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草原帝国为什么容易发生分裂？
草原帝国鼎盛时期，为何容易发生分裂，下面历史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草原族群所创立的帝国曾多次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脉络。然而颇为奇异的是，在历代草原帝国中，只要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会发生分裂，这是为何呢？
草原帝国，或者更为准确的是古代亚欧大陆上的游牧帝国，其统治管理领土的逻辑和方式，与中原或罗马、两河流域、古埃及等农耕文明存在巨大差异。正因如此，隋朝越国公杨素才在诗句中有云“胡运百年穷”。下面让我们一起探究一下草原游牧帝国为何经常在鼎盛之时发生分裂吧。
草原族群以放牧为生，逐水草而居，畜牧是大家安身立命的根本。正因如此，草原族群存在高度流动性的特征，另外需要十分广袤的草原才能供养足够的牲畜作为部落的口粮。这就导致游牧族群天然存在地广人稀和流动性高两大特点。
在农耕社会，统治者通过建立完善的官僚体系，让官僚去农民那里收取农税。但这种税收统治模式并不适用于草原，因为官僚体系本身是需要高昂的财政进行维护和运转的，这就存在一个统治成本的问题。农耕地区的君主可以通过丰厚的税收充盈国库，但在人口稀少，且住所并不固定的游牧部落中，征税难度极大且收税额度很少。因此草原的统治逻辑其实是一种军事贵族联盟的模式，即从原始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制度演化而来，强者为尊！
正因为生存方式的不同，草原游牧部族不能建立完备的官僚体系，无法完成征税。可汗只能将权力让渡给其他有实力的部落首领，通过共治模式维系整体势力的延续。在这种模式下，哪个首领更具备英雄气概，更能收拢足够多其他首领的支持，他就最可能成为可汗。然而，一个人所能经营的人脉是有限的，牛津大学教授、莫德林学院研究员罗宾·邓巴的进化心理学专著《梳毛》中的研究表述，150人是一个人交往朋友的上限，一旦超过了这个数值，人们就会出现社交性混乱，强行维系过高的人脉数量会导致生产生活效率的明显降低，这就是心理学和社会学大名鼎鼎的“150定律”。也就是说，当一个游牧帝国发展壮大之后，可汗所需要维系的重臣、家人和其他部落首领超越了150人之后，关系的亲密程度就会极速下降，从而为分裂埋下伏笔。
如果说草原政权的统治逻辑造成其统治机制存在先天隐患，那么草原的继承人制度则是诱发这一隐患的导火索。同样源于游牧生活的内在逻辑，在强者为尊的社会里，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显然更能巩固可汗家族统治地位的延续，但这也面临父终子及的挑战，造成草原政权周期性的动荡。由于可汗王庭没有足够的财政力量碾压麾下小的部落势力，因此当王庭动荡发生之后，这些处于共治状态下的小部落首领就会伺机而动，要么支持一方争夺可汗之位，要么割据自立并却取而代之，这才是胡无百年运的内在原因。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内亚草原上流窜着大量的游牧部落，并且自特定的历史时期崛起成为强悍的游牧帝国。虽然其中绝大多数帝国都已经覆灭，但这些政权的灭亡并不代表这一草原部族的消亡。
在草原游牧地带，虽然同一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出的位置大不一样，但这仅仅是由于游牧机动性的生活特征决定的。当一个草原帝国消亡，另外一个帝国兴起之后，这些处于共治状态或被征服状态的草原部落摇身一变，又以新的统治部落的名称自居。敕勒就曾先后以高车和突厥的名称存世，期间还曾被柔然麾下的阿史那部(敕勒同族)征服后以柔然人自居。至于以白匈奴冠名的羯族，更曾是匈奴在中亚掳掠的塞种人口的后裔。
胡无百年运是指草原政权鼎盛时期不足百年，并不是说不到百年就消亡了。历史上实力强大，且发展到鼎盛的游牧帝国有匈奴、鲜卑、突厥和蒙古等，其中匈奴即便遭到卫青霍去病的重创，在封狼居胥之后也只是远遁西北阿尔泰山附近，并未分裂和灭亡。但到了东汉时期，分布过广并被汉朝拖垮的匈奴频繁发生分裂，甚至出现了五位单于共存草原的“盛景”。鲜卑南迁之后，拓跋部奴隶迅速联络留守草原的鲜卑部族建立了柔然。突厥的东西突厥分裂同样发生在鼎盛时期后的第二代继承人动乱时期。至于蒙古，西征之后的广袤领土与铁木真的孙子忽必烈同样绝缘。这些雄霸一时的草原帝国，皆不足百余年，甚至不足数年就面临国运衰退的局面。
有发展到鼎盛的游牧帝国，就有未盛先亡的。先秦时期的东胡，强绝一时，然而当匈奴崛起之后，竟然被打的分裂为鲜卑、乌桓两部。柔然在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崛起于草原，却因阿史那部的崛起和北周的精妙布局，迅速衰落。至于被疑似是月氏、匈奴、贵霜等残部融汇一体的嚈哒，同样尚未称雄中亚，即被萨珊波斯和突厥汗国(指西突厥一方)夹击，遂亡。这些争霸的失败者，从崛起到鼎盛，同样不足百年时间。
聊一些“非主流”游牧帝国
虽说草原帝国一旦发展鼎盛，即为发生分裂，但却存在回鹘这个特例。回鹘帝国比较特别，本为唐朝扶持用来掣肘突厥的一个地缘力量，后来逐步壮大并继续与唐保持联系。然而安史之乱后，趁火打劫的回鹘人以援助为名狠狠的勒索了一把唐朝。这之后，在整个丝路经商的中亚粟特人大幅度涌向回鹘，并深刻影响了回鹘帝国。于是游牧的回鹘居然成为古代草原帝国中唯一一个修筑城池的政权，这让回鹘相对于其他草原帝国，继承制度相对稳定，却因此丧失了高机动性的军事实力，最终被原先臣服其下的黠戛斯击败，往南往西溃逃。
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是历史上首个突破百年的游牧政权，然而它的统治逻辑并不是纯粹的草原模式。五代时期，沙陀人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国，这让大辽拥有了一块肥沃的农耕疆域。别看幽云十六州仅仅占据辽国疆域的一隅，但其人口却占据辽国总人口的六成以上。如此密集的人口和农耕生活方式，给了辽国一个稳固的财政收入来源。为了分别管理漠北和幽云，辽国建立了南北两院制度，实际上成为了二元模式帝国。《檀渊之盟》后，宋朝给辽的岁币虽然仅仅占据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但却对辽国收入意义重大，有了充足财政支持的辽国得以维系一套完备的官僚体系，长期稳固统治。
清朝，是非常容易被人混淆的一个政权，也是人们常常用来辩驳胡无百年运的案例。但是清朝既不是辽国的二元模式，也不是北魏的汉化模式，它是一个以中原农耕社会为基础，以漠北草原为军事仰仗的多元模式。
首先，源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洲人并非金朝女真人的直系后裔，而是西伯利亚通古斯人的一支为主体，杂糅了当时东北各渔猎部族的新族群，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游牧属性民族。其次，当满洲首领利用宗教、外交、军事等各种手段成为蒙古草原的大可汗，成为雪域高原的文殊菩萨转世活佛，成为中原皇朝的天子之后，他同样还是八旗共主。并且清朝的主要财政税收来源于农耕地区，统治重心在京师(京畿重地)和盛京(龙兴之地)一带，并不是漠北草原。
综上所述，但凡处于草原生活模式中，以草原游牧区域为主体创建的政权，当其发展鼎盛之后，均会因为内在统治逻辑的原因导致各地离心力大增，并伴随继承人的周期性内乱。所以才会产生历史上胡无百年运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