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代大戏剧家、散曲家：马致远生平介绍及历史评价
马致远(约1250年-？)，中国元代著名大戏剧家、散曲家，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元曲四大家，被誉为秋思之祖。
马致远是元曲四大家之一。元曲四大家的称呼元代已初见端倪。叶长海教授对元曲四大家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一说法源起于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周德清称：关、郑、白、马，一新 *** ，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虽然这里只是就戏曲音韵列举名家姓氏，但此说却成为明代所谓元曲四大家的嚆矢。
当时只是将几位戏曲家的名字并列在了一起，并没有所谓的四大家之称，是举例时把几位戏曲家放在一处，如钟嗣成《录鬼簿》的作家排列次序，先按时间先后分为若干组，再将同时的作家大体上以作品数量分列先后。曹楝亭本的首六名是关(五十六本)、高(文秀，三十二本)、郑(光祖，十五本)、白(朴，十五本)、庾(十五本)、马(十二本)天一阁则是关白庾高马王(实甫)。
马致远
元末明初贾仲明作【凌波仙词】：共庾、关老齐肩。元人的评论并不成系统，带一定的随意性，并非有理有据进行比较才定下的顺序，排序中掺杂了很多评论者的个人意见，且侧重点各有不同。如贯云办评论角度重造语、周德清则重视音韵、杨维侦关注观惩等等。论及这几位戏曲家也是举例而已，并无严谨的叙述排名或成为定称。但元曲四大家的称呼，无疑是对四人在元杂剧群英中的肯定，亦是其影响与地位的直接表现。
在明代的戏曲评论中，逐渐列举出的戏曲家的名字也逐渐集中起来，如朱权《元词记》谓：汉卿如琼筵醉客，致远如朝阳鸣凤，德辉如九天珠玉，仁甫如鹏搏九霄。又如蒋一葵《壳山堂外纪》卷六十八：马致远号东篱。元人乐府称关马郑白为四大家。等。这一时期冇了王关、关马以及元曲四大家等称呼。关马并称的出现，表现了戏曲理论家对关汉卿与马致远的推崇。
自元人《录鬼簿》以来，言元曲者多以关氏为先，而自明初《太和正音谱》以来，又有不少人以马氏为首。故而明清论家言元曲时，又常以关马为代表。如明代人推举王九思杂剧时称声价不在关汉卿、马东篱下(见王世贞《艺苑卮言》)。孟称舜称郑光祖关马之下，非其论也。清人金埴称《桃花扇》全秉巧习，独衧妙手，关马能不下拜耶。(《巾箱说》)凌延堪作《论曲绝句》亦称关马新声竞一时。
元曲四大家之明确的提出，是在明代前后，说法渐渐固定下来，只是顺序有所不同。如何良俊提出的郑马关白、蒋一葵提出的关马郑白，另有学者认为元曲四大家中应有王实甫，但提法众多。而关马郑白的顺序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近代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称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吴梅亦在《长生殿？记》中言道：几合关马郑白为一手。叶长海教授指出：至今中国文学史或戏剧史在提到元曲四大家'；时，多习惯称关马郑白，并不是今人均同意这种排列，而是此说已成了文学史的一个习惯语、口头禅，一个习见的符号。
马致远故居
元曲四大家的排名不能统一排成固定的序列，一是评论家个人有不同的喜好，很有可能因为戏曲评论家个人之偏好而改变排名位置；二是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都有自己的创作风格，不可能笼统地排名。四位元曲家均有自己独到的风格和各自擅长的艺术领域，可不统一为某种顺序。但元曲四大家的说法，绝对是对这四位元代戏剧家的十分肯定，表明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虽然马致远为元曲四大家之一，就目前人们的关注度来说，远远不及关汉卿。更值得注意的是，历代学者、评论学家在评论马致远时，往往喜欢将他与关汉卿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因两人风格迴异。关汉卿作品多是百姓的事情，人物充满力量的抗争。马致远作品大多围绕着神仙世界，人物多处于困顿境地。关汉卿所行发的主要是市井平民的情愫，而马致远作品中流湾的则是失意文人的悲怆；关剧是市井平民胸臆的外观，马作则是困顿儒生的 *** 。这也能解释为何历代喜爱马致远的评论家，比较排斥关汉卿。
在朱权《太和正音谱古今乐府群英格势》中，元一百八十七人中，马致远位列之一位。而关汉卿排名第十，并云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又谓睹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云云，洵定论也。。朱权与王骥德二位名曲学家，对关氏颇有微词。马致远和关汉卿都是元曲大家，为何会出现厚此薄彼之现象，以下的剖析有助于理解马致远在戏曲界的地位。朱权喜致远而疏汉卿，《太和正音谱》多从曲辞的角度评价，他称马致远朝阳鸣凤、花间美人，盖是评价其曲辞。
马致远曲辞飘逸、美丽，关汉卿的曲辞则通俗直白，不讲究言辞。朱权不喜好关汉卿就也在情理之中了。另外，朱权也是一位修行之人，一生寻求避世，晚年隐居修道。他与马致远自然志同道合，感受相近相同。而关汉卿的风格则更贴近百姓，他关注下层社会生活，关的曲辞也更加通俗易懂，情节围绕着普通市民。朱权则喜欢超然于世的杂剧，世俗百姓的题材朱权所不爱。王骤德在选本《古杂剧》的二十种选目中，他挑选了《青衫泪》、《汉宫秋》。而没有收录关汉卿的剧作。
他认为杂剧要贵婉丽而贱雄爽。可见推崇马致远的曲学家都更喜欢含蓄婉约的风格。马致远的归处在山林之间，与民间是疏离的，更疏离于社会，甚至疏离于物质世界。他的作品关注的不是人们对命运的抗争，对某种事物或者理念的争夺，而是一种超然世外的情感体验和感受，是最贴近艺术审美的。
