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唐朝科举制度下那些鲜为人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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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确立了以试策取士的科举制度，但隋朝二世而亡。唐朝建立后，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具体规定日益完善，成为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
科举在唐代称为贡举，考试分为制举与常举两种。
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不定期考试，科目往往临时设置，著名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详明政术、军谋宏远等科，目的在于召求急需人才，平民及官吏皆可应试。考中后，有官者升迁，无官者由吏部授官。制科不常举行；每次录用人数也较少，多者五六人，少则一二人。
常举是由中央统一举行的定期考试。具体事项如下：
1。考试时间：每年冬季十一月开始报名，考试时间一般为每年的一、二月的某天。
2。招考对象： 由国子监所属各学(官办学校)报送者称为“生徒”；未入学馆(自学成才)，经州县考试及格后， 由州县贡进者称为“乡贡”。
3。考试地点：一般都在京城长安举行，中唐以后，也有时分别在长安、洛阳两都举行，这时便称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为“知两都”。
4、报考程序：一、举子们到达京城后，先要到尚书省有关部门“疏名列到”，即办理报到手续；二、上“文解”，即由地方官府发给举子的推荐证件，还有“家状”，即由举子本人填写的籍贯、三代名讳等方面的家庭状况表。这里要插一句，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须检核乡里名籍，“刑家之子、工贾殊类”以部曲、杂户、奴婢无权应举。也就是说在唐代有一大批人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三、接下来还要“结款通保及所居”。要求举子们以三人为一组来相互担保，并写明在长安城的暂时住所。四、准备参加两项集体活动。一项是在元旦节那天参加由皇帝接见的仪式，另一项是由国子监举行的拜谒孔子像的仪式。
4。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道举、童子等科。其中秀才科很快就被废除了，常设的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考试的内容有帖经、经义、时务策等，“帖经”就是将书本上的某行贴上几字，要求应试者将贴住的字填写出来，类似现在的填空题。“经义”相当于现在的简答题，是一种简单的对经义的回答。“策问”是比帖经、墨义高一层次的考试 *** ，大概与现代的论述题相近。“帖经墨义”由于简便易行，侧重于儒家经典的背诵，一般在应试时常常要问三五十条，更甚者问至一百条之多方可通过。进士考试的内容在高宗前仅为时务策，后来加试帖经、诗赋，“诗赋”是为克服考生存在的多背诵经义和旧策，而缺乏真学实才的现象，后逐渐以诗赋为主，成为进士录取的主要标准。
4。考试结果：经义全赖背诵，诗赋则需要发挥，因此，中明经易，中进士难。明经及第比例为十分之一二，进士及第比例为百分之一二，相差悬殊，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进士及第之一名称为“状元”，众人视为“登龙门”，进士及第虽难，及第后却易于升迁，有“士林华选”之称，以至“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我们熟悉的“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都没有中过进士。在唐代有名的诗人里面，下面几位中过进士，其中仅王维和贺知章考取过状元，
白居易：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中进士
王维：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中进士
韩愈：贞元二年之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连续三次均落第，贞元八年(公元972年)第四次才中进士
柳宗元：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中进士
刘禹锡：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中进士——与柳宗元同科
李商隐：公元813年出生，25岁进士及第(公元838年)
杜牧：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中进士
孟郊：公元797年，终于在第三次科举考试中，以进士身份受到了统治者的欣赏。并写下了一首名扬千古的《登科后》，表达内心的狂喜。
从622年到907年的，有史记载的唐朝状元一共有150名，中国历史上之一个状元，是唐武德五年壬午科状元孙伏伽。此外，我们熟悉的书法大家柳公权是唐元和三年(808年)戊子科状元。他精于楷书，也擅长行草书，和唐代另一大书法家颜真卿并称“颜柳”，历史上还把他和唐代欧阳询、颜真卿、元代赵孟称为我国“楷书四大家”。
李白和杜甫虽然没有中过进士，但都当过官，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科举选官刚刚起步，旧有的推荐人才模式依然没有根除，故隋、唐初期，人才的选拔，除了科举取士之外，重要官员的推荐机制依然有效，将自己写的文章投送到朝廷大官的家中，如果得到赏识，就会被推荐进入朝廷为官。
李白就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而是通过别人推荐在唐玄宗身边当了供奉翰林，也就是随侍皇帝身边写文章的。杜甫在天宝年间李林甫当权时，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落第。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他投奔到凤翔行在，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后又因触怒肃宗，被贬到华州(今华县)，几经辗转，最后到了，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此外，这种推荐机制的存在，也使得唐代科举考试制度不够严密。
因为唐朝士子可以提前把所写诗文装裱成卷轴，呈送给主司或者有名望的达官贵人，得到他们的赞誉并为之推荐。这种 *** 刚开始对发现人才确实有用。
比如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文给顾况，顾况当时已是有功名的名士，顾看到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意思说京城里物价很贵，混个饭吃并不容易，后来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联时，大为激赏说：“道得个语，居亦易矣。”白居易果然20出头就考中进士了。
但这种推荐总免不了要看情面，到后来就会有人走后门，过去叫“请托”“通关节”，所以无才无能者也能靠推荐取得科举功名，导致科举制的权威性大打折扣。而且“公荐”之风盛行，考生与荐举官通常会结成门生与座主关系，他们各自为阵，争权夺利，由此造成了朝政混乱、政治腐败。
中唐时，在“公荐”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发生了科举史上著名的“双李之争”。
公元736年，也就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又一年省试(所谓省试，是指唐初时期，科举考试由吏部负责，而吏部的上级主管部门是尚书省，故为省试。)这一年省试主考官为吏部考功员外郎李昂，这里提一下，李昂是开元二年状元及第，并写出了著名的《从军行》，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但这个人性格比较直，在面对省试考生的演讲大会上郑重强调“文之美恶，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时，求声于人者，常首落之。”意思是本次考试全靠真才实学，妄想靠人情推荐博取科举功名；如果有考生胆敢违此规定，送礼说情，将把此考生推至众人面前令其出丑。但有一个考生李权，抱着侥幸心理，想通过李昂的老丈人的推荐，让李昂给开个后门。但李昂就看不惯这个行为，不仅把推荐信撕碎，还训斥李权不守规矩，事后他立即把考生全部召集起来开会，当众指名道姓说李权不守规矩。还说近日要举行一个文章分析交流活动，希望大家积极准备。李权心知肚明，你这不就是要批判我嘛，事已至此，李权岂能任人欺负，他日夜苦读李昂的诗歌，就等那一天的到来。且说到了主考官李昂指定的那日，所有参加省试的考生都齐聚一堂，李昂开始当众评析李权的文章。当然李昂的本意也不是评析考生李权的文章，是想进一步批评李权走后门的这个行为，把李权当典型，杀一儆百，彻 *** 止这种行为。等主考官李昂说完之后，考生李权上场了。李权先是表示感谢，表示提出的问题全部接受，并且保证回去后一定好好努力。但是接着，李权话锋一转，说自己为了取得进步，把李昂大人的文章苦读了好多遍，并问道，“耳临清谓洗，心向白雲闲”这首诗是大人你写的吧？李昂说：“这诗是我写的。”李权接着说，“各位应该都很清楚这个典故，前面那句话是讲贤人许由的，尧年老打算把天子之位禅让给许由，但许由感到这个话侮辱了他的耳朵，赶紧跑到渭水之畔清洗耳朵。此即‘耳临清渭洗’，那么，李大人，当今皇上年富力强，没有准备把皇位禅让给你的意思，你为什么要洗耳？莫非你有异心不成？”
古代文字含义丰富，随便只要能够联系起来，很多歧义就会出现，莫须有的罪名就有了。根据李权的解释，李昂这句诗在古代的语境中，就可以解释其有篡夺之心。虽然李权的引申，多有牵强，如果皇帝是个疑心病严重的人，很有可能会引发一场地震。李昂别说自己的命不保，九族之命都有危险。
于是，李昂听了这话，非常恐惧，并且向上级申诉，说李权狂妄，李权被捕，上报朝廷。皇帝令刑部处理，因皇帝并未深究，刑部也就从宽处理。但经此一案，原本状元出身，该有更好前程的李昂，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也导致其仕途平平，最后也不过官拜吏部郎中
之后，唐玄宗组织多次朝会，讨论科举考试中考生挑战主考官的问题。朝议结论是：“位轻不足以临多士。”主考官的级别太低，一个从六品小官主持全国大考，镇不住局面。于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之后，朝廷下发诏书，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相对于从六品的吏部考功员外郎，礼部侍郎是正四品下，级别就高很多了。这次改革看起来没什么，却自后成为“永制”，一直到清亡，科考考试都是由礼部负责之制，再无变更。
此外，在唐代，考中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下一步还要经过吏部铨选，铨选项目包括身(体貌壮伟)、言(言词辩正)、书(楷法遒美)、判(文理优长)，选试合格后，方得授官。选试通过后获得的官职并不高，即便是进士、明经，所授官位也无非八、九品，但是从此便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了。如果选试未能通过，则可求当权官僚为之“论荐”，即向朝廷保举求官。再不成，便到藩镇节度使处去做幕僚，过一定时间争取被保举得官。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参加吏部选试，都未能通过。于是他便去请求宰相贾躭、赵憬等人为之论荐，但是那些当权者不赏识他，不肯帮忙。韩愈只好离开长安，到宣武军节度使董晋的麾下去做幕僚。以后由董晋荐举，才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等官。
选试也分为博学宏词(文章写的好)、拔萃(司法案件的判辞写的好) 等名目。例如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中进士后，便是以“博学宏词”授官“集贤殿正字”；大诗人白居易中进士后，是以“拔萃”得任“秘书省校书郎”的。
通过梳理，我们会发现唐代科举考试还有诸多不合理、不完善之处，但与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制度毕竟使官吏选拔有了一个较为公平的途径。通过这个途径，统治者得以在更广的范围内搜罗人才。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得统治阶级内部关系进一步理顺，统治基础进一步扩大，同时也促使官僚体制走向成熟，促使皇权通过控制士大夫阶层而走向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