大不相同，窦太后时期的名臣，如曹参、陈平、汲黯等人，都信封黄老之术。刘彻年轻即位，打算尊儒术，在窦太后眼中，这不是“创新”，而是“胡闹”，因此只要窦太后在，汉武帝就难以改变黄老之术的治国思想。
《汉书》云：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也就是说，只要窦太后在世，儒生就没有再被重用。可见，窦太后对儒生们是严防死守。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这位汉朝位高权重的老太太去世，让汉武帝又悲又喜，悲的是太皇太后去世，今后无人护佑，喜的是无人能够掣肘自己施展雄才，至此，独尊儒术有了推行的政治环境。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可以得知，汉武帝从小接收儒学教育，让他对儒学十分熟悉。而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和汉武帝一拍即合。最后，在窦太后去世之后，汉武帝终于开始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国策。从此之后，儒学成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影响深远。
汉武帝是如何一步步将儒家推到至尊地位的？
首先，从教育入手，加强宣传引导，吸引人们的视线聚焦儒学。他“立太学，置明师”。设立太学，只传授儒家思想。召集全国名儒入太学做老师，为他们设置“博士”官职，博士官的学生则称为“博士弟子。
这样就意味着：入太学，学儒家的人受到国家的认可，引导社会各界承认儒学的主流地位。其它各派学问做得再好，得不到国家的承认，得不到社会的认可，终究没有大的发展，于是社会目光都聚焦在儒学上。
其次，将儒学教育和进入官僚体系挂钩，学儒学的人，将来能够做官。太学毕业的儒生，经过考试，就可以迈入官场大门，取得了仕途通行证。儒家思想一家子就火了！毕竟人们想要有作为，有地位，做官是当时唯一的途径。
当时有个著名的学问家叫公孙弘，本来是学“杂学”的，到了四十多岁，忽然看到儒家火了，就改学儒学，结果后来做上了宰相。把学问和做官联系在一起，效果太明显了。班固总结儒学兴盛的原因，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改利禄之论，然也”。儒学兴盛的关键，在于与功名利禄挂钩。
第三，将儒学应用于日常政务活动中。汉武帝为了将儒家思想真正引起官员们重视，下足了功夫。不但与官员考核挂钩，还要求官员们平时讨论问题，要用一两句儒家思想话语，不会讲儒家话语，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官员。“勿以抒情，要以儒学经典作为一种学问”，讨论问题不要像以前那样，兴致所至，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要引用一两句儒学经典，才算有学问。
最厉害的一招，是将儒学经典用到法律上。光在社会上层的官员们那里推行儒学不行，要让儒学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汉武帝想到了法律，他倡导“秦秋决狱，儒家定位”。意思如果法律和儒家思想发生冲突，法官断案要以儒家经典为准。
比如“子不复仇，非子也”，父亲被人杀了，儿子为父报仇，将杀父仇人杀了，是正当的，无罪。现代人感觉这样很荒唐，其实，法律的最初的源头，还真的跟复仇有关，法律是最初为了解决复仇问题逐步演化出来的。
在那个时代，儒家伦理起到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法律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有相通之处。还有，儒家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至亲的人如果犯罪，不必举报。这一条原则直到现在仍然适用。这样一来，普通老百姓日常行为处事，都慢慢地以儒家思想为准绳，儒家很快就深入社会了。
独尊儒术对后世积极意义和局限性
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项制度被后世历朝历代所遵从，长达2000年之久，对我国的政治、文化、民族教育等领域残生了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可总结为三点：
其一，在政治方面，独尊儒术确定了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和治民方略，儒家思想提倡的“三纲五常”和“仁义礼智信”，这些主张成了士大夫们一生奉行的准则。帝王们也意识到了“仁政”和“民贵君轻”的重要性，社会各层级臣民都找到了自身的价值观，有利于社会的平衡。所以说，独尊儒术对中国古代封建统治，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其二，在文化方面，汉武帝把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工具，提升了儒学的地位。从此之后，儒学不仅仅是一门学术思想，更是一种正统思想，甚至被后人“神化”，成为一种信仰。甚至产生了“儒教”，和道家、佛教并成为中国的三大宗教。所以说，独尊儒术，对儒学的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其三，儒学在汉武帝时期的蓬勃发展，对读书人、官员以及老百姓的日常教育和行为准则，有了较为明显的约束，对促进社会和谐、民族精神等方面，有积极意义。
但是，独尊儒术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例如，它抑制了其他学派的发展，让古代的百家之说成为一家之言，对中国历史文化、教育、艺术的发展都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同时，儒学所倡导的封建思想，也有迂腐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