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北宋外交之惑: 不敢树敌却为何处处是敌?
“他们有世界上更好的粮食——大米;更好的饮料——茶;更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
这是英国人赫德《中国见闻录》里的记述。如果不加上时间背景,读者的眼前定会由此出现一幅繁荣大国的美丽画卷,而实际上,那是一个悲惨世界——他所说的,是行将就木的晚清。
一百年前,国尽可欺的清国咽下最后一口气,然而,即便是临死之前,它在携“中华之物力”上,仍还留有“余地”。清在入土的1911年,其经济总量仍保持在世界三甲行列。换句话说,它不是穷死的,而是病死的。
富甲世界却国尽可欺,腰缠万贯而不堪一击——此乃中原经济大国的常态。
提及富甲世界的中原大国,首先还轮不到百年前的清,而要更远追溯到千年之前的宋。
以下数据屡见今日 *** 报端:宋朝经济最顶盛的时候占世界经济总量百分之八十。中国以不足世界15%的人口,创造了80%的经济奇迹。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更大城市”,总人口不下200万。
这些数据,不知是否得到世界学界公认。如果上述经济总量记录属实的话,哪怕是一半属实,那么这个中原国家亦配得上“世界之一经济大国”的称号。而关于中国的东京(开封)曾是世界更大城市这一说,邻国日本倒提供了考证。日本首都原为京都,江户时代迁都江户,并将江户更名为“东京”,这多少算是艳羡宋都的“东京情结”,此情结亦可佐证中国开封乃中世纪“世界都城”也。
一个GDP上亿两的经济大国,对于周遭GDP数十万两的“野蛮部落”而言,简直是“天上人间”。按理说,这样的经济文化大国,应该超越大唐,引得“八方来贺”。
然而,宋中国的“国际地位”却是一塌糊涂——不是“八方来贺”,而是“八国来攻”。“经济大国”被三个“敌国”包围——西党项,北契丹,东女真。这三国,比起宋来,很穷甚至很小,但却敢主动攻宋。
世所共知,北宋奉行“金钱外交”,是中原王朝中“最不敢树敌的朝代”,这样到处送礼的经济大国为什么换不来“朋友遍天下”、反倒四面楚歌呢?
许多史学爱好者都认为,北宋不敢树敌却四处是敌的原因,是经济发达而军事削弱,是“崇文抑武”的国策削弱了军队战斗力,而“崇文抑武”的实质是什么?很多人没有深究。
其实,一个国家军队战斗力如何,不是由军队的人数武器决定,而是由功能决定的。“崇文抑武”的实质是“重安内轻攘外”,以吓唬百姓、“安内”为主功能的军队,怎么会是专打硬仗的虎狼之师的对手?
宋朝皇帝是怎么应对侵略者的?他们有自己的小九九——花小钱办大事,用金钱换和平。对“弟弟”契丹,在取得胜势的情况下,宋真宗还痛快地答应每年给10万两岁币银,就是因为10万两岁币银甚至占不到北宋年财政收入的1%,的确是个“小意思”。
然而,一味算经济账的宋皇们留下一个致命遗患——精神虚弱。经济损失不大,精神损失不小。他们的金钱外交等于向周边邻国发出“精神示弱”信号——不管谁来打我,无论你输我赢,最后都是我掏钱“交朋友”。如此,对周边国家而言,攻宋是个光赚不赔的买卖,何乐不为?
因为只算经济账不算精神账,所以两宋中国出现了民族精神的断层,秦汉以降“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原生态汉魂消亡,乃至虽然到处送钱,但还是在周边小国面前都抬不起头。
自宋起,“国富民弱不禁打”成为外敌的“中国印象记”,也成为他们一再喜欢对中国下手的主要原因。后来,一衣带水的日本崛起后,虽然也攻过俄国,但最喜欢的还是频繁拿中国“开刀”。为什么?就因为中国是个体弱多病的富农,对外送款大手大脚不差钱。日俄战争,日本虽然打赢了,但从物质财富上,没占到什么大便宜。所以,日本一再对中国发动战争,从对清国发动甲午战争,到对中华民国发动全面战争,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战胜中国,一举成为“世界暴发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